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大师不了情
艺术上的探讨、学术上的争鸣，原本是正常之事。双方应心平气和、客观真实、互为尊重。这是最起码的文化修养，亦表现了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但读了《东方早报》2012年2月27日的《吴昌硕的北京，齐白石的上海》后，作者观点之武断，态度之傲慢，方法之简单，笔者实在有些莫名其妙，此种文风真是久违了。
该文的开头就将笔者写的《大师不了情——从吴昌硕、齐白石的〈竹石双寿〉图说起》一文，一棍子打死，说是“杜撰”。在本人提出商榷意见前，先作两个小小的更正，以作铺垫。该文说我讲吴昌硕、齐白石见面时，“二人合作了一幅《竹石双寿》图”。在我的文章中并没有这样讲过，不该无中生有。有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就是自己设靶自己打了。二是文章的结尾讲“一纸破绽明显的假画竟然卖出了2000万元的天价来！如何说——那张所谓的《竹石双寿》图，齐白石的边款是‘吴缶老之画不易得也。啸天将军藏玩。九十一岁……白石。’91岁的齐白石，当是1951年。”读文章要看得仔细些，不要急躁或浮躁，特别是具体对象要搞清楚或最起码要了解。啸天何许人也？乃是著名的国民党将领杨虎（1886—1966），字啸天。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1949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任政务院顾问。他和齐白石为好友，其夫人陶圣安曾于1950年拜齐白石为师，齐白石先后为杨虎伉俪作书画共九幅。此幅《竹石双寿》图，系齐白石于1951年在吴昌硕作于1921年（辛酉小满）的竹石图上补画了双寿鸟，而不是吴、齐合作于1921年。正因该文开始就大胆假设——吴、齐二人合作画《竹石双寿》图，才有文章结尾时的荒唐责问，究竟是谁的“破绽明显”？
一、吴昌硕的润格是他人送的吗
该文洋洋洒洒，笔者看后却哑然失笑。笔者写的《大师不了情》主要是写吴、齐1921年秋的一次会面及拜师、题写润格之事。但该文却王顾左右而言他，用了五分之四的篇幅去谈吴昌硕的两次北京行及齐白石的两次上海行，因而把篇名定为“吴昌硕的北京，齐白石的上海”，并自负地认为：过去许多资料琐碎而不清楚。其实，这是“皇帝新衣”式的感觉良好。关于吴、齐的北京、上海之行，在不少史料及传记中都有详载，如《百年缶翁——吴昌硕传》“第十章中年风云”中对吴昌硕1894年、1910年的北京之行均有相当具体的介绍（吴晶：《百年缶翁——吴昌硕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3、217页），吴昌硕的好友沈石友是翁同龢的邻居与姻亲，而沈石友的好友赵宗建与翁又是世家关系，并有恩于翁家。所以，沈是托赵将吴引荐给翁的。至于齐白石的上海之行，在多种《齐白石传》及《齐白石年谱》中均有详细的记载，在此就不必掉书袋了。
学术研究或文史考证，最忌或最怕的就是引用寄生材料或二手资料。综观该文，最主要的就是这么一小段，“《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的《综合卷》，收录齐白石卖画的三张润格，两张是樊山的，一张是吴昌硕的”，“此件南湖所赠也”。其实，该文的主旨就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什么“吴昌硕的北京，齐白石的上海”，这不是写旅行推介或游记散文。由此看来，这些材料根本不是第一手的。据我查考，樊山的润格直接出处是在《齐白石自述》中，“齐白石刻印润格：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樊山（1846—1931），名增祥，字嘉父，号云门，湖北恩施人。清末民初著名诗人，亦工于书法，齐白石曾师以其学诗文。吴昌硕润格的原始记录是在1921年的《白石杂作》。
齐白石润格：齐山人生为湘绮高弟子，吟诗多峭拔，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擅篆刻，得秦汉遗意。曩经樊山评定，而求者踵相接，更觉手挥不暇，为特重订如左：石印每字二元整张四尺十二元五尺十八元六尺二十四元八尺三十元过八尺另议屏条视整减半山水加倍工致画另议册页每件六元纨折扇同手卷面议吴昌硕看了以上“齐白石润格”后，稍有常识的人就会明白，字画可以转送他人，如此详细的润格，从“石印每字二元”到“屏条视整减半”再到“山水加倍，工致画另议”等，在润格本人不在的情况下，他人能代笔所定再赠送吗？也就是说必须由吴昌硕与齐白石面对面一项项商量议定的，何人能越俎代庖？史料考证使用的不是第一手材料或原始记录，却是会闹出“关公战秦琼”或“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笑话。
二、吴齐两位大家，都不在上海吗
该文说：“1921年，已经移居上海的吴昌硕78岁，本年他去过杭州西泠印社，时间很短；而定居北京的齐白石，这一年匆匆往返于京湘与保定之间，既为兵乱不断中的家人着急，又要受命在曹锟府上做西席，很是仓皇。吴、齐两位大家，都不在上海，哪来的交会时间？”
这段话不仅逻辑混乱，而且破绽明显。1921年，吴昌硕已不是“移居”上海，老人早在1912年就正式定居上海了。这一年二月，吴昌硕赴杭州西泠印社宴饮雅集，并有图记游，数天后即返上海。这一年老人已七十又八，年迈多病，已很少外出，都居住在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而吴齐相会是在这一年秋。请问吴若不在上海，又到哪里去了？该文也说：“本年他去过杭州西泠印社，时间很短。”“本年”是全年的概念，何时？是二月，那怎么会在秋天“吴齐两位大家，都不在上海”？据1921年8月26日上海《时报》载：“自日本画家竹内楼风、小室翠云二氏来沪与吴昌硕等中国书画家会晤后，以美术无国境，议定每年开中日联合画会，明春由本埠中日绘画协会发起，先开第一次展览会于本埠，乃开第二次展览会于日本，以后日本与中国轮流开会，所有作品之脱售者，其费即以充出品者之观光费用云。”可见这一年的初秋，吴昌硕不仅在上海，而且与日本画家商谈了中日画家办联合画展之事。而仲秋时节，吴昌硕的好友王一亭画了《冷眼天看图》，并自题：“人有千筭，天只一筭。筭而后觉，筭觉其半。性情天付，非筭能断。偶尔筭成，冷眼天看。辛酉仲秋，白龙山人王震写。”吴昌硕为其题诗云：“筭盘铁铸算不已，厘豪筭入大欢喜。一朝筭到九九八十一，倍所入者倍所出。倍所出处绕风波，不如不筭心平和，茶饭安乐子孙多。回首处，筭奈何！辛酉秋，一亭画，吴昌硕题，年七十八。”由此可见，1921年整个秋季，吴昌硕都在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