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总论
《汉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淮南要略》云：“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今观儒家之书，大抵推崇教化，称引周典，《淮南子》及《班志》之语，诚为不诬，然《中庸》言：“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自此迄于篇末，旧《注》皆以为称颂孔子之辞。孟子曰：“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又引宰予之言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公孙丑上》。皆以为德参天地，道冠古今。《论语》载孔子之言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然又载其答颜渊为邦之问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其治法实兼采四代。“服周之冕”，为凡尚文之事示之例，即《论语》从周之义。乘殷之辂，为凡尚质之事引其端，则《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之义。知从周仅孔门治法之一端；孔子之道，断非周公所能该矣。案儒之为言柔也。汉人多以儒墨并称，亦以儒侠对举。窃意封建之坏，其上流社会，自分为二，性宽柔若世为文吏者则为儒，性强毅若世为战士者则为侠，孔因儒以设教，墨藉侠以行道。儒者之徒，必夙有其所诵习之义，服行之道，孔子亦因而仍之。此凡孔子之徒所共闻，然初非其至者。孔子之道之高者，则非凡儒者所与知。故弟子三千，达者不过七十；而性与天道，虽高弟如子贡，犹叹其不得闻也。《公冶长》。然孔子当日，既未尝自别于儒，而儒家亦皆尊师孔子，则论学术流别，固不得不谓为儒家。《汉志》别六艺于诸子之外，实非也。今述孔子，仍列诸儒家之首。
（第二节）孔子
孔子之道，具于六经。六经者，《诗》、《书》、《礼》、《乐》、《易》、《春秋》也。以设教言，则谓之六艺；以其书言，则谓之六经。诗、书、礼、乐者，大学设教之旧科。儒家偏重教化，故亦以是为教，《易》与《春秋》，则言性与天道，非凡及门所得闻，尤孔门精义所在也。参看附录一《六艺》。
六经皆先王旧典，而孔子因以设教，则又别有其义。汉儒之重六经，皆以其为孔子所传，微言大义所在，非以其为古代之典籍也。西京末造，古文之学兴。轻微言大义而重考古。乃谓六经为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传，别六艺于儒家之外，而经学一变，而儒家之学，亦一变矣。参看附录二《纪传说记》。今古文之是非，今亦不欲多论。然欲知孔子之道，则非取今文学家言不可。不然，六经皆破碎之古书，读之将了无所得，正不独《春秋》有断烂朝报之讥矣。今试就六经略敷陈其大义如下：今文《诗》有鲁、齐、韩三家。今惟韩诗尚存《外传》，余皆亡。《外传》及《诗》之本义者甚少。然今所传《诗序》，虽为《古文》家言，而《大序》总说诗义处，实取诸三家。魏源说，见《诗古微》。节取其辞，实可见《诗》之大义也。案《诗》分风、雅、颂三体。《诗大序》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政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其释风、雅、颂之义如此。《王制》：天子巡狩，“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公羊》何注曰：“五谷毕入，民皆居宅。”“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宣公十五年。盖古之诗，非如后世文人学士所为，皆思妇劳人，郁结于中，脱口而出。故闻其辞可以知其意，因以知风俗之善恶，政教之得失焉。诗与政治之关系如此。至其关系身心，亦有可得而言者。陈氏澧《东塾读书记》曰：《汉书·艺文志》云：齐韩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今本《韩诗外传》，有元至正十五年钱惟善序云：断章取义，有合于孔门商赐言诗之旨。案此指《论语》“贫而无谄”，“巧笑倩兮”两章。见《学而》、《八佾》篇。澧案孟子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案见《尽心下》篇。亦外传之体。《礼记》中《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引《诗》者，尤多似《外传》。盖孔门学《诗》者皆如此。其于《诗》义，洽熟于心，凡读古书，论古人古事，皆与《诗》义相触发，非后儒所能及。案读古书论古人古事如此，则其触发于身所涉历之际者可知。盖《诗》为文学，故其感人之力最伟，而有以移易其惰性于不自知之间也。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又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同上《阳货》。又曰：“不学《诗》，无以言。”同上《季氏》。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同上《子路》。《诗》与身心之关系如此。
《书》之大义，读《孟子·万章上》篇，可以见其一端。此篇载万章之问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又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而所谓天者，仍以朝觐讼狱讴歌之所归为征验，而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言以明之。盖立君所以为民，一人不容肆于民上之义，实赖孟子而大昌。数千年来，专制淫威，受其限制不少。岂徒功不在禹下而已。然此非孟子之言，乃孔门书说也。何以知其然？以孟子之言，皆与《尚书大传》及《史记·五帝本纪》同。伏生固《尚书》大师，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者也。《汉书·儒林传》：“儿宽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可知《书》之大义，存于口说者多矣。
《礼经》十七篇，今称《仪礼》。以古文学家以《周官经》为大纲，以此书为细目故也。其实《周官经》乃政典，与此书之性质，绝不相同。《唐六典》、《明清会典》，乃周官经之类。《开元礼》、《政和五礼》、《清通礼》，则仪礼之类。特多详王礼，非复如礼经为天下之达礼耳。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乃生活之法式。惟有礼，然后“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礼记·坊记》。非如后世，但有权力，有财产，便可无所不为也。今人多以礼为邻于压制，殊不知“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郊特牲》。条文节目，本当随时变更，故曰：“礼，时为大。”《礼记·礼运》。后人执古礼之形式，以为天经地义，而礼乃为斯民之桎梏；逆人情而强行，非复因人情而为之节文矣。此诚为无谓，抑且有弊。然要不得因此并礼之原理而亦排摈之也。《礼经》十七篇，用诸丧、祭、射、乡、冠、昏、朝、聘，说见邵氏懿辰《礼经通论》。实为天下之达礼。盖孔子因旧礼所修。其义则皆见于其传，如《礼记》之冠昏、乡射、燕聘诸义是，其言皆极粹美也。
《乐》无经。其义具见于《礼记》之《乐记》。此篇合十一篇而成，见疏。《吕览·仲夏纪》与之略同。盖儒家相传旧籍也。读之，可见乐以化民，及以礼乐陶淑身心之旨。
《易》与《春秋》，为孔门最高之学。《易纬·乾凿度》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此下疑夺一句。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澹泊不失”。“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周易正义·八论》论《易》之三名。案变易，谓宇宙现象，无一非变动不居。所以戒执一而有穷变通久之义。不易则从至变之中，籀得其不变之则。故致治之道，虽贵因时制宜，而仍有其不得与民变革者，所谓有改制之名，无改道之实；而亦彰往所以能知来，所由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也。简易者，谓极复杂之现象，统驭于极简单之原理。莫或为之，曾不差忒。此则治法所以贵因任自然，而贱有为之法也。此为孔门哲学之根本。其他悉自此推演而出，亦皆可归纳于此。
《易》与《春秋》相表里。《易》籀绎人事，求其原于天道。《春秋》则根据天道，以定人事设施之准。所谓“《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也。《春秋》之大义，在张三世，通三统。通三统者，言治法有忠质文之递嬗。故王者当封先代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以保存其治法。待本朝治法之弊，而取用焉。其说见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史记·高祖本纪赞》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即此义也。张三世者，《春秋》二百四十年，分为三世：始曰据乱，继曰升平，终曰太平。据乱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之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之世，远近大小若一。《春秋》所言治法，分此三等，盖欲依次将合理之治，推之至于全世界也。《易》与《春秋》皆首元。何君《公羊解诂》曰：“《春秋》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此谓治天下当根据最高之原理，而率循之，以推行之，至乎其极也。
然则何者为孔子之所谓郅治乎？读《礼运》一篇，则知孔子之所慨想者，在于大同。而其行之之序，则欲先恢复小康，故其于政治，主尊君而抑臣。尊君抑臣，非主张君主专制。以是时贵族权大，陵虐小民者皆此辈，尊君抑臣，政出一孔，正所以使小民获苏息也。其于人民，主先富而后教。见《论语·子路·子适卫》章。孔子未尝言井田。然观其先富后教之说，则知孟子言先制民之产，而后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其说亦出孔子。教民之具，以礼乐为最重。以其能感化人心，范其行为，而纳诸轨物；非徒恃刑驱势迫，使之有所畏而不敢不然也。此盖其出于司徒之官之本色。
孔子之言治，大略如此，至其立身之道，则最高者为中庸。盖无论何时何地，恒有一点，为人之所当率循；而亦惟此一点，为人之所当率循；稍过不及焉，即非是。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也。修己治人，事虽殊而理则一。修己者，不外随时随地，求得其当守之一点而谨守之。所谓“择乎中庸，拳拳服膺而勿失之”也。治天下之道，亦不外乎使万物各当其位。能使万物各当其位，而后我之所以为我者，乃可谓毫发无遗憾。以人之生，本有将世界之事，措置至无一不善之责任，所谓“宇宙间事，皆吾性分内事”也。陆象山之言。故曰“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也。此以行为言。若以知识言，则重在发见真理。真理谓之诚。所谓“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以上皆引《中庸》。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即此理。《尽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