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散步中，我丈夫通常总是丢开文学和其他方面的思考而得到休息，心情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开玩笑，说趣话。我记得，在音乐会的节目单上经常有索贝索贝（1820—1896），奥地利作曲家。——译者注的歌剧《诗人与农夫》的变奏曲和集成曲，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之所以喜欢这些变奏曲，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情况：有一次，我们在格罗森花园散步时，为了信仰问题而争吵起来，我用尖锐的言辞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断了我的话，于是我们便默默地走到饭店。我十分懊丧，觉得没理由破坏丈夫的良好情绪，就在这时候，我听到里面在演唱索贝的歌剧《诗人与农夫》的集成曲；为了要使他重新高兴起来，我就说，这“写的就是我们”，他是诗人，我是农夫，接着，我便随着剧中的农夫轻轻地唱了起来，我想出的这个花样中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意，他也就哼起诗人的咏叹调来。这样，索贝使我们和解了。自此以后，我们经常随着音乐轻轻地唱着主人公们的两重唱：我的丈夫哼诗人的部分，而我哼农夫的部分。这不易让人觉察，因为我们总是坐在“我们的橡树”下，与其他人保持一段距离。我们有说有笑，其乐无穷。我丈夫要我相信，他跟我在一起变得年轻了，好像我们之间年龄上的差别已不复存在。偶尔还发生一些趣事：比如，有一次，一根小树枝从“我们的橡树”上掉进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大杯啤酒里，随着小树枝还落下一只黑色的大甲虫。我丈夫嫌脏，不愿意喝这杯掉进甲虫的酒，他把酒杯交给侍者，要他另拿一杯来。侍者走掉以后，我丈夫后悔自己没有想到，应该先叫侍者重新送杯酒来，而现在呢，他可能只取出甲虫和树枝，然后把原来的那杯酒端回。侍者来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问他：“怎么，您把那杯酒倒掉了？”——“怎么倒掉，我把它喝了！”——那人回答，从他心满意足的神情来看，可以确信，他没有放过多喝一次啤酒的机会。
每天这样的散步使我们想起我们订婚以后那些美妙的夜晚，好像那种充满欢欣、坦诚和纯朴的时光重新来临了。
九点半我们回家，喝了茶就坐定下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着手阅读他买来的赫尔岑的作品[8]，我则开始写日记。在日记里，我用速记符号记下了我们婚后头一两年的生活情况，只有在我生病的时候，日记曾短时间中断过。
我之所以想写日记，原因很多：新的印象无数，我怕忘掉详情细节，再说，每天实践是不忘记速记术的最有效的办法，而且还能使技术不断提高。可是另有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我的丈夫是个很有意思的谜一般的人，如果我把他的思想和言论记下来，那会有助于我对他的认识和了解。此外，我在国外举目无亲，没有人可以诉说自己的感想以及我心中偶尔产生的疑虑，而日记就成了我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希望和忧虑向之和盘托出的朋友。
我丈夫对我的日记很感兴趣，他好几次对我说：“我情愿付出昂贵的代价，安涅奇卡，只要我能知道你用你的那些符号写了些什么；说不定满纸都是责骂我的话吧！”
“这要看情况：有赞扬的话，也有责骂的话，”我回答说。“该怎样写就怎样写。其实，我哪能不责骂你呢？谁胆敢不责骂你？”我用俏皮的问句结束道，那是借用我丈夫想数落我时对我说的话。
我们之间思想分歧的一个缘由是所谓“妇女问题”。作为六十年代的妇女，我坚决捍卫妇女的权利和独立，而对我丈夫看待妇女的（在我看来）不公正的态度感到愤慨。我甚至把这种态度几乎看成是对我本人的攻击，有时候，我就把这种看法向丈夫直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丈夫看到我郁郁不乐，便问我：“安涅奇卡，你怎么啦？是不是生我的气？”
“是的，我是生你的气：我们方才谈到女虚无主义者，你把她们骂得好凶啊。”
“可你不是女虚无主义者，你干吗生气呢？”
“我不是女虚无主义者，这是事实，但我是个妇女，当妇女挨骂的时候，我听了就感到难受。”
“可你是什么样的妇女呢？”我丈夫说。
“什么‘什么样的妇女’？”我冒火了。
“你是我的无比可爱、美妙绝伦的安涅奇卡，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你就是这样的人，而不是妇女。”
由于年轻，我不能接受他的这种过分的赞扬；我认为自己是个妇女，而他却不承认，这使我感到气愤。
顺便提一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确实不喜欢当时的女虚无主义者。她们对女性的任何特征的否定，不整洁的外表，粗鲁、做作的举止引起他的反感，而他所欣赏的正是我身上那些与她们相反的素质。后来，到了七十年代，当她们中间真正锻炼出一批聪明的、受过教育的、严肃地看待生活的妇女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对妇女持全然不同的态度。那时候，我的丈夫在《作家日记》中表示，俄国妇女大有希望。《作家日记》（《公民周报》，1873年，第35期）。——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9]
一八六七年。关于我们的争论
在我跟丈夫的争论中，使我十分气愤的是，他否定我们一代的妇女具有某种坚毅的性格以及对既定目标的顽强而持久的追求。例如，有一次他对我说：“让我们拿一件小事来说——举个什么例子呢？就拿收集邮票来说吧（我们恰巧路过一家商店，商店的橱窗里放着成套的邮票，引人注目）。如果一个男人经常从事这项工作，他就会收集，保存，即使在这件事上没有花费过多的时间，甚至收集的兴趣变得冷淡了，但他还是不会把它丟弃，仍然会长时间地保持下去，并且可能保持到生命的终结，借以回忆青年时代的爱好和迷恋。而女人呢？她心血来潮，想要集邮，买了华丽的集邮册，向所有的亲友们要邮票，弄得大家感到厌烦，为买邮票花掉了许多钱；可是后来她的愿望不复存在，华丽的集邮册也就乱丟在随便什么架子上，临了，把它当作惹人腻烦的废物丟掉算数。无论对待小事或者大事，她们都缺乏毅力：起初热情如火，可是从来不作持久和顽强的努力，争取达到既定的目标，获得可靠的成果。”
不知怎的，这次争论激起了我的好胜心，于是我就告诉丈夫，我要用我个人的例子向他证明，女人是能够长年累月地致力于她感兴趣的目标的。“由于我目前没有什么重大的任务，”我说，“那我就从你刚才指出的那件小事做起，自今日始，我着手集邮。”
我说到做到。我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拖到首先看到的文具店里，（用自己的钱）买了一本便宜的集邮册。一到家，我就立即把从俄国寄来的两三封信上的邮票剪下来，粘在集邮册上，从而开始了集邮活动。我们的女房东知道我的心愿后，便在她的信中翻寻了一阵，送给我几枚古老的TurnTaxis和萨克森王国的邮票。这就是我集邮的开端，至今已经坚持了四十九年。当然，我在集邮上从未花过大的力气，我只是把它们积聚起来，如今已积了[……]此处原稿遗漏。——原书编者注枚，其中有些是珍品。我保证没有一枚邮票是用钱买来的，而是我接到的信上的，或是别人送我的。我的亲友们知道我这个爱好，比如说，我女儿在寄信给我时总是附上各种价值的邮票。我不时在丈夫面前夸耀自己收集的邮票越来越多，他有时就嘲弄我的这个爱好。
逗留在德累斯顿的这几个星期里，发生了一件事，使我注意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性格中令我不快的特点，那就是毫无来由的醋意。事情是这样的：速记学教授帕·马·奥利欣得知我们打算在德累斯顿住一个时期，就交给我一封致蔡比格教授的介绍信，这位教授是加别利斯别格尔的弟子们所组织的团体的副主席，而我所学的就是加别利斯别格尔的速记术体系。[10]奥利欣肯定地说，蔡比格是个极好的人，他可能会在我们参观陈列馆或其他方面给予帮助。我来到德累斯顿后，迟迟未去蔡比格处，但我觉得不去送介绍信不妥当，最后我就下决心去找他。我到蔡比格家，没碰到他，便留下了信；翌日，教授回访了我，适逢我们俩都在家，他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团体召开的会议。
我们同意了，但是后来我丈夫又决定让我一个人跟着蔡比格去。他断言，他出席这种专门性的会议会感到乏味。
我们就照这样做了。速记术团体的会场设在维尔德吕弗尔大街上的……此处原稿遗漏。——原书编者注旅馆。会议已经开始，有个老头儿在作专题报告。虽然蔡比格邀我坐在他旁边的位子上，但我却坐在边上，寂寞地度过了半小时。到了中间休息的时候，教授把我领到主席跟前，向全体出席者宣布，我来自俄国，持有从事他们这项专项专业的人的介绍信。主席向我表示欢迎，我窘极了，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只是向他鞠躬致意。下面再没有专题报告，这个团体所有的成员都坐在一张长桌子边，一边喝啤酒，一边谈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我面前作自我介绍，我鼓起勇气，开始无拘无束地谈起来。我德语说得不准确，但却流畅，很快就“招引来许多崇拜者”（后来我的丈夫这样责备我），包括这个团体里所有的年轻人和老人。大家举杯祝我身体健康，请我吃浆果和馅饼。当九点钟蔡比格提出要送我回家时，我甚至用德语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感谢大家对我的殷勤接待，并且邀请大家去彼得堡；如果他们愿意前往，我保证加别利斯别格尔体系的追随者们将会受到俄国人同样友好的接待。总之，我为自己的胜利而欣喜，特别是我隔天在《德累斯顿通报》上读到了下面的报道……此处原稿遗漏。——原书编者注[11]
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另一种态度来对待我的“胜利”。当我告诉他接待的详情细节时，我注意到我丈夫的脸上流露出反感，接着，他整个晚上郁郁不乐；过了两三天，我们在散步的当儿碰到了速记术团体里一个面色红润、胖得像头小猪的年轻人，他向我点头致意，这就惹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跟我大闹一场，自此以后，我便不愿意接受由蔡比格邀我和丈夫一起参加的集体郊游。我丈夫重又表现出这种令我难以忍受、感到委屈的性格特征，这就迫使我更加谨慎小心，避免发生类似的现象。
在我们逗留德累斯顿期间，发生了一桩使我俩异常焦急不安的事件。有人告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全城都在风传，说我们那位在巴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皇帝被刺（行刺未遂者为别列佐夫斯基），而且行凶者似乎达到了目的。[12]可以想象，我的丈夫是何等焦急！他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热烈崇拜者，因为后者解放了农民而且作了进一步的改革。[13]此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这位皇帝是自己的恩人：在他即位以后，我丈夫十分珍视的贵族身份得以恢复。这位君王还准许我的丈夫从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14]，从而使他有可能重新从事他心爱的文学工作。
我们马上决定前往我们的领事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真所谓“面无人色”：他极其激动，一路上几乎都在奔跑，我担心他的病会立即发作（当天夜里终于发作了）。十分幸运的是，他担心得过了头，领事馆的人员告诉我们，暴行并未得逞，这使我们放了心。我们即刻提出要求，让我们在去使馆的人的名单上签上自己的姓名，以表示自己对这一卑劣的谋杀罪行的愤懑。整整这一天，我丈夫精神十分不安，情绪极其低沉：继卡拉科佐夫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卡拉科佐夫（1840—1866），革命者—恐怖主义者，1866年谋杀亚历山大二世未遂。谋杀未遂之后，很快又出现了新的谋杀罪行，这使我丈夫清楚地感到，政治阴谋的罗网已经撒得很开，他所十分景仰的皇帝的生命正受到严重的威胁。
我们在德累斯顿度过了约莫三个星期，有一次，我丈夫谈起了轮盘赌（我们常常回忆我们一起写《赌徒》的情况），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如果他现在是单独一人，他就肯定会去玩一下轮盘赌。后来我丈夫又有一两次谈到这个想法；于是，为了不愿意碍他的事，我就问，他现在为什么不能去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借口说，他不能把我独自留下，而两个人一起去则要花很多钱。我便劝说丈夫上戈姆堡去几天，保证他不在的时候我不会出任何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试图推托，但由于他自己很想“试试运气”，就同意去戈姆堡，把我留下来让我们的女房东照应。虽然我鼓足了勇气，但是当火车驶走、我感到孤单的时候，我就禁不住伤心起来，终于放声大哭。过了两三天，我接到了从戈姆堡寄来的信，我丈夫在信中告诉我，他赌输了，要求我给他寄钱去；[15]我满足了他的要求，但是结果他把我寄去的钱也输掉了，再次要我寄钱去，我当然照寄不误。但是我对人们在赌场上的激动心情根本不了解，因而把这种激动对我丈夫的健康的影响看得过于严重。根据他的来信看，我觉得他在戈姆堡一定焦急万分，心情异常激动。我怕他又会发病，心想，我不该放他单独走，应该跟他在一起，安慰他；每念及此，我就陷于绝望。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几乎成了罪人，因为在他这么艰难的时候，我却丝毫也不能帮助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