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冬天，我们单位又并入奉贤车辆厂。我们大概算是上海第一家下放的企业，那时候大家思想都很好的，一声号召就跟着单位到郊区去了，再说财务班子以我为主展开工作，我不下去也不行。我们厂主要是生产卡车后的拖斗车，车间蛮多的，一年要生产几十个拖斗车。我平时工作很忙，要做资产负债表等一整套财务报表，还要把报表送到上海税务局争取名次，此外还有财务核算和固定资产管理等，比如车床的号数等都要记账，这些全都由我操作。每年还有中小企业合并进来，主要是些从上海下放的厂，也有奉贤当地的小厂，如奉贤农业机械厂等，前后共有十一次合并，记得最后并进来的企业叫上海恒温控制器厂。每次有工厂并进来，都要合并财务账，所以我们财务科工作量很大。
1964年全家合影
我一般不下车间，难得去一次，主要给车间讲解财务管理知识，比如车间的成本核算、月底的材料盘点与记录之类。到农忙季节，我们还要下农村帮忙割稻子、插秧等。这个厂算市属企业，是当地最大的一个企业，当地也蛮重视的，常常请我们去参加活动，当地的小厂也很愿意并进我们厂。
我家离奉贤很远，所以我平时就住在奉贤的员工宿舍，那时两个小孩还小，儿子只有五岁，只得请保姆照顾他们。工厂在奉贤南桥镇的北面，食堂在厂区，宿舍却在厂区外的街上，要走半个小时左右。我们财务科的三个女同志都是从上海来的，就住在一起，晚上我们一人拎一个热水瓶回宿舍。那时南桥有一个腐乳厂很出名，我们还经常到镇上去买腐乳。每月要到上海市区送报表，可以顺便回家看看。每周只休息一天，那时也没有直达的班车，交通非常不方便，每次回家都很困难。我们厂的大部分职工家都在上海，从奉贤南桥到西渡口，最初要徒步走二十多分钟，后来总算有了公交车，也仍然要十多分钟。到渡口等摆渡船又要等很久，所以我们从车上下来就狂奔，以赶上去闵行的摆渡船。从闵行到徐家汇坐公交车大约要四十分钟，再坐车子回家，每次总要折腾两个多小时才能到家。礼拜天我在家待一天，周一凌晨五点就出发回单位，走时天都没亮，孩子们还躺在被窝里睡觉。有的男职工为了省钱，还有人从市区骑自行车到奉贤南桥呢。
就在下放奉贤的这段时间，爱人单位又要把他派到湖北汉中的三线工程，甚至来动员我一块去。我们单位领导就想留住我，不仅不让我去，还说：“我们来安排她爱人。”于是，把他调到奉贤县工业局，单位就在南桥街上。这之前他在海关、进出口公司工作，那里职工工资都很高，他也有九十多块，但下放至奉贤，他的工资甚至比局长都高。单位里有些人心里不平衡，就想整他，加上他性格脾气也不太好，所以在那里他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好。
财务科原本只有我一个科长，1965年，有一个小厂并到我们厂，新带来一个财务科长，我想两个财务科长也不合适，但或许这就是一个回上海的好机会。一方面家里长期没人照顾；另一方面长期在单位吃食堂，整天吃卷心菜，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我回上海时去中山医院检查，医生诊断说有肝水肿，要我做肝穿刺。那时做肝穿刺很危险的，针穿进肝脏时，要紧紧屏住一口气，只要一松口，针就会划开一个口子。手术那天我排在第二十八床，听说前面手术的那个人没有屏住气，喘了一下，结果被划开一个很大的口子，马上大出血就走掉了。为此医生手都软了，也不敢再做，结果那天我的手术也取消了。医生跟我讲时我也极其心慌，但想想为了家里就做点牺牲吧。因为这场病我请了蛮长时间的病假，厂里知道我身体不好，1966年1月，终于让我调回上海，调入上海重型机械机修厂的财务科。听说后来该厂转成中外合资企业，现在发展得挺不错的。
五、 “文革”厄运
1966年9月2日，同事都去仓库开会了，也没叫上我，就留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当时我就感觉有些奇怪，但想到前一天开会还让我发言，也就没有过问，仍继续做我的工作。过了一会儿，一个人跑过来说：“侬过来一下。”我一过去就被塞进一辆车里，车子直接开到我家，就这样我家莫名其妙地被抄了。因为我是急急匆匆被拽出来的，当时连家门钥匙也没带，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门锁撬开，然后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几乎把房顶都给掀掉了，结果什么都没搜到。他们又把车子开到桃源村，在我娘家兜底搜。我家之所以被抄，还是因为丈夫弟弟的诬告，结果当然没找到任何违禁的东西，因为我们本身就没什么问题，又怎么会搜到呢？当天，单位食堂里贴出一张很大的大字报批判我，里面有一句话至今我还印象深刻：“经济大权掌握在谁手里？掌握在历史反革命家属的手里！”
解放初期里弄里开会，主持人往往会大喝一声：“黑六类站起来！”一开始父亲还主动站起来，而派出所的人看到他站起来总是很客气地说：“侬坐下来，侬属于民主人士。”那时我家原在亭林的土地一解放就交公了，房子也被改造为小学，同时由于父亲最早接受进步思想，也曾帮助过地下党，所以父亲并没被戴上地主“帽子”，而被定为“城市平民”，后来父亲常给街道写写字，还是街道干部。但我不知道这些情况，家里也没跟我说，刚解放时，我在表上填家庭出身仍写地主，就这样一直沿袭下来，直到“文革”时查家里的户口本才知道我们家根本不算地主，但那时也不能改了。因此，我的兄弟姐妹并没有一个人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他们都是党员。而只有我一个人受到家庭出身的困扰，不光如此，“文革”期间家里也因为受到我的影响，承受了不少磨难，所以我一直觉得对不起父母，虽然他们从没有责怪过我什么。
被抄家之后，我预计到有些人是意图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因此我主动向领导要求下车间。我说：“我已经不适合搞财务工作了，像我这样子的人怎么还能掌握经济大权呢？我想要下车间劳动。”领导劝我说：“这本来就是你爱人的事情，不应该牵累到你。”我说：“但是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再搞财务工作了。有些人跑过来在我办公桌对面一坐： ‘哎！侬给我开一张去北京的支票。’不开是不行的，因为红卫兵去北京串联是上面支持的，但你开给他，财务又怎么办呢？”在我的坚持下，领导还是批准了我下车间锻炼，我自己还主动将工资降到七十多元。一到车间，老师傅们觉得很奇怪，问我：“侬算啥意思呢？侬既没体力又没有技术，侬来算做啥？”我也蛮要强的，说：“我这种旧知识分子，必须下来改造思想啊！”实际上我的确没法做体力活，一个齿轮有几十公斤重，我根本抬不动。虽然一项技术也不会，但工人师傅都老好的，很愿意教我，我跟着他们学校丝管、倒齿轮角。我们厂是修机床的，机床上有一根丝管，不能误差半分，我刚做的时候，一下子校不好，而自己又很好强，不想让别人说自己没用，于是有时利用中饭时间去加班。倒齿轮角就是打磨齿轮，齿轮先在翻砂车间用模具做出来，送到我们这里时非常粗糙，要用白钢刀来磨，打磨光滑才能装配上机床。而磨刀要讲究角度，也要一定的技术，工人师傅常在一旁帮我。那时我想，以后做工人倒也蛮好的，起码不用再担心出事了。
在车间待了好几年，1970年上级公司有人来参观，看到我觉得我不像工人，问下来才知道我原来是财务科长，他们说：“你们厂有那么好的财务人才不用，就给我们公司用好了。”这样，我就回到办公室工作，但未回财务科，而是被调到本厂的生产计划科，这项工作压力也挺大的，要下达生产指标、核算成本，等等。这几十年我换了好几种工作，现在想想也不可思议，怎么自己都适应了，而且做得还不错。后来财务科的人调走，就让我回财务科继续担任财务科科长了。
六、 财会工作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后，财会工作逐渐得到重视，上海通用机械制造公司的党委书记点名将我调至新成立的通用机械技术研究所，担任该所的财务科长。
一辈子严谨认真的老财务科长
研究所当时做一个项目要有几百万元的项目经费进账，我就将暂时不用的经费存入信托公司，使这些款项在短期内生出利息，这样为研究所存下了不少结余资金，那时领导才知道有一个好当家有多么不容易。我还是蛮坚持财务制度的，领导也一般将招待费控制在3%以内。退休前夕，领导认为我可以报高级职称，我也没有要，所里党委书记对我说：“不能再让你当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你退休前一定要帮你解决组织问题。”1986年我从研究所退休，同年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各个单位都急需有经验的财会人员，他们到会计事务所招人，事务所就推荐我去，所以退休之后我又被返聘至电气集团的下属单位工作。单位领导都挺器重我的，报酬也相应有所增加。我七十岁生日时，他们还办了两桌酒席为我庆祝，我带教的学生把一个两层的大蛋糕拿到我家里，希望我可以继续留下来，我也不好意思推托，所以就这样一直工作到七十三岁才正式退休。
那些年我带教了许多年轻人，我一般先让他们在旁边看我如何工作，他们有不懂的地方就提出问题，然后再让他们亲自实践，实践中有问题了再来问我，所以他们进步都很快，可以马上适应工作。在南方工程公司工作时，我带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是山东人，那时他已经开始用计算机算账，而我只会用算盘，有时两个人数据核算下来有些误差，反复核对之后发现总是他算错了，他的计算机反倒没有我的算盘准确。有次“小山东”生病住院了，考虑到他单身一人在上海挺苦的，我就家里做了些小菜带去给他吃，希望能给他一些力所能及的照顾。我看“小山东”挺肯学的，就对领导说：“我年纪也大了，你们总要找人接替，与其到外面招人，不如自己单位培养一个接班人，我的这个学生不错，等到他能独当一面之后，我再扶他走一段。”领导一开始是同意的，谁想到最后却将自己的亲友调了进来，把“小山东”调到了单位的其他部门。我带过的学生对我都挺好的，这些年还常常来看看我。
晚年的生活还是蛮幸福的，我与儿子住在一起，媳妇对我也很好，总问我想吃什么，问我要买什么，孙女也总是抢着帮我做事情。我希望对孙辈的教育更严格一些，孙女总要独立生活的，现在就得教她学做家务。至于孙女将来做什么工作，当然要看她的兴趣，我想不要过于强调专业对口，主要还是看这个工作能否使人进步。她很聪明，肯定能很快适应不同的工作。从我的经历来看，要跟每一个人都搞好关系也是很难的，在工作中有些人不讲道理，我们也不能为了搞好关系而牺牲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