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群魔》遭到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几乎一致的否定。在《光辉》杂志（1873年，第1期）以及《交易所新闻》（1872年，第83期）、《新时报》（1873年，第61期）和《呼声报》（1873年，第18期）等报刊上登载了尖锐的批评文章。在民主派的杂志《行动》和《火星》上出现了针对这部长篇小说的论文、评论、讽刺性的摹拟作品和抨击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德·米纳耶夫的论文（《行动》，1871年，第11期）和彼·特卡乔夫的论文（《病态的人们》，《行动》，1873年，第3至4期）。甚至在反动的《俄国世界》上发表的德·阿夫谢延科的论文中，作者除了对长篇小说具有倾向性这一点产生共鸣外，同时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缺乏艺术性，过于冗长和充满虚构的成分。（《俄国世界》，1872年，第315期；1873年，第5期）不过，阿夫谢延科在《长篇小说的社会心理学》一文（《俄国导报》，1873年，第8期）中的批评性意见十分温和。维·彼·布列宁发表在《圣彼得堡新闻》1872年第15期和1873年第6期上的文章就更加温和、含蓄了。（关于布列宁的情况请参阅本章“注释”8）应该指出，自由派的评论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抨击过火：他们诅咒这个作品，但实际上却拒绝对长篇小说本身进行分析。仅有的一篇保持客观与平静的语调，结合1871年至1873年围绕《群魔》所展开的论战，对这部长篇小说进行最详尽的分析的论文是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所写的《文学和杂志简讯》一文。（《祖国纪事》，1873年，第2期）参阅札莫京著《俄国批评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页131—167，其中收集了定期刊物上有关《群魔》的评论。还请参阅本章“注释”4和Β。Α。图尼马诺夫对《群魔》科学院版的注释（《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卷集》，第12卷，页257—272）。
[2]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作家和政论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是由后者的哥哥、著名的旅行家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介绍的。早在四十年代，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与这位旅行家接近，后来又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流放地与他重逢。尼·彼·谢苗诺夫是农民条例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谈的可能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3]在1865年11月8日（公历11月20日）给亚·叶·弗兰格尔的信和1867年9月29日（公历10月11日）给С。И。伊万诺娃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证实，早在他出国以前，他就有了出版《作家日记》的想法。（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页424；第2卷，页44）
[4]弗·彼·梅谢尔斯基于1872年开始出版《公民周报》；年底，他决定请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编辑的名义参加该报的工作。请求批准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公民周报》编辑的申请是在1872年12月15日提出的。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认为是过去的“国事犯”，处于警察局的秘密监视之下，梅谢尔斯基便亲自向第三厅厅长和主管人彼·安·舒瓦洛夫、Α。Φ。舒尔茨提出申请。（参阅Р。坎托尔的文章《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事》，《文学导报》，1921年，第11期；Ю。Γ。奥克斯曼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周报〉编辑部》，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一书，敖德萨，19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同意担任《公民周报》的编辑，不仅仅像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下文所写的那样，由于作家的经济情况拮据，而且也由于他力图直接加入文学和政治斗争。担任这个刊物的领导工作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有可能发表自己的政论文章，这个条件本身吸引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群魔》（被民主派甚至自由派的批评家们看作是对革命运动和现代青年的诽谤）的作者决定担任最反动的报纸的编辑，他和顽固地维护封建贵族特权的反动分子、改革的凶恶敌人弗·彼·梅谢尔斯基的联合，几乎被彼得堡的整个出版界看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向反动阵营的合乎规律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指望在担任《公民周报》的编辑职务期间，能取得行动的完全自由和独立。但是他不久就大失所望：梅谢尔斯基的监督和经常的干涉、彼得堡报刊愈益猛烈的攻击不利于自由的编辑活动，而且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界和新闻界的处境变得极其糟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编辑《公民周报》期间所经受的“精神上的痛苦”不仅仅是由梅谢尔斯基公爵的“敌人们”引起的；而绝大多数俄国刊物，除了《家常谈话》和《俄国导报》之外，都得归入上述“敌人”之列。（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参阅弗·索洛维约夫的《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页196—197）同时，内部的分歧也逐渐尖锐化；特别是梅谢尔斯基所写的一篇表示他希望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监督的文章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梅谢尔斯基之间“思想上的”冲突，结果导致分裂。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3年11月愤怒地写信给梅谢尔斯基说：“您的主张与我的信念完全相反，使我感到十分不安。”（《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88）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民周报》的工作情况，可参阅弗·彼·梅谢尔斯基《我的回忆录》，第1卷，圣彼得堡，1898年（这是一部极端片面的回忆录，梅谢尔斯基在其中避而不谈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冲突和分歧）；Β。Β。季莫费耶娃（O.波钦科夫斯卡娅）和М。Α。亚历山德罗夫的回忆录，收入《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Β。Β。维诺格拉多夫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公民周报〉的编辑和发表在该刊物上的小品文的作者》，收入他的《著述和风格理论问题》一书，莫斯科，1961年。
[5]亚历山大·乌斯季诺维奇·波列茨基早在四十年代就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年代给波列茨基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Β。Β。季莫费耶娃（O.波钦科夫斯卡娅）回忆道：“‘我对这个人怀有特殊的信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告诉我说，‘我一生中碰到任何艰难困苦、令人不安的事情，我总是求助于他，而且总能获得他的支持和安慰。’”（《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页162）在六十年代，波列茨基主持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兄弟创办的杂志《当代》上的“内部观察”栏，而在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1864年7月10日）以后，他担任《时代》的正式编辑，直至停刊。尼·尼·斯特拉霍夫在回忆录中介绍亚·乌·波列茨基时，说他“十分聪明，很有教养，除此之外，还具有特别可贵的精神品质、非凡善良的性格和纯洁的心灵，全心全意地赞同《时代》的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传记、书信和札记》，页272）关于亚·乌·波列茨基在《时代》所起的作用，请参阅Α。С。多利宁的文章《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办的两种杂志的审查许可经过》，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和研究汇编》，第2卷，页574—577，以及Β。Р。涅恰耶娃所著《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杂志〈时代〉》一书，莫斯科，1975年。
[6]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洛夫——教育家，历史学家，斯拉夫主义者，风行一时的专著《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的俄国史》（1896）的作者，在这部著作中，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斯拉夫主义的观点和信念。有趣的是，叶·亚·别洛夫在青年时代曾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而他的世界观实际上经历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的演变。在1873年，别洛夫是《公民周报》“书刊介绍”栏的积极撰稿者。他曾在1873年的《公民周报》上发表过几篇评论文章（第21、26、30、31、32期）。参阅Л。兰斯基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散失的信件》中叶·亚·别洛夫1872年8月24日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文学问题》，1971年，第11期，页212—213。
[7]参阅1843年12月31日、1844年1月和4月以及1846年10月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页66，67—68，70—71，100—101）
[8]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大概是指当时的评论界对长篇小说《群魔》的尖锐批评（参阅本章“注释”1）以及对长篇小说《白痴》的冷淡态度。自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把自己对同时代的评论家们的看法告诉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他觉得这些评论家大部分属于“敌人”的营垒。不论是沉默还是怀有敌意的评论都同样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难受。作家把一般读者的意见与那些片面和肤浅的评论文章相对比；作家在他的1876年笔记本中所写的日记中特别谈到了这一点：“支持我的总是公众，而不是评论界，在那些评论家中间，有谁理解《白痴》的结尾——这一有力的场面是文学中绝无仅有的？可是公众却理解。”（《文学遗产》，第86卷，页605）
至于维·彼·布列宁，他从六十年代后期起经常撰写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圣彼得堡新闻报》和《新时报》上，他写得很多，但绝不是始终写得深刻而表示同情的。例如，他在评价《白痴》时，认为这是“一本编写成的作品，由许多荒谬的人物和事件组成，丝毫也没有考虑到艺术方面的课题”。（《圣彼得堡新闻报》，1868年，第250期）布列宁写了一系列评论长篇小说《群魔》的文章。（《圣彼得堡新闻报》，1872年，第15期，页345；1873年，第6期，页13）自由主义报纸的评论家虽然指摘长篇小说的诋毁性的倾向，但却坚决不同意那些把《群魔》与列斯科夫、阿夫谢延科、马尔克维奇的长篇小说等量齐观的评论家。布列宁在他的文章中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长篇小说中甚至最有偏见的章节也是“真诚的信念的成果，而不像那些专写轻松读物的行家们的作品那样，屈从于群众粗野的肉体本能”。（《圣彼得堡新闻报》，1873年，第13期）正是布列宁的上述意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特别提到布列宁的这篇文章，因为这位评论家“在评价我的长篇小说《群魔》时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即使我改变了信念，我也是诚实的（就是说，不是为了做假，而是出于真心），而且[……]这句话甚至使我感动”。（《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卷集》，第12卷，页271）看来这一情况可以部分地说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回忆录》中为什么把布列宁与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相提并论。布列宁的那些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有分量的论文（《新时报》，1879年，第1087、1273、1357期）显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增加对这位评论家的好感，这在他妻子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反映；在上述论文中，评论家肯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新作，甚至认为，这部长篇小说，就其说明俄国生活的深度和创见性来说，“比最现代化的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悲剧和喜剧要更现代化十倍”。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1888年5月15日给布列宁的信中写道：“我的亡夫十分尊敬您；他珍视您那些有关他的评论，认为在所有他的评论者中间，您最了解他的思想和愿望。”（《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和同时代人往来的书信》，С。Β。别洛夫出版。——《贝加尔》，1976年，第5期，页140）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同时代许多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的评论家中间特别提到布列宁，但其实，她具有远为重要的理由提到瓦·尼·迈科夫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1823—1847），俄国文学评论家、政论家，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的弟弟，写有评论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章。——译者注，后者早在《谈谈一八四六年的俄国文学》一文（《祖国纪事》，1847年，第50期）中就提到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的相似之处，同时还指出两者之间的区别：“果戈理是社会诗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为心理诗人。”
[9]《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70。在这封信（1873年7月29日）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证实，他把梅谢尔斯基论丘特切夫的文章全部作了改写。梅谢尔斯基的那篇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修改的《回忆费·伊·丘特切夫，历历在目》一文刊登在1873年7月30日《公民周报》第31期上。（参阅别利奇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丘特切夫》，附有梅谢尔斯基的《回忆费·伊·丘特切夫，历历在目》一文。——《往事》，19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