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3月，在文学界开始流传关于莫斯科的普希金像已经落成、将于今春揭幕、预计将举行特别隆重的揭幕典礼的消息。我国知识界对这一事件十分关切，许多人打算去参加这项纪念活动。在莫斯科组成了揭幕典礼筹备会，而设于帝国莫斯科大学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决定举行大会以庆祝纪念像揭幕。协会会长谢·安·尤里耶夫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尤里耶夫（1821—1888），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曾任《俄国谈话》和《俄国思想》的编辑和出版者，1878年起为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会长。向一些杰出的文学家发出邀请信，希望他们参加这个盛典。[14]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接到了这样的邀请信，信中向他（也向其他文学家）要求，如果他愿意，请他在大会上发表纪念普希金的演说。在首都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传说，谈论当时两派——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代表们将要发表的演说；这些传说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激动，他宣布，如果健康条件许可，他一定前往莫斯科，在纪念普希金的演说中倾吐自己多年来藏在心头的思想和感情。同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表示，希望我能与他同行。当然，我很高兴去莫斯科，这不仅因为可以看到如此不寻常的盛典，而且也因为可以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健康情况令人担心（这我已经预感到了）的日子里待在他的身边。
可是我们同去莫斯科的愿望终于不能实现，这既使我十分扫兴，也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衷心的遗憾。当我们着手计算这次出门需要花费多少钱时，我们就确信，这非我们的能力所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向热爱自己的孩子们，自从我们的儿子阿廖沙夭折以后，他更为他们的生活和健康担心，连想也没想到过，我们自己走掉，而把孩子们留给保姆照管。这样，就得带孩子们一起走。由于莫斯科之行至少要一个星期，我们和孩子们在一个上等旅馆里吃住，加上到莫斯科往返的旅费，就得花掉至少三百卢布。况且，去参加这样的盛会，我也必须穿得挺括一点，即使说不到十分讲究，也得比较体面，这就要增加旅行的开支。偏偏我们跟《俄国导报》的账目有点搞错，因此向编辑部支钱有困难。总之，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犹豫以后，我和丈夫最后决定：我应该打消这个迷人的去莫斯科参加纪念会的念头。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一直把不能亲眼目睹我丈夫在普希金纪念大会上所获得的非凡成功看作是自己巨大的损失。
为了有可能在安静和自由的环境中考虑和撰写自己在普希金纪念会上的发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算提早去旧鲁萨，于是在5月初，我们全家就已经迁往别墅了。
1880年4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友人们告诉他，在《欧洲导报》上发表了帕·瓦·安年科夫的一篇题为《卓越的十年》的文章，其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这一类文章很感兴趣，要我向图书馆借阅该杂志的4月号。直到动身前夕，我才从朋友那儿借到这本杂志，我们便把它随身带走了。我丈夫看完这篇文章以后，勃然大怒。安年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命不凡，把自己的文学才能看得如此之高，竟至要求他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印刷得与众不同——即“在每页的页边上加上边饰”。我丈夫对这种造谣中伤十分气愤，立即就写信给苏沃林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苏沃林（1834—1912），俄国新闻记者和出版者，1875年起出版《新时报》；1875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此后两人一直保持友好关系。，请求后者代表他在《新时报》上声明，帕·瓦·安年科夫在《欧洲导报》上发表的有关“边饰”等等的说法并非事实，而且也不可能是事实。许多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年龄相仿的人，例如阿·尼·迈科夫，对那个时候的情况记得很清楚，他们对安年科夫的文章也感到愤慨；于是苏沃林便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书信和同时代人的证言的基础上写了两篇有关“边饰”的出色的短文，把它们分别发表在1880年5月2日和16日的《新时报》上。
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反驳词，安年科夫在……此处原文缺略。——原书编者注上答复说，他搞错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关“边饰”的要求是就他的另一部题为《普利斯梅利科夫的故事》的作品（从未写过）提出的。安年科夫的诽谤使我丈夫如此气愤，以致他决定，如果他在普希金像揭幕庆典上遇到安年科夫，他就装作认不得他，如果对方走到他的身边，他也不伸出手来。[15]
普希金纪念像定于5月25日揭幕，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决定提前几天动身，以便不慌不忙地拿到出席全部庆祝活动所需要的票子；除此以外，作为斯拉夫人慈善协会的副主席，他是该协会参加这次盛典的代表，必须订购向纪念像所献的花圈。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于5月22日启程，我和孩子们到火车站去送他。如今我怀着无限的柔情想起我丈夫在临别时所说的话：“你真可怜，我的安涅奇卡，你终究没有去成！这真遗憾，真叫人难受！我多么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走！”
面临的别离使我苦恼，主要是，我为他的健康和心情担忧，我回答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可是你应该宽慰我——必须每天写信给我，而且要写得详细，好让我知道你的全部情况；要不然，我会担心死的。答应写信吗？”
“答应，答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我每天都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个信守诺言的人，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仅每天给我一封信，有时候还给我两封；他是多么想使我避免为他担心，照例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全部告诉我。
我们在分别的时候估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次出门最多不过一个星期；两昼夜花在去莫斯科往返的旅途上，五天花在出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必须参加的纪念会上。我丈夫曾答应过我，他不会在莫斯科多待一天。但是结果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那儿不是待一个星期，而是逗留了二十二天才回家，他离家的这三个星期可以说是我惶恐不安、苦恼不堪的日子。
我必须提一下，1879年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埃姆斯回来以后，曾去看过我的堂弟米·尼·斯尼特金医生，请堂弟检查一下他的胸部，看看他在埃姆斯的治疗是否获得成效，我的这位亲戚虽然是个儿科医生，但对胸科的各种疾病也很内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相信这位医生，同时喜欢这个善良而聪明的人。当然，如同每个医生所做的那样，堂弟安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而且有把握地说，他将平稳地度过冬季，劝他不必为自己的健康担心，只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可是在我的一再盘问下，医生只得据实相告，说我丈夫的病情恶化，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肺气肿可能威胁他的生命。医生说明，肺部的小血管是那么纤细和脆弱，身体上的紧张随时有可能使它们破裂；因此，劝告他不要做剧烈的动作，不要挪动或抬举任何重东西，总之要我注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能让他激动，无论这激动是出于高兴或者不高兴。
虽然医生安慰我说，这种血管破裂不一定会导致死亡，因为有时候会形成所谓“栓子”，也就是血块，使血液不致大量流失；但是，可以想象，我如何惊慌失措，又如何战战兢兢地观察着丈夫的健康情况。
为了不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单独到一些人家去，在那儿，他可能会碰见某些他所讨厌的人，听到使他不快的谈话，我就向丈夫诉苦，说自己待在家里觉得寂寞，流露出想要参加社交活动的愿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来对我很少出入社交界感到遗憾，听到我的决定，十分高兴。这样，1879年冬季和1880年整个一年，我经常陪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友人家去聚会或参加文学晚会。为了参加社交活动，我为自己定做了一件黑色的丝绸衣服，买了两件彩色的头饰，据我丈夫说，这样的穿戴对我很合适。在晚会和聚会上，我有时候不得不耍点花招，以保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使他避免与他所讨厌的人碰面或参加令他不快的谈话。比如说，我请女主人在晚宴上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在离某位先生和夫人远一些的位子上；当我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急躁起来、与人争论得很激烈的时候，我就在恰当的借口下，把他唤到一旁，总之，我时刻保持警惕；因此，参加社交活动很少给我带来乐趣。
就在我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健康这样提心吊胆的情况下，我们却得离别二十二天，而不是我当初估计的一个星期。天啊，我在这段时间里，经受了什么样的苦恼，特别是当我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来信中知道，他回来的日期越来越推迟，而对他危害性很大的激动和不安的情绪却在增加。我想象到，他的这种激动不安会导致发病，甚至会重复发作，尤其是在他的癫痫病已经好久没有发、预计马上就会发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最可怕的推测。我想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会发病，在他还没有清醒的时候，就可能照例上楼来找我他每次癫痫病发作后还没有清醒过来，就要找我，因为在这种时刻，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有亲人在旁会使他安心。——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那儿的人会把他当作疯子，在莫斯科散布流言蜚语，说他有精神病；谁也不会保护他，使他在发病后保持平静，甚至会激怒他，惹得他做出丧失理智的行动，——这一切想法不断地折磨着我，我几次想下决心到莫斯科去，住在那儿，不和任何人见面，只是照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但是我知道，把孩子们留给保姆照看会使他日夜担心，因此我下不了决心去。我请求我的那些莫斯科的朋友们，如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病，就立即打电报通知我，那时，我便马上搭火车去。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纪念像的揭幕典礼延期举行，根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来信可以看出，他那不愉快的情绪在增长[16]，从而我精神上的痛苦也相应加剧。直到现在，经过那么长时间的间隔，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心情还不免感到沉重。
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如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信中没有谈到它，本来不值一提。这封信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开完大会就写的，在大会上，他的纪念普希金的演说获得了与会者热烈的赞扬。我在这儿要谈的是有关“马驹”的事。
我们的长子费佳自小喜爱马，每逢夏天住在旧鲁萨的时候，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老是担心他会被马碰伤：他当时只有两三岁，有时候挣脱老保姆的手，奔向别人家的马，抱住它的腿。幸而这都是些乡间的马，对孩子在它们旁边转来转去已经习惯，因此，没有出什么事。孩子长大一点后，就要求我们送他一匹真正的小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答应为他买一匹，但不知怎的没有买成。我在1880年5月完全偶然地买下了一匹马驹，后来却为此而后悔不迭。事情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天清晨，我和孩子们上市场去。当我们顺着佩列雷季察河的堤岸往前走的时候，一辆大车从我们旁边疾驶而过，车上坐着几个带醉意的庄稼汉。紧随着大车，有一匹体态匀称的马驹在奔跑，它一会儿赶过大车，一会儿又落在后面。我们对马驹十分欣赏，我儿子说，他要的正是这种马驹。一刻钟以后，我们来到广场，看见几个庄稼汉聚集在大车和马驹旁边，正在争论什么事情。我们走过去，听到一个稍有醉意的庄稼汉想把马驹卖给别人屠宰后剥皮，要价四卢布。他已经找到了买主；但是我由于儿子的请求，又加觉得杀掉马驹可惜，就提出愿意给六个卢布，这样，马驹便归我所有了。我对养马或者农务都一窍不通，看到卖主跑去“喝酒提神”，我就询问几个庄稼汉，马驹离开母马是否能活下来。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有些人断言活不成，另一些人则认为，这要看用什么来喂它，并且说，如果照管得好，它会长成一匹很不错的马。不过，已经没有犹豫的余地了，我们跟在大车后面走回家，马驹则在我们身旁奔跑。我在当天就把我们买马的事告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真想不到他收到我的信恰好是在他发表他那著名的演说、得到全体与会者热烈反应的那一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读了我的信，在兴高采烈的情绪影响下，添写了以下几个字：“吻马驹”[17]，他是多么需要把充满在他心中的激情和喜悦向大家倾注啊！
起初一切都很顺利，马驹一天喝五瓦罐奶，十分高兴，像条狗似的跟在孩子们后面跑。但是后来情况就不妙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了解马的脾性，发现马驹神态“忧郁”，就去请兽医来。兽医给了我们一些指点，但可能为时已晚，因为三星期后马驹就死了。孩子们沮丧至极，我则责怪自己，不该买下这匹马。固然，它在别的买主手里也会死的，但这样，我就不会对它的死像现在那样感到内疚了。
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莫斯科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