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鲁迅日常生活研究
毫无疑问，客观地研究1911年至1919年间中国社会各区域的差别将能揭示出各种各样的不同情况，其中甚至会有一些是属于积极的进步事件。然而，在多数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眼睛里，这个阶段的全部景象无非是堕落、残破、腐败和野蛮。在中国，进化的洪流似乎总是要陷入令人沮丧的泥沼之中。
“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
学术界通常认为，辛亥革命之后的鲁迅，精神上陷入由失望导致的空虚乃至绝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五四”前夕，至他投入新文学创作开始“呐喊”才大致结束。也就是说，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之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以民国初年至“五四”前夕长达七八年的精神上的压抑、苦闷以及极度的空虚与绝望心态为前提的。这一时期，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尚在孕育之中，人们看到和接触的只是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前者因为对现实生活感到极度失望和痛苦，经常有“无事”可做的无聊之感，而后者因为还要在世俗生活中为谋生而奔波，倒是经常处于忙忙碌碌的状态。而且，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对于这样的忙碌生活似乎并不怎样厌倦，相反有时还感到比较满足。那么，“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这两者是如何既矛盾又统一地栖居在它们所共同依赖的同一“肉身”之中的呢？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对于以后鲁迅开始其伟大的文学历程又产生了怎样深刻的影响？
对此，笔者试图从这一时期鲁迅的私人记录，主要是日记中，从对鲁迅之日常交往活动与其他一些日常生活内容及形式的分析中，获得进入鲁迅复杂深邃之内心世界的密码。在讨论日记对于了解鲁迅心态的重要意义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日记这种对于作家而言属于“准”文学的写作形式稍作说明。有别于一般的文学叙事，人们记日记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他们回忆历史和了解自身，特别是记录和了解自身的心理以及具体的思想过程等等。现代医学专家认为，写日记具有某种医疗作用，类似于一种“写作疗法”，借此可以实现人与自我之间的对话。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其实就等于“对自我说话”，可以帮助人们进入自我的潜意识或无意识层次。因此，有时连日记的写作者本人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某些书写内容所具有的深层含义。最后，日记所构成的文本与自传不同，前者形成于正在经过的时间之中，而后者是在时过境迁后根据回忆写成。自传的写作往往以最基本的时间流逝为线索，但这种线索明显表现为主人公的成长历程。而日记的写作虽然也依赖时间，但仅仅表现为时间的流逝，日记的记录者在写作时无意按照预设的思路进行文字组织，也就是说日记中通常并没有作者有意突出的一些事件线索。鲁迅的日记，虽然主要是出于备忘目的而写，内容简单，基本上算是纯粹的记事体，但其中的内容乃至书写方式，仍然为我们了解鲁迅内心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资料，对此学术界早已认同。当然，鲁迅自己对于其日记的看法是首先值得注意的：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马上日记》）
因此，作为鲁迅长达二十余年基本没有间断之日记的开端，这1912年5月5日第一天的日记显然具有特殊意义。虽然已被多次引用，但为了更好地把握刚刚来到京城之鲁迅的心理，还是再引用如下：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一册。本章所有引用之鲁迅日记均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相关内容，以下只标明日记日期，不再一一注出。
看来北方单调的景色给来自南方的鲁迅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加之次日搬入绍兴会馆后即受到臭虫的“热情接待”以及来后不久就“微觉发热，似冒寒也”的身体状况，离家千里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之外地工作的境遇等，可以想见此时的鲁迅心情不会好到哪里。于是在5月10日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记述其无聊、无趣心态的文字：“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社会教育司是教育部的一个新设机构，在清朝学部时代是没有这一分科项目的。依其工作内容来看，基本上是属于社会文化工作外加自然科学方面的一部分工作，例如它所规定的工作内容是：
第一科：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
关于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事项。
关于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
关于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
关于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
第二科：
关于厘正通俗礼仪事项。
关于通俗教育及宣讲会事项。
关于通俗图书馆及巡行文库事项。
关于通俗教育之编辑、调查、规划等事项。
其他有关通俗教育的事项。
而鲁迅就是第一科的科长。
初到北京的鲁迅，为了摆脱人地两生的状况，尽快适应北方的生活和教育部的工作，自然会设法与自己的朋友同乡等建立联系。因此这个月的日记中，有大量鲁迅拜访友人、在京的同乡，以及他们来会馆看望鲁迅的记录。与此相应的是，鲁迅与家乡亲人之间的书信联系极为密切，这主要表现为与周作人的书信往来：仅仅二十几天时间，鲁迅给周作人写信六封，后者回复五封。此后数年，周氏兄弟大致以每月书信往来六七封的频率联系，如果加上他们不时互寄书籍等物品，则联系更为频繁。单身在外且正品尝包办婚姻苦果的鲁迅，对周作人来信的渴望自然格外迫切，以致当月日记中出现“苦望二弟信不得”的字样。同时，关于书信往来的记录构成了该月以及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鲁迅日记》的重要内容，甚至其中很多天日记的内容，全部是对书信往来的记载。
然而，家乡亲人的书信以及与在京友人同乡的往来，并不能抚平鲁迅那因教育部工作的单调乏味而倍感空虚无聊的内心。于是该月29日的日记，居然第一次简单到只有“无事”二字，鲁迅似乎连最基本的天气状况也懒得写下了。学术界早已注意到，“无事”字样出现在鲁迅日记中的次数之多，已经到了令人诧异的程度。
按照鲁迅对可以写入日记之事件的一般标准，个人的牙痛、胃痛，当天的天气状况、一日三餐吃的什么等极琐碎之事都可以成为日记的内容，则鲁迅在书写“无事”那天绝非真正的无事可记，而是感到生活的无聊、无趣以至于不再认为有任何写的必要。此外应当说明的是，日记中的“无事”与“休息”“休（病）假”等有明显的区别，绝不能等同，因此这“无事”二字，只能是反映了那时的鲁迅，内心是何等地空虚与绝望。为了谋生、为了挣钱养家，他不得不做那些无聊的工作；但在外人看来，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又是一个忠于职守，为做好本职工作而操劳的忙碌者。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5月29日这天是星期三，是鲁迅的上班工作日，他却记载“无事”。显然，在鲁迅看来这样的日常工作没有任何意义，若非为了养家，他绝不会将生命耗费于此。然而，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难道也无聊到了被视为“无事”的程度，难道与亲人书信往来、与友人的交往以及研究古籍等等也全部毫无意义？既然做任何事都没有意义，则活着岂非已经没有必要？
鲁迅的深刻在于他没有完全被这样无聊的日常生活所吞没，或者说“五四”之前的鲁迅，尽管还没有找到以文学创作来摆脱无聊空虚状态的途径，但早已意识到自我这种心理状态的可怕，如果不能摆脱或者至少在意识层面上意识到应该摆脱，则后果必然极其危险和严重：要么走上自杀或发疯之路，要么完全堕落，以混迹于红尘且以追求功名利禄为唯一生存目的。那么，此时的鲁迅，所找到的唯一合乎逻辑且能刺激和挽救自己免于坠入黑暗的途径，就是以对空虚的感受填补空虚，以对无聊的反感对抗无聊。
且看之后鲁迅日记内容中仅仅出现“无事”二字的次数和频率。
1912年自5月至年底，八个月的时间出现了12次，最多的一个月有4次。1913年则大致与1912年相同，“无事”之记载每月出现1到2次，全年为20次。1914年为22次，1915年为20次，1916年为19次，1917年为35次，1918年为40次。从民国初年到“五四”前夕，前几年出现的次数和频率比较平稳，但从1917年开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且开始出现连续三天均以“无事”为日记内容的情况，其内心中增长的空虚与苦闷可见一斑。
如前所述，鲁迅写日记不过是为了和自我对话——因为他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也许与二弟周作人的书信往来可以多少弥补这个缺憾却又不能完全弥补，而本应成为其最佳倾诉对象的妻子朱安早已被判定为永久的“不在场”者，这本身带给鲁迅精神上的伤害是致命的。尽管鲁迅认为自己写日记主要是为记事，但事实上，对于虽然已婚却以单身状态在外工作的鲁迅，写日记的过程就是被迫不断讲故事给自己听的过程，就是一种关于庸俗无聊单调重复生活的叙事。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单调”和“重复”：鲁迅被迫每天做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例行公事，这样的多次“重复”正是日常生活的本质，甚至连放假休息也因为是有规律的“重复”而变得毫无新意。尽管鲁迅可以尝试去做不同的事情，但连这尝试本身也不过是“单调”的“重复”。换句话说，被鲁迅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的这些有关个人日常生活的叙事绝不会令人兴奋，因为毫无惊险和刺激可言，它们只能给读者，也给鲁迅自己带来更多的无聊与空虚之感。更重要的是，按照“西马”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看似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其实具有意识形态性，但由于是以神秘且常不为主体所感知的状态出现和持续，因此会控制主体的思想并削弱主体的正常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日常生活使人们在满足的轮回中坠入世俗深渊的真相反而被掩盖了。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当他独自经历像鲁迅这时期的生活很多年后，还能保持精神上的正常状态。即便是像鲁迅这样意志坚强者，如果不甘于被这种日常生活所控制并免于堕落的命运，也必要寻求一些外力以获得支援，这也正是我们从其日记中所看到的。
在真正投入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我们看到鲁迅所指望和尝试获得的支援力量其实是以畸形方式出现的：一个是早已被很多学者指出的“抄古书”，一个是和好友一起逛旧书店购书、购古玩等，此处不再赘述；还有一个就是被多次记入日记的“病”。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疾病给人带来的除却身体上的不适和痛苦外，也更多地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如果疾病更多地发生在一个本来就陷入精神危机且又极为敏感者如鲁迅身上，则这些痛苦就会以成倍放大的方式产生影响。且看这一时期《鲁迅日记》中的几个例子。
在鲁迅刚到北京的1912年，短短八个月时间，其日记中关于身体不舒服乃至患病服药的记录就多达19次，身体不舒服的症状最多者为胃痛，其次是感冒。显然，这既与鲁迅单身在外地工作没有人照料有关，也与他初到北方水土不服有关。之后，其症状又多了一个“牙痛”，于是到医院治牙也多次被记入日记。1913年，有关上述症状的记录为20次（包括一次得病多日服药休息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这些症状的出现，似乎既比较看重又有些不以为然，例如有时明明胃痛发作，却还与好友不加节制地饮酒，多少带有以疾病自我折磨以求早死的心态，也即学术界早已认同的“等死（俟堂）”意识。但问题似乎不是这样简单，因为我们从日记中也看到鲁迅对这样庸俗乏味甚至充满痛苦的日常生活，有时居然还相当满足和留恋。1912年12月1日，其日记中破天荒出现了对北方自然景观的赞叹：“风而日光甚美。”这一天，鲁迅不但给周作人寄信寄物，又与友人会面且互赠礼物。当天晚上，他又接到周作人的来信。是否这些活动使得鲁迅的心情轻松，以致对当天的自然景色敏感起来，并认为有必要记入日记呢？当月26日之日记，再次出现对天气状况的较为详细的描述：“积雪厚尺余，仍下不止。……向午雪霁，有日光。”不仅如此，在12月31日日记中，连对所吃菜肴也有了正面的评判之词：“肴质而旨，有乡味也”，以至要与好友“谈良久归”。自然，这种对世俗生活的留恋与其说是发自文学家“鲁迅”，不如说是来自教育部职员“周树人”的，因为此时那个为我们熟悉的文学家“鲁迅”尚未出现或者说还在孕育之中。就在当日所记该年书帐的最后，出现了这样感慨的文字：“今人处事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鲁迅”与“周树人”，至此合二为一，回归对生活的清醒判断。正因清醒如是，则精神上之痛苦亦更为深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