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之主义，在乎兼爱。故其政治之目的，亦不过欲实行兼爱而已。墨子于此，殆分消极积极两种。今先就积极方面说：一，尚贤。
二，尚同。
墨子欲兼爱，势不能不尚同。尚同者，欲天下之人同立于一法仪之下，而绝无彼此之见殊；故可以交相利而不至于交相害者也。《尚同·上篇》云：“子墨子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养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相劳，腐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此言天下之乱，由于主义之众多，彼此不相容，故必当有以统一之，而后天下之乱可止。《尚同·中篇》云：“天下为发政施教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己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义其上，孙诒让云义当作乎。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誉之。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己有善不能傍荐之，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甚明察以审信。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赏誉，而畏上之毁罚。”
此墨子尚同之义，简括言之，凡下民皆当上同乎君上。上有过虽可规谏，然墨子之意，其所谓君上者殆必为贤而无过者。故下文接云：“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曰：凡里之万民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乡长固乡之贤者也，举乡人以法乡长，夫乡何说而不治哉？”
于是由乡长而国君，而天子，其尚同之法均同，凡此皆无“上有过则规谏”之说矣。可见墨子理想之中，必为绝对之贤者矣。于是有尚贤之说。《尚贤·上篇》云：“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至其所谓贤，则以义为标准。故《尚贤·上篇》又云：“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
此所谓义即贤也。盖天子选立三公国君，国君选立正长，既须贤者；而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亦当选用国内贤良之士也。墨子既以在位者必为贤人，故于尚同之事甚为专制。《尚同·下篇》云：“国君亦为发宪布令于国之众，曰：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国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国以告者，亦犹爱利国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国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国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若国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民见善者言之，见不善者言之。国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矣。计若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此所谓爱利恶贼，盖即视其与兼爱主义同否而言。故结曰：尚同一义。是在墨子主义势力范围之内，决不许有他主义发生矣。是故就其善一方面而言之，则可谓政治的统一主义，主义的统一主义。而就其恶一方面观之，则亦可谓政治的专制主义，主义的专制主义也。盖墨子之主义，以天下为单位，以天为标准，以天之意志为意志，而绝不许有个人之自由者也。故《法仪篇》云：“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
然则天下之人皆已丧失其个人欲恶自由之权矣。幸也天之欲恶，终不能告之于人。故墨子复为之说曰：“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法仪篇》。”
诚使天下之人，皆从墨子之说，则虽似丧失其自由之权，而推己以度人，己不欲人恶贼己，故己亦不恶贼人；己欲人爱利己，故己亦爱利人；如是，则己不侵犯人之自由，而人亦不侵犯己之自由；虽谓之自由，亦何不可？然天下之人，非同一机器所制成之物也；有仁暴之异焉，有贤愚之异焉，有强弱之异焉，焉能一一听命于墨子之说乎？有狡者焉，忽逞其贼人利己之术。将何以治之乎？于是墨子《尚同·中篇》复为之说云：“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则天菑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
夫不爱利而恶贼者，时或一人而已。而天之寒热不节等等，所罚乃不止一人。则狡且暴何所畏焉？且自国君以下，尚可曰各有上之赏罚以治之；若为天子之不仁则又将何如乎？于是墨子《法仪篇》又为之说曰：“昔之尧舜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
此其说亦似言之可信。盖贤如尧舜，未有不兴；暴如桀纣，未有不亡；故可托于天志也。然天下之贤者未必遂如尧舜，暴者未必遂如桀纣，则贤未必兴，而暴未必亡，而天之赏罚失矣。于是乎天下之人，乃敢肆为恶贼而无所畏矣。故墨子法天之政治，其结果适以为少数有势力者之利用而已。
乃今之谈墨学者，见《尚同篇》有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之语，见《尚同》上篇、中下篇语亦略同。遂谓墨子主张民选天子。梁启超、尹桐阳均有此说。而不知与墨子之恉大谬。《尚贤·中篇》云：“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王念孙云：故与胡同。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尚贤为政之本也。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
是墨子于爱人虽云无差等，而阶级观念则甚深厚。以主张“贵且智者为政则治，愚且贱者为政则乱”之人，焉得有主张民选天子之思想？且里长则国君所选，三公国君则天子所选，见《尚同篇》。国中所用贤良之士，又王公大人所选；《尚贤篇》。凡若此者，墨子皆绝无民选之意，岂有最高之天子，而反委诸民选者乎？然则墨子之意，以谁为选立者乎？亦归之于天而已。观上文所引《法仪篇》所谓“禹汤兼爱，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之语，益可证矣。盖墨子以一切本于天志，故以选立天子亦为天之志，而假于民以戴之也。
然墨子于阶级之观念虽深，而阶级亦非一定不变者，盖以贤愚为升降之标准。故《尚贤·上篇》云：“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刑，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则墨子之阶级，亦非一定不变者。唯其所谓举，仍为上之举下，而非下之举上。其云古圣王为政，列德而尚贤，以尚贤归于圣王，盖甚明白矣。然则虽谓墨子之政治，为主张开明专制，亦无不可者矣。
以上就积极而言也。再就消极方面言之，盖亦有二焉。
一曰：非攻。
二曰：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