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私立医院护士陈瑛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陈瑛
【访谈/整理者】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访谈时间】2011年11月1日、8日
【访谈地点】陈瑛家
【整理者按】陈瑛，1924年生，上海宝山人，解放前曾在私立怡和医院从事护理工作，解放后先后在公费医院、第二结核病医院工作，1981年退休。
谈起过去的事，让我想起许多，往往就睡不好了。
口述者2011年于家中
我老家在宝山镇上。那时宝山是个很小的城，还有城墙和东南西北四个城门。有个十字街，基本上都是平房，街道十分狭窄，对面房间说话，这边也能听见。街当中铺着一块块大石头，旁边是小石头。别说汽车了，就是其他什么车也很少见。
我爷爷早就过世了，我也没见过，奶奶挺能干也挺厉害的，我们都怕她。爸爸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应该是读过点书的。他在铁路上工作，做什么工作也不知道，大概查查票，总之不是开车的，靠工资养家，那时家境还可以。家里有五间平房，在城外有一点点菜地，只够自己吃，也不算农民，吃粮还要靠买来吃的。周围的邻居也不是很有钱的，比如做裁缝的，做小生意的，听说在西城那边有两家有钱人，解放后大概也算是地主了。那时小姑娘也不怎么出去的，我家住在北城，姑妈住在西城，我也不大去的。在我小学二年级时，爸爸发现肚子长了个东西，医生说要开刀，奶奶老封建，怎么也不肯，那时觉得在身上动刀是很可怕的，就让他回家休养，不久就去世了。现在想想可能他生的是癌症。爸爸过世后，奶奶就当家了，种点菜，再卖点家当什么的过日子。妈妈生了我们三个，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爸爸过世时，妈妈只有三十多岁，镇上有一个织毛巾的厂，她想到厂里去做。奶奶说：“一个寡妇怎么可以出去工作！” 奶奶是个很能干的人，妈妈又很老实，根本不敢响的，什么都听奶奶的话，那么也就算了。
宝山有个公家学堂比较好，但比较远。我七岁去附近的一个小学读书，那个学校并不大，学生的家庭比较困难。当时人家不怎么送小姑娘去读书的，一方面没钞票，另一方面觉得小姑娘将来总要嫁出去，没必要读书的，我家邻居的小姑娘几乎都不读书。刚读书时因为不能和邻居女孩玩了，我还挺不高兴的呢。我们一个班大约二十多人，小姑娘只有四五个，读书当中还不时有女孩子退学，到毕业时女同学就更少了。小学里教语文、算术，语文教过《唐诗三百首》，还有英文课，但教得挺马虎的，教了好久，还在教那几个字母，就随便念念。写字一般用毛笔写大楷，用铅笔写算术。小学里有个房间放着脚踏风琴，我们到里面上音乐课。我们也上体育课，还开过运动会呢。学校里有一个烂泥地的操场，长满杂草，只有一个篮球架子，一般只是男孩子去玩玩篮球，女孩子不去碰的，女孩子一般就跳跳绳什么的。那时的风气挺封建的，学校里并没有女老师，男女同学分开坐，每个人都有一张桌子，男同学坐一列，女同学坐另一列，男女之间也不讲话。也有男生很调皮的，男生和男生打打闹闹的，我们在旁边看看，老师就对女生说不要理睬他们。那时大人小孩都做布鞋穿的，因为读书才给我买了一双回力球鞋，那是宝贝得不得了的，也没什么书包的，用小花布做个布袋就算书包了。对我们的读书，爸妈也不怎么管，随便你读不读，但奶奶管得紧的。
姐姐读书比较专心，后来读到中学毕业，小时候她老骂我：“不好好读书，不用心，侬苦了！”哥哥读书也一向很好的，他很聪明，运动也很好，会打篮球，会踢足球。他音乐也很好，还跟着朋友学拉钢锯。钢锯是一种乐器，用琴弦在一片比木匠用的锯子宽一些的钢片上拉，左手不时弯弯伸伸，就能拉出好听的音乐。他拉得很好听。
我到初中刚报名，“八一三”事件1937年8月13日，日军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开始了历时三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就爆发了。我们家没有一个男人，就和大姑妈一家逃难，包了一条小船，还没上船，日本人的炮弹就呼呼地打来了。炮弹主要打吴淞口炮台的国民党军，但有时也会落到居民区。我们沿河到处逃，河浜里都是逃难的船，日本人到处打，我们也不敢上岸，小船这里停停，那里停停，两家人都挤在船舱里睡。大姑妈带了许多腌鸡腌鸭和粮食，总算有点吃的，就这样撑了几个月。从青浦、嘉定绕了一圈，才逃到上海。那时天已冷了，我们先住在虹口区的一个难民所，那也不是国家设的难民所，只不过是一个废弃的厂房，男女老少把被褥铺在地下就住在里面，各家用个小汽油炉随便烧点吃的。以后听后来逃出的同乡说，我家的房子都被炸塌了，我们就再也没回过老家。逃难时，哥哥也中学毕业了，但不管在船上还是在难民所，只有他一个人仍在专心读自己的书。
后来妈妈带姐姐到舅舅家去，舅舅也不是妈妈的亲生兄弟，是外公的过继儿子，他的房子也不大，妈妈在他家帮忙做做家务、做做针线，她住在那里也挺不容易的。不久人家给我姐姐介绍男朋友，她就结婚了。姐夫从同济大学毕业，是学电信的，后来在真如工作。妈妈那边住不下，我们只能分开来投靠人家，我跟着大姑妈到姑夫的弟弟家住。他在上海某个药厂工作，没几个月他介绍我进入一个私人的护校。第一次去面试，有个人跟我讲，要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最初是没有工资的，毕业后可以留在医院做护士，要我考虑好。
护校是私立的怡和医院办的，它位于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靠近淮海路。院长姓朱，是位外科医生，他租了一幢花园洋房，办起这个医院。内外科各有三个医生，别的科各一个医生，总共约有十几个医生，但没有妇产科。那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铁门边有个像亭子一样的地方作挂号间，靠街的汽车间就作门诊室，药房也在底楼。一进去是个天井，一边有个花园，内有假山草木，等等。一楼走廊很宽大，厅被改造成放好几张病床的大病房，小房间有六间，有的放一个床位，有的放两个床位，二楼还有床位，总共只能收三十多名病人。三楼是手术室和护士室，也没有电梯，病人做好手术还得把他抬下去。医院有个食堂，医生、护士都随意坐在一起，有两桌人，并不按等级分开，吃食也是一样的。病人另有食堂，做好饭就拎上去。
私人医院收费贵一些，服务也周到一些，一般医院不允许家属陪的，但私人医院允许家属一道住进来。来看病的人一般都是有钱人，开一个刀收很多钱的，所以病人不多但也赚钱。听说周佛海的小老婆也住在单间里，很大的一间，有阳台和卫生间。特别有钞票的人还请来特别护士专门照顾，病人的打针吃药就全由她负责，我们是不管的。特别护士不属于任何医院，只为个人服务，各医院的熟人也会给她介绍病人，这种护士一般按天计费，工资蛮高的。
我们一起读书的小姑娘有十几人，有的人回家住，其余我们几个住在宿舍，两间宿舍在医院的假四楼，房间不算太矮，人还能站起来的。读书不要学费，每天都读书，基本上不做工作，礼拜天也上课的。我也没时间去看妈，有时妈妈来看我，只能说几句话。休息时我们的娱乐只是说说话、逛逛马路。听说四川桥上有日本兵站岗，过往的行人都要向他行礼，如果有人吐痰就逼他趴在地上吃下去，我们很好奇。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提议去看看日本人，我们几个就一起出去了，远远看到日本人背着枪站在桥上，我们又很害怕，不敢走过去就逃回来了。
我们的解剖课是在医学院上的，尸体就浸在福尔马林液中，医生打开来给我们看看，讲一讲，我们并不动手。我们还学学内科、外科，等等，比如内科方面发生什么情况，应该注意什么，说要听医生的，护士不好自己瞎出主意，等等。主要是我们医院的医生来上课，外面的医生也来上课。记得有个荷兰女人来上课，用英文讲，我们根本听不懂，她也教得没味道了，不久只好走了。第一次看做手术，一圈人戴着口罩围着，那时我也不觉得害怕。护理方面先教怎么铺床，一开始学打针用一块纱布包着棉花练练，熟练了才在病人身上打。但血管针没办法的，只能在病人身上练。那时也没有现在吊针的设备，打葡萄糖要拿一个很粗的针筒，针打进去后护士要一直端着那个针筒，一直到打完。
两年后分配工作，我们成为助理护士，发工资了，才有礼拜天。刚工作时助理护士只拿十几元，后来加到二十多元，二十多元还买不起一双皮鞋，医生一般五十块以上，或者更多，我也不知道到底比我们多多少。护士和医生一样都穿白衣服，没有五颜六色的，但医生是宽松的白大褂，我们的衣服收腰，再束一根浆得笔挺的腰带，穿起来像连衫裙，蛮好看的，帽子也和现在一样，像馄饨皮形状。病人一般称护士为小姐，护理部主任一直没结婚，那时已是老太太了，大家还是叫她小姐。护士早上上班时要开个晨会，夜班交班给早班，交代一下哪个病人有什么情况，然后早班护士到病房铺房，再回到护士室分药发药，最后才打针。那时的护士比现在苦，现在的护士只管配药打针，其他不管的，那时医院没有护工的，躺在床上的病人都是护士护理的，要帮他翻翻身，以防止生褥疮，揩身、大小便等护士也要管的。但打扫房间有工人来做。那时病人并不塞红包给医生，也不给护士小费，因为如有特殊需要他可以请特别护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