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起身，替睡梦中的孩子穿上长袜和鞋子，给他们准备好外衣，以防他们万一被带出屋子的时候着凉。接着，我拿出几条大床单，把我丈夫的衣服、笔记本和原稿全部包起来。柜子里和五斗橱里的东西——我的连衣裙和孩子们的衣物则包在其他的皮单里。干完这些事，知道最重要的东西可以保全，我就心定了。起初，我把所有的包袱都放到穿堂里，离大门近一些；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一次从外面探听回来，黑暗中在包袱上绊了一下，差点儿跌跤，在这以后，我就把它们留在房间里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止一次地取笑我，说火还在三俄里以外，而我已经在抢救东西了。然而，他意识到他的话不能改变我的看法，知道照这样把东西收拾起来会使我安心，他就让我每次听到警钟就“收拾行装”，不过，要我在假想的危险性过去以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回原处。
我记得，1875年春，我们从列昂季耶夫的房屋搬回格里布的别墅时，那所房子的看门人在跟我告别时说：“我最舍不得你们家的老爷走。”
“为什么呢？”我问，因为我知道我丈夫和他平日不打交道。
“那还用说，太太，只要夜里一有火情，大教堂响起钟声，老爷就立即来到我这里，敲我小屋的门，说：‘起来，不知哪儿起火了！’这样一来，连警察局长都说：全城没有一个人比列昂季耶夫将军家的看门人更认真负责了，只要警钟一响，他就站在大门口了。今后我可怎么办呢？我怎么会舍得老爷走啊？”
回到家里，我向丈夫传达了看门人对他的赞扬。他哈哈大笑，说：“你瞧，我有着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的长处呢。”
我们的生活按着常规一天天地过下去，长篇小说的写作进行得相当顺利。这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在去彼得堡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德·伊·科什拉科夫教授会过面，教授看到去年的矿泉水治疗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便坚决劝告他春天再去埃姆斯，以便巩固疗效。
1875年4月，我们不得不为出国护照而奔走。在彼得堡办这件事并不难；但是在旧鲁萨，我丈夫就必得从诺夫哥罗德的省长手里取得护照。为了要打听清楚我丈夫该怎样向诺夫哥罗德当局提出申请，该付多少钱等等，我就去找旧鲁萨的警察局长。那时候的警察局长是戈特斯基上校，大家说他是个不动脑筋、轻率行事的家伙，喜欢到附近的各个地主家去串门。警察局长一接到我的名片，便立即请我到他的办公室里，让我坐在圈椅里，接着问我找他有什么事。他在写字台抽屉里翻寻了一阵，递给我一本相当大的蓝封面的本子。我一翻开本子，使我大为惊异的是，其中有着如下的内容：“有关处于秘密监视下，暂时住在旧鲁萨的退伍少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材料。”[18]我看了几页，不禁大笑起来。
“怎么？我们处在您文明的监视下，我们的一举一动您大概都知道吧？这我可没有想到！”
“是的，你们家的事我全都知道，”警察局长傲慢地说，“不过，我可以说，直到目前为止，我对您的丈夫十分满意。”
“我是否可以把您的赞扬告诉我丈夫呢？”我带着嘲笑的口气说。
“可以，请您转告他，他表现很好，而且我估计他今后也不会给我找麻烦。”
回到家里，我便把警察局长的话告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到当局竟把我丈夫这样的人托付给这样一个愚蠢的警察局长监视，就觉得好笑。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到我带来的消息却感到心头沉重。
“他们对心怀叵测的人一概视而不见，”他说，“而对我这样全心全意忠于皇上和祖国的人却怀疑和监视。这叫人难受！”
由于警察局长的饶舌，那种令我们异常气恼、但弄不清其中缘由的情况得到了说明，我们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我从旧鲁萨寄往埃姆斯的信总是不在我到邮局里去寄发的那一天送走，而要被邮局扣留一两天。从埃姆斯寄到旧鲁萨的信也碰到同样的情况。我丈夫没有及时接到我给他的信，这不仅搞得他焦急不安，而且还引起他癫痫病发作，这可以，比如说，从他1874年7月28日（旧历7月16日）给我的信[19]中看出来。现在真相大白，我们的信暗中受到检查，是否把它们发出去得由警察局长决定，而这位局长却常常要到县里去待上两三天。
我和丈夫的信件（也可能他的全部来往信件）暗中受到某个长官的检查，这种情况在以后几年中仍继续发生，令我丈夫和我惶惶不安；但要摆脱这种困境却不可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没有提出解除警察局对他监视的问题，因为有些权威人士曾向他保证：既然他获准当上了《作家日记》的编辑和出版者，那么，对他的活动的监视也就取消了。但是，这种监视一直延续到1880年，那一年，在纪念普希金的大会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某位上层人物谈到了这一点，按照后者的命令，秘密监视被撤销了。[20]
七一八七五年。彼得堡之行。埃姆斯
2月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需要到彼得堡去一次，在那儿逗留两个星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与涅克拉索夫见见面，双方议定今后长篇小说的出版时间。他也有必要征求一下科什拉科夫教授的意见，因为我丈夫打算今年也去埃姆斯，以便把去年取得的良好疗效再巩固一下。
我丈夫到达京城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令人气恼的事，搞得他心神不宁：他被传唤前往区警察分局。由于他不能在指定的时间（九点）以前起床，他就在日间去，但是他在那儿一个人也没有碰到，他只得晚上再去。原来，我丈夫之所以被传唤是由于他持有的是临时居留证，而警察局要求他出示正式身份证，他却没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警察分局的副局长说明，从1859年起，他用的一直是临时居留证，他就是凭这证件领取出国护照的，从来也没有人要他出示别的证件。下面我引一段他1875年2月7日的信。“警察局的副局长也争辩说：‘一句话，我们就是不给您居留证，我们必须遵守法律。’——‘那叫我怎么办呢？’——‘把您的正式身份证拿来。’——‘我眼下到哪儿去拿呢？’——‘这不管我们的事。’如此等等。这帮人可真是些蠢货，他们无非想在‘作家’面前摆架子。临了，我说：‘在彼得堡有两万没有身份证的人，而你们却把一个众所周知的人当作流浪汉扣留起来。’——‘这我们知道，知道得十分清楚，您是全俄国有名的人物，但是我们得按法律办事。再说，您何必担心呢？我们明后天会发给您证件来代替您的居留证的，这对您来说不是一样吗？’——‘唉，真见鬼，那您为什么不早说，而要争个不休呢？’”[21]结果，他们把我丈夫的居留证扣留下来，直到他动身离开才还给他，没有给他换新的居留证，徒然给他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我丈夫在2月6日[22]和9日的信中满怀喜悦地告诉我他和涅克拉索夫的友好会见，告诉我后者在读完《少年》第一部的结尾之后的狂喜心情。“‘我坐着读了一个通宵，简直着了迷，按我的年纪和健康状况来说，这样做是不相宜的。’‘老兄，您的小说写得多么清新！’（他最喜欢最后描写丽莎的场面。）‘这股清新的气息在我们的年龄已经没有了，并且任何一个作家都没有。列夫·托尔斯泰最近发表的长篇小说中所写的不过是重复他原先的作品中我已经读到过的东西，只是在先前的作品中写得更好。’他认为自杀的场面和叙述是‘登峰造极之作’。你想想，他还喜欢开头两章。他说，‘您写得最弱的是第八章——那儿有许多纯粹外部的事件’，——有什么可说的呢？当我读校样的时候，我自己最不喜欢的也是第八章，我从其中删去了许多。”[23]
回到旧鲁萨以后，我丈夫把他和涅克拉索夫所谈的许多话告诉我，使我深信，他是多么珍视他和青年时代的朋友之间亲密关系的恢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那个时候和文学界某些人士的会见却没有给他留下如此愉快的印象。[24]总之，我丈夫在京城的两个星期是在奔忙和劳累中度过的，当他回到家里，看到我们大家都健康和平安的时候，他高兴极了。
5月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得到彼得堡去待几天，从那儿动身出国。这一次他很不乐意去埃姆斯，我费了很大的劲劝他不要错过夏天治疗的时机。他之所以不乐意去，是因为不愿在我身体不很健康（我怀有身孕）的情况下离开我，除了通常性的想家外，我丈夫还为我十分担心。
在我丈夫治疗已快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向我预示大祸即将临头：6月23日，我接到一封来自彼得堡的信，信中告诉我，在《圣彼得堡新闻报》上发表了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病重的消息。我不相信这封信里的话，就奔到矿泉的阅览室里，找寻昨天的报纸，结果在上述报纸第159期的新闻专栏上看到了如下的简讯：“据悉，我国名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病重。”
可以想象这条新闻对我所起的作用。我忽然想到，可能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癫痫病重复发作，每当那种时候，他总是痛苦难熬。但是也可能是脑溢血或其他的病。我在绝望中跑到邮局，给丈夫打了个电报，回到家里，在等待回电的时候，着手收拾行装，准备动身，决定把孩子们托付给鲁缅采夫夫妇照管。主人们试图劝说我不要上丈夫那儿去，但是我无法设想，在丈夫病危、可能身亡之际，而我却不在他身边。幸运的是，快到六点钟，我接到了报平安的回电。如果在我怀着身孕、又为丈夫和孩子们焦虑的情况下只身远行，那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每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确确实实，上帝把我们从灾难中救了出来！
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究竟是谁在报纸上报道了这条没有根据的消息，使我和丈夫经受了几个钟点的折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除了为孩子们和我极度担心以外，还苦于工作无法进展，从而不能按规定的时间交出《少年》的续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6月13日的信中写道：“最使我苦恼的是工作不顺利。至今我一直干不成工作，忧虑重重，缺乏信心，没劲儿动笔。不，不应该这样写文艺作品，不应该按订货的方式被迫写作，应该掌握充裕的时间，按自己的意愿写作。到最后，我觉得自己好像很快就会坐下来认真工作了，但是成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在这样的愁闷中，我有可能破坏‘思想’本身。”[25]
租用过冬住所一事也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大伤脑筋。虽然我们在旧鲁萨生活得很好，但是下一个冬天还待在这儿是困难的，特别是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算来年出版他早就想办的杂志——《作家日记》。问题在于：我们的住房是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路过彼得堡的时候找呢，还是等全家到了京城、在旅馆里安顿下来再找？这两种办法都有不便之处，我倾向于在我丈夫回国之际亲自前往彼得堡，和他一起去找房子。我丈夫考虑到我当时的健康情况，坚决反对这种办法。临了，我们决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彼得堡逗留两三天，如果在这期间他找不到房子，那么，他就来旧鲁萨。
一八七五年。小耗子
我们住在旧鲁萨的这段时间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情始终愉快而开朗，他跟我开的一次玩笑可以作为例证。
1875年的春天即将来临，有一天早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卧室里出来，眉头紧蹙，闷闷不乐。我焦急起来，问他是否身体不舒服。
“我身体很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但是发生了一件叫人烦恼的事：我床上有一只小耗子。我醒来后感到有样东西在我脚上爬过，我掀开被子，看到一只小耗子。真讨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脸上现出嫌恶的神情说。“少不得要在床上找一下！”他又添了一句。
“对，非要找一下不可，”我回答。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餐室里去喝咖啡，我就叫了女仆和厨娘，一起着手检查床铺：我们拿掉被子、床单、枕头，换了被套，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又移开桌子和墙边的书架，想找到耗子洞。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到我们忙乱的声音，起初呼唤我，可我没有应声，他便叫一个孩子来找我。我回答，我把房间收拾好马上去。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坚决要我到餐室去。我立即去了。
“怎么样，小耗子找到没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依旧带着嫌恶的神情问。
“哪能找到呢，它逃啦。但是真奇怪，卧室里连一个小洞也没有，看来，它是从前室跑过来的。”
“四月一号，安涅奇卡！四月一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我，在他那善良的脸上洋溢着亲切、愉快的笑容。原来我丈夫记起四月一号照例是愚人节，他想跟我开个玩笑，可我却信以为真，完全忘记这个日子了。当然，这事挺好笑，我们便开始借“四月一号”互相糊弄，我们的小家伙们（我丈夫通常是这样称呼他们的）积极地参加了这种愚人活动。
八一八七五年。廖沙出生，返回彼得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