还有几个疑问：白璧德的学说如果被更早和更广泛地介绍到中国，那么，它是否也能成为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者的理论武器，至少是其中之一呢？白璧德学说和杜威学说，除却它们的很多分歧外，是否也具有某些一致性？自然，我们可以探讨两者理论渊源的相同之处，还可以看到，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儒家思想的很大认同——尽管这种认同的出发点和具体认同程度及侧重点有明显的差异，但这种一致本身，是否可能使得白璧德和杜威的学说，在被引进和应用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变革中时，产生殊途同归的实际效果？
今天，随着欧美学术界对杜威学说的不断再发现和再研究，随着杜威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再次被重视和充分研究，随着对“实用主义”这种学说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日益深入，也许我们有必要对其在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影响给予重新研究和定位。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研究其学说在今天，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是否还具有建设性的影响。例如杜威对主客体的一致性的强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说有极为相似之处，这是否意味着杜威学说中有着天然的与中国文化可以化合的因子？杜威在五四运动时期来到中国，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了直接的和比较深入的了解，这对其修正和完善自己的学说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其回国后所作的《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中，杜威不仅对五四运动有相对客观的评价，而且居然还认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阶段是太急功近利了。杜威的原话是“这场运动，在我看来，感情的成分多于思想的成分。其中还伴随着夸张和混乱，未能消化掉的智慧与荒谬的杂合，等等。一切都告诉我们，这场运动的开始阶段是太急功近利了”。但是，我们决不应该“讥笑整个运动，讥笑它不够成熟，不够深刻，讥笑它多多少少不过是把一些不相关的观点、把一些乱七八糟的西方科学和思想瞎胡拼凑在一块”。不成熟、不深刻、偏于感情，是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初创阶段难免的现象，只要给予必要的引导，完全可以使运动由不成熟、不深刻走向成熟、深刻，由一时的感情偏执，走向长久的理性建构。因此之故，杜威深信“正是这场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未来，奠定了一块最牢固的希望的基础”。转引自[美］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一个被冠以“实用主义”大师之名的学者，居然指责一个伟大的政治运动中的急功近利倾向，这本身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最后，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该如何看待那些被重点推介的“洋老师”？中国文化历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在解释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时，更是注重师承关系和同门、同乡等关系的作用。这种观念必然会影响到20世纪那些最早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留学生，他们对待其各自“洋老师”的态度，不仅依然受到其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由于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的迫切性，也导致他们一旦接受某位“洋老师”为其精神导师，就忠心耿耿，绝不背叛其学说。吴宓等“学衡派”对待白璧德如此，胡适等对待杜威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作为对立的双方，他们无意中都成为对中国文化传统最忠实的继承者，这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
相对于古代较为固定和简单的师承关系，近代以来文人之师承关系较为松散也较易发生变化。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在思想观念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弃旧求新”倾向，对恪守旧说的老师不再盲目崇拜，而能在思想上与其划清界限。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章太炎与其师俞樾的思想分歧，最终导致章太炎写《谢本师》公开与其决裂。自然，在情感上两人并没有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章太炎对俞樾如此，以后周作人之所以写《谢本师》批评章太炎，也是因为认为章氏思想上落伍。鲁迅对章太炎的评价同样是着眼于其学术上的成就以及思想上的退步，基本思路还是看重求新和守旧的关系。另一个学术界著名的例子就是1890年梁启超第一次见康有为后，立刻被其新思想震撼，从此尽抛旧学，成为康有为最得力的弟子。还有钱玄同，本来已经拜章太炎为师，却并不影响他再拜崔适为师。章太炎与崔适，一为古文经学大师，一为今文经学泰斗，两人治学思路截然不同。但钱玄同却看重崔适思想中强烈的“疑古”意识和古为今用治学方式，其实反映出钱玄同对一味求新的时代趋势之适应和迷恋。
其次就继承思想来源和文化资源方面，近代以来的文人师承关系更多地表现出“弃传统尊西洋”的倾向，也就是在寻求振兴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时，更看重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对“洋师”“洋学说”的认同和崇拜程度远远超过对本土老师的。这一方面体现为近代以来出现的留学热潮，一方面体现为对来华访问讲学之洋老师的尊崇，这种尊崇甚至到了盲目崇拜的程度。这方面的例证就是杜威和罗素的来华讲学，作为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文化界最具影响的精神导师，当年中国文人对他们的崇拜，堪称空前绝后。此外，泰戈尔和萧伯纳作为纯粹的文学家来华访问，也先后激起中国文学界极大的反响。
第三个特点似可概括为“以传统反传统”。由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师教、师承观念，任何背叛师门的言行即便到20世纪也还常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而恪守尊师之道却很容易得到社会认同。这就逼迫文人在思想启蒙与实施社会变革中遭受重大压力时，不得不利用传统的师生关系、利用老师的保护伞来保护自己，如钱玄同等章门弟子鼓吹白话文学时就利用了章太炎的有关学说并得到其师的默许和支持。自然这一点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发展，随着社会舆论对新思想和新学说的容忍度提高，以及对新型师生关系的认可，而逐渐趋于淡化并呈现为另一种形式的“以传统反传统”。例如常以“恶”的传统反对“美”的传统，以洋传统反对本土传统，以追求真理代替忠于师说。后两点不用解释，第一点则表现为传统师承关系中那种温情脉脉的师生情感，以及弟子对师说只能唯唯诺诺的现象日趋减少，而代之以敢于向老师挑战、论争的师生关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等说法的受到普遍认同就是例证。正是在这一点上似乎可以概括为“恶”，究其实质，就是反对传统的一味恪守师说、因循守旧的师承关系，而更强调“抽象式继承”其师辈学说中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涵，更注重对师说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与现代性转换。如此从形式上看似乎还是坚持传统，本质上却是以传统反传统。不过，也有部分文人，早年行事多体现为离经叛道，晚年反而逐渐保守，在门派传承方面亦然，最终从所谓的反传统又回归传统。
至于近代以来文人之同门关系，则可分为这样几种。一是关系密切友好型。此类又可分为双方地位平等、既相互尊重又相互帮助者，如钱玄同与周氏兄弟在新文学运动时期的交往。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双方关系极好，但因某一方处于强势导致另一方甘愿服从和尊重对方，鲁迅与许寿裳之间就是如此。鲁迅常常自豪地说：“季茀他们对于我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这个“无条件”就说明虽为同门，但鲁迅绝对占据支配地位。二是关系平淡型。双方交往不多但比较客气，观点虽不尽一致但始终没有公开争论，甚至能够在公开场合为维护同门利益而给予褒赞。应该说此类所占比例最大，例证比比皆是。三是因文学观念不同及其他原因导致形同陌路甚至决裂型。如钱玄同与黄侃、钱玄同与鲁迅后期等。四是“亦师亦友”型。本来同门之间关系当为平等，但因入师门时间早晚不一，或因各人成就大小不同甚至仅仅因为个性、性格等方面因素，导致同门之间也有甘愿认师兄、师弟为“师”的情形出现。或者名义上不称师，但实际以师相待。最后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同门关系，它与其成员的亲属关系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更加牢固的交往关系，这与中国传统文学发展过程中深受家族文化影响有关，康门弟子中的麦孟华及其兄弟、章门弟子中的周氏兄弟等即为此类。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20世纪中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多次文学论争，究其实质，除却政治因素的制约影响和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外，有些论争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门派之争。只是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进行宏大叙事式的概括，习惯于将发生的一切都简单归因于政治与文化观念的冲突，导致了他们对文人之门派传承关系的忽视。他们忽略了文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如师承、同门甚至同乡关系等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生命力的因素，可以在心理与情感层面，在看似平淡乏味的日常交往过程中，暗暗影响甚至很大程度上左右中国文学变革的方向。自然，强调门派传承的影响，并非否认政治经济等因素对文学变革的根本制约作用，而是要指出，任何一次文学变革都有其复杂的动因，而文人之门派传承关系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整体看，新文化运动萌芽期和发生期胡适和梅光迪、吴宓等人的分道扬镳，确实与他们文学观念上的分歧以及个性差异有关，但他们受到各自师承学说的重大影响也是不容否认的原因。此外，章太炎对新文学运动的态度可以视为门派传承关系影响文学变革进程的典型案例。众所周知，在胡适、陈独秀倡导新文学之初，章门弟子中除却钱玄同公开表示赞同外，其他人都持沉默态度。那么，在对待钱玄同的鼓吹白话文方面，是否章太炎的赞同或至少是默认最终引起了其他弟子的态度转变呢？1918年，章太炎在写给弟子吴承仕的信中，对当时正被提倡的新文学运动，发表了这样的意见：“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祐党人之召章蔡也。”这里章太炎把胡适、钱玄同等人称之为“浮薄子”，其不以为然的态度显而易见。不过这毕竟是师生之间的书信，在公开场合章太炎对钱玄同参与新文学运动没有确实表示反对意见。学术界通常认为，从章太炎的学术观和文学观来看，在表面的尊崇“古文”、严守家法之外，其实蕴含有反叛陈规、张扬个性的种子，其不拘一格甚至有些狂放的个性以及对魏晋文风的偏爱更是决定了章太炎治学的基本路向就是以国学为革命目的服务。加之章太炎早年的革命传奇经历以及他为宣传革命曾使用白话的文学实践等等，都使得章氏当其弟子赞同新文学革命时不太可能持反对态度，至多有些不以为然。而章氏这种不以为然，多半在于他看重自己的“老师”身份和在学术界的崇高威望，觉得自己无论是支持弟子鼓吹白话文学还是持反对态度，可能都有损于其大学者的声誉。而且钱玄同一开始就将靶子定位在“桐城谬种”的代表人物林纾和在北大的其他桐城派教授身上，恰好也符合章氏对林纾等人一向的轻视心理。对此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有深刻论述，眼光也很独到。钱玄同后来在回顾这一时期自己那些偏激的白话文主张时，也明确指出其思想资源来源于章太炎：“章先生于一九〇八年，著了一部《新方言》。他说：‘考中国各地方言，多与古语相合。那么古代的话，就是现代的话，现在所谓古文，倒不是真古，不如把古语代替所谓古文，反能古今一致，言文一致。’这在现在看，虽然觉得他的话不能通行，然而我得了这古今一体，言文一致之说，便绝不敢轻视现代的白话文。从此便种下了后来提倡白话之根。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章先生在浙江教育会上演说，他曾说过：教育部对于小学校删除读经，固然很对。但外国语修身亦应删去。历史宜注意。将来语言统一以后，小学教科书，不妨用白话来编。我对白话文的主张，实在植根于那个时候，大都是受太炎先生的影响。”
从同门关系看，则钱玄同对周氏兄弟和朱希祖的影响极为重要，此处只说后者。根据当代学者杨琥的考证，朱希祖在《新青年》北迁之初，其文学观念力主“骈散不分”而不赞同钱玄同、陈独秀等人的白话文学主张。但仅仅一年之后，他就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文的价值》和《非“折中派”的文学》等文，公开赞成白话文运动，而内在原因，就是作为章门弟子，当绝大多数在北大任教的同门（坚决反对者大概只有黄侃，而他最后也被迫离开北大）都已表态支持白话文时，朱希祖迫于来自同门钱玄同等人的巨大压力，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立立场而公开站在新文学倡导者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