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寄给您两部书（复本），这两部书我本人很喜欢，我过去造访您时，发觉您对它们也感兴趣。普雷桑塞埃德蒙·普雷桑塞（1824—1891），法国（基督教的新教）神学家和国务活动家。的一本极好的书[6]，他是第一流的学者，而马·奥勒留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皇帝和新斯多葛派哲学家。著作的若利的译本自然是最好的译本，其译笔令我惊叹。[7]
下面我摘引列·尼·托尔斯泰的复信。普雷桑塞的书我也读过，可是作者的渊博却由于一个致命伤而归于徒劳。常有这样的骏马，比如一匹速步马，价值千金，可是遇到障碍却会猝然停步，中止前进，于是这匹既漂亮又强健的马便会变得分文不值。我涉世愈深，就愈看重那些遇到障碍而不会半途而废的人。您说您能容忍屠格涅夫。可是我却很喜爱他。说来好笑——我所以喜爱他，就因为他好比一匹遇到障碍而不会中止前进的马，能把你载到目的地；否则，尽管是一匹速步马，你骑着它，却哪儿也去不成，即使还没有掉进沟里的话。不论是普雷桑塞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俩遇到障碍就会半途而废；因此，前者空有学问，后者则空有智慧和良心。要知道，屠格涅夫能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长久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不是由于艺术性，而是由于他遇到障碍不会半途而废。[8]
我再引尼·尼·斯特拉霍夫1883年12月12日的复信。
如果这样，那就请您，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写有关屠格涅夫的文章吧。我是多么渴望读一些像您所写的那种内涵深刻的文章！而我们写的东西则不同，要不是给自己消遣解闷的玩意儿，就是演给别人看的喜剧。在我的《回忆录》里，我始终突出文学方面，要想写文学史的一页，但是无法完全克服自己内心的冷漠。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本人竭力只写他的优点；但是他所没有的品质，我也不妄加于他。您大概对我有关文学情况的叙述不大感兴趣。但是否能允许我直截了当地说呢？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判断虽然向我说明了许多问题，然而对他而言，您的话太委婉了。如果没有任何事物能超过一定的界限而深深地打动一个人的灵魂，那么，在这个人身上怎么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呢？我说“没有任何事物”，是就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而言的，我对他的灵魂的看法就是如此。啊，我们这些不幸而可怜的人！唯一的生路是背弃自己的灵魂。[9]
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激起我满腔愤慨。这个人几十年来出入我们的家庭，受到我丈夫真心实意的热忱对待，可是临了，他原来是个说谎的家伙，竟然对我丈夫进行如此卑劣的诽谤！我为自己，为自己的轻信，为我和丈夫俩受这个宵小之徒的欺骗而气恼。
令我感到惊异的是：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说，他在编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一直与他心中升起的厌恶感进行斗争。斯特拉霍夫既然对自己承担的工作感到厌恶，显然不尊敬他要写的那个人，可是却并不像任何一个自重的人处在他的地位所做的那样，拒绝进行这项工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不想使我这个出版者在物色传记作者时处于困境？但是，要知道，写传记的工作是奥·费·米勒自愿承担的，而且另外还有几位文学家（阿韦尔基耶夫、斯卡卢切夫斯基）撰写我丈夫的传记，准备以后出版。[10]
斯特拉霍夫在他的信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凶恶粗暴，而且胡扯了一个我丈夫十分专横地对待侍役的例子作为证明。我丈夫由于有病，有时候十分急躁，碰到他点好的饭菜迟迟不给他送来，就有可能大声叫喊侍役（除此以外，对待侍役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专横”的呢），但是这不说明凶恶，而只是性子急。侍役回答：“要知道，我也是人啊！”这颇不足信。在瑞士，平民是那么粗野，要是仆人受到欺侮，他不会仅仅以怨言来回答，而是能够并且敢于报以极其粗鲁的话，因为他充分估计到自己不会受到处罚。
我不明白，斯特拉霍夫怎么下得了笔，写什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凶恶粗暴”，“单单钟爱自己”？《当代》杂志由于斯特拉霍夫亲笔写的那篇拙劣文章（《决定性的问题》）而遭查封，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俩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斯特拉霍夫不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人吗？[11]如果斯特拉霍夫不写这样含混不清的文章，杂志能继续出版，在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以后仍能获得收益，那么，我丈夫就不用负担杂志的全部债务，他也不必在余年为偿还自己承担的杂志的债务而受尽折磨。真可以说，斯特拉霍夫是我丈夫的魔星，我丈夫不仅在生前受其害，现在看来，在死后，还吃他的苦。而且，斯特拉霍夫曾亲眼目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长时期接济他的亡兄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接济害病的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和继子帕·阿·伊萨耶夫。一个心肠凶狠、只钟爱自己的人是不会承担难以履行的经济上的义务，也不会主动关怀亲戚们的命运的。然而，熟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生活上的详情细节，却说他“凶恶”，“只钟爱自己”，这从斯特拉霍夫这方面讲，完全是昧心之举。
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和丈夫共同生活了十四年，认为自己有义务证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个心肠极好的人。他不仅对待自己的亲人，而且对待任何人，只要听到他们遭受不幸、挫折和苦难，都会表现出自己的好心肠。他不需要别人来求他，他会主动去帮忙。我丈夫的朋友中有几位权威人士（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捷·伊·菲利波夫、伊·阿·维什涅格拉茨基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维什涅克拉茨基（1831—1895），学者和国务活动家。），他利用他们的影响去解除别人的苦难。他把多少老人安置在养老院，让多少孩子进了孤儿院，又替多少不走运的人谋得了差使！他还阅读和修改过别人的许多原稿，很多次倾听别人的自白，就别人最隐秘的私事替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只要能为别人效劳，他总是全力以赴，决不会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他又以金钱接济别人，如果自己手头没有钱，他就在期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有时还为此而代人付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善行往往违反家庭的利益，我时而埋怨他如此无休无止地做好事；但是看到他为了有机会做好事而感到莫大的幸福，我就不能不心悦诚服。
斯特拉霍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妒贤嫉能”。但是他妒忌谁呢？所有关心俄国文学的人都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终身景仰普希金的天才，他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的揭幕典礼上关于普希金的演说词是颂扬这位伟大的诗人的最佳之作。
如果回忆一下我丈夫在《作家日记》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谈及列·托尔斯泰伯爵的那些言论，那就很难设想他会对后者的天才怀有嫉妒之心。试举1877年出版的《作家日记》为例：在1月号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谈到《童年和少年》中的主人公时表示，这是“对儿童的异常严肃的心理素描，写得极好”1877年的《作家日记》，1883年，页34。——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12]。2月号上，我丈夫称托尔斯泰是“具有极高水平的艺术家”1877年的《作家日记》，1883年，页55。——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在《作家日记》7、8两月的合刊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例，它能替我们向欧洲作出答复，我们可以指着它面对欧洲”1877年的《作家日记》，1883年，页230。——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接着，（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说：“在长篇小说的天才的一幕，即女主人公病危的那一幕中，作者表现了诗人的天才。”同上，页234。——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在本文的结尾，我丈夫说：“像《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那样的人物乃是社会的教师，我们的教师，而我们仅仅是他们的学生。”同上，页258。——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推崇著名的小说家冈察洛夫，不仅认为他是位“才智卓越的人”《传记和书信》，页318。——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娅注[13]，而且把他看作天才，真诚地喜爱他，把他称为自己最喜爱的作家。1877年的《作家日记》，1883年，页229—230。——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在青年时代，我丈夫对屠格涅夫的态度是热情的。他在1845年11月16日给哥哥的信中提到屠格涅夫，说：“可是哥哥，这是个多好的人啊！我几乎爱上他了。诗人，天才，贵族，美男子，有钱，聪明，有学问，二十五岁，——我不知道，大自然还有什么不曾赋予他？此外，说到性格，他又无限坦率，美好，有良好的素养。”《传记和书信》，页42。——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14]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信念方面与他存在分歧，但是屠格涅夫在1877年[3月28日（公历4月9日）的信中写道：“虽然我们之间产生了误会，我们的私交因而中断，但我还是下决心写这封信给您。我相信，您不会怀疑，这些误会毫不影响我对您的看法，我认为您是位第一流的天才，您在我们文学界理应占有很高的地位。]《屠格涅夫的第一本书信集》，1885年，页[315]。——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15]1880年，在莫斯科的庆祝会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谈到普希金的塔吉雅娜时说：“在我国文学中，如此优美的俄罗斯妇女的正面典型几乎没有重新出现——大概除了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中丽莎的形象。”《传记。回忆录》，页310。——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16]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待诗人涅克拉索夫的态度又如何呢？在他对自己的青年时代的回忆中，他始终觉得涅克拉索夫是可贵的，称之为塑造伟大的“符拉司”“符拉司”，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的人物。——译者注的伟大诗人。1877年的《作家日记》，1883年，页[390]。——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悼念涅克拉索夫的一篇文章中说：“在许多诗人（也就是说，具有‘新成就’的诗人）中，他的地位应该紧接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同上，页387。——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精通俄国文学的行家们承认，这篇文章可以被认为是追悼诗人的文章中的杰作。
我的丈夫对待我国杰出的作家们的天才和作品的态度就是如此，而斯特拉霍夫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妒贤嫉能，这是对他极不公正的说法。
但是，更为不公道，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的是，斯特拉霍夫竟然说我丈夫“道德败坏”，“他对肮脏的勾当心向往之，还为它们叫好”。斯特拉霍夫还举出长篇小说《群魔》中那个“卡特科夫不愿意发表，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在这儿把它读给许多人听”的情节作为证明。
为了对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作艺术性的描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必须写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某种可耻的罪行。卡特科夫确实不愿意发表长篇小说中的这一章节，而要求作者改写。卡特科夫的否定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难受；为了检验卡特科夫的印象的正确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把这个章节读给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阿·尼·迈科夫、尼·尼·斯特拉霍夫等朋友们听，但不是像斯特拉霍夫所说的那样，为之叫好，而是想征求他们的意见，来评判自己。当他们大家认为此一情节“过分真实”的时候，我丈夫便开始考虑这一在他看来对描述斯塔夫罗金的性格必不可少的情节的改写方案。改写方案有几个，在澡堂里的情节是其中之一（这是真实事件，有人告诉我丈夫的）。[17]有一名“家庭女教师”参与了这一情节中的罪恶活动，为此，我丈夫向之叙述此方案、征询其意见的人们（其中包括斯特拉霍夫）提出了看法，认为上述情况可能引起读者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指责，仿佛他通过对“家庭女教师”的这种可耻行径的控诉，反对所谓“妇女问题”，正如过去有人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把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写成杀人犯，企图以此来控诉我们的青年一代、控诉我们的大学生犯了这种罪行一样。
斯特拉霍夫为了泄愤，竟然毫无顾忌地把长篇小说改写后的这个情节，把斯塔夫罗金的卑鄙行径妄加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上；他忘记了，要搞这种经过精心策划的淫乱勾当需要很大的费用，只有十分富有的人才能办到，而我丈夫在经济上一生都处于困境中。斯特拉霍夫说，这件事是帕·亚·维斯科瓦托夫教授告诉他的，这更使我吃惊，因为这位教授从未到过我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此人相当浅薄，他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有关他在德累斯顿与某个俄国人相会的叙述可以证明这一点。《传记和书信》，页171。——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