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作家和政论家捷尔季·伊万诺维奇·菲利波夫在五十年代是新创办的《莫斯科人》所组成的小团体的著名成员之一。他以他的斯拉夫派思想——关于必须使俄国恢复彼得一世以前的制度和风习，回到推行牧首制和宗教会议的“科托希欣时代”的思想——对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阿波隆·亚历山德罗维奇·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俄国文学评论家，世界观接近斯拉夫派。——译者注、奥斯特洛夫斯基、皮谢姆斯基、波戈金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波戈金（1800—1875），俄国历史学家，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赞扬“官方的人民性理论”。——译者注等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捷·伊·菲利波夫关于东方问题和教会问题的斯拉夫派的思想观点对“根基论”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起过一定作用（可能还有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参加）。1871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阿·尼·迈科夫求教于作为宗教史专家的捷·伊·菲利波夫，自此以后，他们俩在精神上开始接近，建立了友谊。（参阅《文学遗产》，第15卷，莫斯科，1934年，页149—156，其中刊载了捷·伊·菲利波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
[14]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公民周报》撰稿的时期与后者接近，他竭力利用这位艺术家和政论家的才能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红色档案》，1923年，第2卷，页252）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七十年代所写的政论作品的反动倾向，波别多诺斯采夫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的作者是满意的。但是艺术家和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也引起这个忠君的廷臣的惊慌；这一点最为明显地表现在他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五部——《赞成和反对》的这封信中。波别多诺斯采夫甚至劝告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说中描写谋反的篇章付之一炬。“当艺术家手下的雕像塑造得不成功或者使他感到不满意的时候，全部金属就要重进熔炉。不过，话得说回来，任何艺术家都按自己的心意写作，如果您要等待下去，那么您可能永远也下不了决心发表自己的作品。”（《文学遗产》，第15卷，页139）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关系，请参阅下列文章：Л。Π。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七十年代的政界人士》，《文学遗产》，第15卷；Β。图尼马诺夫，《政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家和思想家》一书，莫斯科，1972年，页165—210。
[15]在四十年代，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曾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在那儿，他醉心于傅立叶体系的研究。（参阅Β。列伊金娜著《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一书中丹尼列夫斯基对傅立叶学说的阐述，此书由Π。Ε。谢戈廖夫编，莫斯科，1924年）1849年，丹尼列夫斯基因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案被捕，在彼得保罗要塞待了一百天，提交了一份简短的呈文，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无罪；因此，他被免于审判，但被逐出彼得堡，起初到沃洛格达，后来移居萨马拉。1853年起，丹尼列夫斯基为各种定期刊物撰稿，发表有关自己专业（植物学）和各种社会、政治和哲学问题的文章。1869年，丹尼列夫斯基在《霞光》杂志发表了自己的主要著作《俄国和欧洲》（单行本出版于1871、1888、1889年）。占据该书大部分篇幅的是丹尼列夫斯基关于欧洲的衰落和俄国独具的特点（正教、村社等）的看法，这些看法和斯拉夫派已经发表的观点相比较，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对当时来说，较有创见的是丹尼列夫斯基的政治观点，特别是他提出的解决东方问题的方案，这个方案是组织以京城君士坦丁堡为首的斯拉夫联邦。有关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对七十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和欧洲》一书问世四年后开始出版的《作家日记》的作者——在世界观方面的影响，可参阅Д。В。格里申著《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一书，墨尔本，1966年，页132—135。
[16]著名的美术馆的创建者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列嘉柯夫始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崇拜者。1880年6月，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在莫斯科的时候，两人特别接近，当时，他作为全市之长，积极参加普希金纪念活动的组织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1880年6月14日给帕·米·特列嘉柯夫以及1880年6月13日给后者之妻Β。Н。特列嘉柯娃的友好的书信可以证明这一点。（参阅Α。Π。博特金所著《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列嘉柯夫的生活和艺术》一书，莫斯科，1960年，页239—240；С。Β。别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散佚的书信》，收入《十七至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和社会政治斗争》一书，列宁格勒，19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后，帕·米·特列嘉柯夫于1881年2月5日写信给伊·尼·克拉姆斯科伊说：“大家说了许多，写了许多，但是他们是否真正意识到，这损失有多么大？这是位伟大的作家，除此以外，还是位热爱祖国的十足的俄国人，尽管他受过创伤。他不仅像您正确地称呼他那样，是位圣徒，而且是位预言家，教人为善的师长，他是我们社会的良心。”（《一八六九至一八八七年伊·尼·克拉姆斯科伊和帕·米·特列嘉柯夫通信集》，莫斯科，1953年，页277）还请参阅И。С。西尔伯施泰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特列嘉柯夫夫妇》，《文学遗产》，第86卷，页118—128。
[17]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洛夫写信给帕·米·特列嘉柯夫，报告了他于1872年4月底至5月上半月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画像的情况。（参阅《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九年画家们给帕·米·特列嘉柯夫的信》，莫斯科，1968年，页76—77）陀思妥耶夫斯基两次写到瓦·格·别洛夫的创作： 第一次是《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美术研究院画展》一文中提到他的画《乡村布道》（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卷集》，第19卷，页151—168），第二次是1873年出版的《作家日记》中《关于画展》一文中提到他的画《休息中的猎人们》（《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1卷，页73—74）。有关瓦·格·别洛夫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画像的比较详细的情况，请参阅И。С。西尔伯施泰因的文章《新近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遗忘的信件》，《文学遗产》，第86卷，页118—124。
[18]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2年和随后的几年在旧鲁萨逗留的情况，详见。Л。М。赖因努斯所著《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旧鲁萨》一书，列宁格勒，1971年；还有Д。Α。格拉宁的中篇小说《来回票》，《新世界》，1976年，第8期。
[19]除了上述Л。М。赖因努斯所著《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旧鲁萨》一书外，关于约·鲁缅采夫神甫的情况，请参阅悼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新闻报》，1905年2月12日（公历2月24日），第36号；Α。Β。科鲁格洛夫所写的《旧鲁萨之行》，《历史导报》，1895年，第4期，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约·鲁缅采夫本人有关在旧鲁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会面的回忆；Γ。Л。博格拉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稿》一文，《俄罗斯文学报》，1978年1月27日，第4号。
[20]旧鲁萨的那位医生指亚历山大·安谢利莫维奇·罗伊赫里，他是旧鲁萨矿泉水的管理人；而来到旧鲁萨的军医是Н。Α。申克。（参阅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的下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872年5月27日给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通信集》，页48—50）
[21]《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32—3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这个时期往来的书信，请参阅《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通信集》，页4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