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郊区农民谭妙英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谭妙英
【访谈/整理者】陆杰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生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访谈时间】2011年10月6日，2012年1月12日、2月15日【访谈地点】青村敬老院【整理者按】谭妙英，1917年生，上海奉贤人。一直于当地务农。
1907年，我出生在奉贤泰日，我是属羊的。出生时，我父母还为地主看坟山，当地人叫“望坟山”，也就是受雇于地主家，看守他们的祖坟、祖庙。在当地人看来，这个工作是不光彩的。过去小孩找对象时我都不会说出来，因为说出来可能人家就不要我家人了。听父母讲，我们祖辈是从铜陵山迁来的，我阿太（曾祖父母）夫妻两个刚来奉贤时非常贫穷，听说甚至两个人只有三条裤子，可能没法谋生，就只好帮人“望坟山”了。以后好几代也给人家“望坟山”，到我父母那一辈还在做。而铜陵山在哪里，到我们这一代都不知道了，坟山的主人有没有变更，我们也不知道了。我家不再“望坟山”时我还小，大概十三岁还不到，所以对这段往事也不是很清楚。
父母为城里朱家“望坟山”。他家好像很有钱，在城里地位很高，我不记得东家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家是做什么生意的。他家的坟山非常大，坟墓都在西边，我们一般不会过去；东边有三幢造得很好的房子，祠堂周围种着很高很大的柏树，大概是他家的祠堂，我们平常就待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并没有棺材，只是一排排台子，土话讲“灶头牌位三尺长”，台子上供着许许多多长长的木牌，木牌两边都有镶面，一面还有个盖头，上面用金字刻着朱家过世人的名字，当时叫“牌位”，整个屋子除了供着“牌位”，什么东西都没有。清明或冬至时，朱家许多人会过来磕头。有一次，父母有事不在，要我一个人守着祠堂，快天黑时，他们还没回来，只听到风哈喇哈喇地吹，我急得要命。虽然知道屋内没有棺材，也没什么要紧的，但一个人守在这种地方总会自己吓自己的。
我们家并不住在祠堂里，东家另给我们两间房子住，离祠堂不很远，房子也不是很好，但还是可以住住的。东家把八亩地租给我们种，其中三亩的收成全部归我家，另外五亩要交租给东家。我那时年纪小，也不晓得要交多少。所以父母不会一直守着祠堂屋，时常要去种田的。我们家里总共只有三个人，我算是独养女，原本还有姊妹和阿哥，但他们五六岁时就死掉了，好像有一个是出疹子时生病死的。后来我去算命，算命先生说我命里就是“独路子女”，还说我是苦命。人家都讲独养女很开心的，但望坟山的家里，能开心什么？我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在我身上绑一圈稻草绳，让我去放牛，我拿根棒子，跟在牛后面赶它走。
隐隐记得大概在我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将三亩田里产的谷子挑出去卖，赚得七十八个洋钿，然后用这些钱在山下租了八分地，买些茅竹造起三间草屋，我们家才慢慢搬出去。后来不再帮东家“望坟山”，也就不在坟山里住了。东家又雇别人看坟山。解放后，那座坟山的几幢房子都被拆掉了。我们家在那里住了几十年，却被别人拆掉了。
出了坟山我就开始干农活了。我妈是小脚老太，脚用布绕起来，只有一点点小，她是老封建，还要给我绕小脚，那时我已经十三岁，脚长得蛮大了，她用布狠狠地绕我的脚，痛得我又叫又哭。看我叫得太厉害，我妈也心软了，她问我：“那你将来肯不肯赶牛耕田，愿不愿做苦生活？”我疼得受不了，只求她放开，所以马上答应了，我妈这才给我松开脚上的布。我妈长着小面孔小脚，而我不像她，长着大面孔、大手大脚，所以那以后我就一直要干苦活。我这一辈以前的女人大都绕过脚的，从我这辈开始才基本不绕小脚了。我外婆有四个女儿，三个都绕过小脚，包括我妈，我妈的小阿妹也像我一样，哭得死去活来，外婆才肯解开。刚开始，我妈还怕我没绕小脚要嫁不出去，但那个没绕脚的小阿姨也嫁出去了，她才放心。绕过小脚真的什么粗活都不能干了，甚至去井边挑个水都不行，一定要男的把水倒过来才能用，小脚女人根本挑不动，我妈连站都站不久，挑棉花、洗衣服、烧饭都要坐在小板凳上面才能干。我没绕脚，以后不光要挑水，还要干许多苦活。
爸妈在泰日又租了十亩地，我也跟着种田。收租大概是九月十四日，一亩地按八分起租，也就是东家收八成租，我们只能拿两成，比如收到一石米，一石有十斗，一斗米大概十六斤，我们要把八斗米交给东家。当然，也不一定光交米，钱、米、棉花，等等，东家都要的，反正东家要什么我们就交什么，棉花、稻谷、米都交过，总归种什么交什么，交去那些东西再折成钱记账。一般由账房先生和东家来收租，每次到快收成的时候，账房先生就先来说要收租了，交好租就记在账上，交不出来只能去借来交。东家是兄弟俩。起先东家会叫你过去吃饭，有六个小菜，有鱼，有肉，还有炒菜，吃得蛮好的，但意思是告诉你好准备交租了；第二次东家再叫你过去，就没得饭吃了，直接就要你交租。到后来，东家也不叫我们去吃饭了，只管叫我们交租，再后来还要涨租，那时真是很苦恼。有时过了交租时限，东家也会涨租，要你多交钱多交米。
交租的人也分几种，第一等交租钱，第二等交租米，第三等赖租米。种地要看天的，有时天气不好，雨水太多或天大旱，都会收成不好，这时就要央求账房先生，说自己要养大人小孩，让他先在账上写能交得起的，然后再去想办法交清租钱。账房先生也会来催，赖租米的话，东家和账房先生会叫来保人，大家一起见证，用铁犁夯掉田地，东家就把田给收回了。租交清楚就不会欠债，欠债是很难受的。地主倒还不是很坏，也不会打人，但不交租他会收田，田被收掉了还怎么过日子呢？懂道理的人就算借米也要交租的，而不聪明的人会想办法赖掉，但一年一年累积下来，债会越来越多，债多压身，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听。所以我们总是踏踏实实地做，老老实实地交租，欠下债一点一点还掉，心里就踏实了。
因为我不肯绕小脚，就要开始学干活，先学耘稻、插秧，秧插坏了要挨骂的，又要用铁犁耕田，跌一跤就弄得一屁股都是泥水，这时还要挨骂，说“侬脚风没得伐！”我爹骂好再教我，告诉我要把铁脚柄抓好。虽然我是小姑娘，块头还算蛮大的，戆头戆脑和男小孩一样，做事也莽头莽脑的。家里每年都种棉花，棉花开的时候一家都要到田里摘棉花。如果我摘得不好，要被父母打的，因为一朵棉花也值点钱，摘坏了他们会很舍不得的。我妈绕了小脚，走路都不方便，不好种田，更不能耘地，只能帮采棉花，她搬个小矮凳坐在田里采棉花。一包棉花有七十斤重，我们要做很久才采到一包棉花。家里还养了头牛，一天要吃很多草，我爸常要我到沟里割牛草，那种水草基本长在水沟里，我几乎每天都要浸在水里割草，尤其到冬天，水冻得要死。现在两只脚都有点病痛，就是那时留下的病根。
我十九岁时，父亲从隔壁村子带回一个男孩。原来我们两家也没什么来往，也没有见过几次。先是媒人来看看，过来送个小八字，上面写着姓名和八字，要看两个人的八字是不是合得上，这样就知道能不能一同过日子。双方父母同意，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我们就结婚了。
男人比我大一岁，他们家比较苦。婆婆和我娘一样，也绕了小脚。她生了五个儿子，两个儿子很早就死了；还有一个娶了媳妇，却是个哑巴；我男人是幺子，他和另一个阿哥都入赘到别人家去，也蛮作孽的。男人本来姓吴，入赘过来以后，就改姓谭了，名字也被换掉，以后叫谭建生。女的嫁到男方不要改名字，说起来重视男的，但男的入赘进来姓名全都被换掉。女人嫁入男方的话，男方要给买金戒指、项链、耳朵圈，等等；而他是男方嫁过来，他家里也穷，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我父母要给他叫钱的，父母一个人给他一个洋钿；而我去男方家，对婆婆叫一声“婆阿妈”，她只给我半个洋钿。那时一个洋钿值300个铜板，半个洋钿就是150个铜板铜板指铜币，洋钿指银元…
他家离我家有三里地。男方入赘过来，是不坐轿子的，因为他家穷，只有男女双方的两个媒人陪同。他穿一身长衫，戴一顶大帽，还是哥哥买的，还算值点钱，搓搓两只手啥都没有，两手空空就来我家了，真的是穷啊！入赘的女婿算是过继的儿子，所以拜天地的婚礼和喜酒都在女方家做。结婚那天摆了十桌喜酒，我们这边的叔叔伯伯等亲眷来了不少。结婚一年以后才去他家，中午，他那个哑巴嫂子摇船接我们过去，他们家摆了两桌酒，我们吃过中饭后就回来了，双方往来不是很方便，以后我们也不大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