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初给城隍的不同封号来看，在儒者们的心目中，城隍不是一尊神，而是多尊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隍，如同都有自己的主官。城隍的责任，一是“鉴察”，即监察；二是“司民”，即处理民事。城隍和地方主官的关系，是一阴一阳的关系。他们共同执行着上帝所赋予的司民的责任。
关帝就是关圣帝君，这是儒教国家给关羽加封的神号。
关羽本是蜀汉一将，原籍解州，死后身葬湖北当阳县玉泉山，首葬洛阳。依儒教惯例，凡有功于国者均可立庙祭祀。但唐代以前，关羽庙名望甚低。唐代立武成王庙祭祀，关羽和张飞等作为历史名将从祀武庙。宋代继承唐制，无所变更。为了表彰历代功臣烈士，宋代还为关羽等置守墓人。元代仍以姜太公为武成王，立庙祭祀，只是从祀名额减至十人，有诸葛亮，不见有关羽。明初，朱元璋曾在南京为关羽建庙，称“汉前将军寿亭侯”。嘉靖时，改正错误，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永乐年间，又在北京建关羽庙。成化年间，朝廷命在宛平县东建庙，每年五月十三日由太常寺派官祭祀。这时，关羽的地位在众多武神中已经开始突出出来，但还是群神之一，没有获得全国通祀的地位。
清朝建都盛京时，就在地载门外建庙祭祀关羽。进入北京后，又在地安门外建庙，每年五月十三日致祭。顺治九年（1652），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更改原谥“壮缪”为“神勇”，并加号灵佑。此后，又陆续加号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等，升为中祀。
为表彰关羽，雍正三年（1725）还将他曾祖、祖父、父亲三代追封为公，咸丰年间，又追封为王。其后裔在洛阳和解州的，都授五经博士，并且世袭，以接续祭祀。国家每年春秋两季，由大臣和太常寺祭祀。大臣祭前殿，太常长官祭后殿行三跪九拜礼，舞用八佾，和历代帝王庙相同。
京城之外，直省也建关帝庙，一年三祭。祭祀之前，主祭官员要实行斋戒，不办理刑事案件。
清代对关羽的祭祀，事实上已经代替了武成王的地位。而从实际情况看，对关羽的祭祀，其盛况可能要远超史书的记载。不仅直省，府道州县可能都建有关帝庙。至于民间所建的关帝庙，可能更加普遍。笔者于20世纪70年代，在辽宁省朝阳县二十家子乡一个偏僻的小村里，还见到了关帝庙的遗迹，当时已经作为农民们的供销合作社，但门上的对联还可辨认。其上联为“兄玄德弟翼德威镇孟德”，下联为“师卧龙友子龙扶保真龙”。所说未必为实，关羽未必以诸葛为师，其对联也无甚内容，但对仗还大体工整。关庙竟建在这样的小村，其普及的程度可以想见。
关羽为神，其灵验的传说在民间可说是家喻户晓。而关羽为神的过程，典型地体现了儒教神灵的产生过程。有功有德的，都可祀以为神。经皇帝加封、列入祀典，就正式成为儒教之神。这样的神，也都可以管风雨雷电，管人生祸福。
天后或天妃，就是今天沿海一带香火甚盛的妈祖。
据《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1278）八月，“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而《元史·祭祀志》载：“惟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明代永乐七年（1409），封南海女神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据刘基《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可知，当时天妃祭祀已经非常普遍（“薄海州郡，莫不有天妃庙”），而且天妃乃是海的精灵。在刘基看来，地与海都为阴类，海没有地大，所以地称后而海只能称妃。到清代，天妃被封为后。据《清史稿·礼志》：
圣祖朝，成都祀诸葛亮；福建及各省祀天后宋林氏女。
仁宗朝，追封天后父积庆公，母曰夫人。
把南海女神和宋林氏女合为一神，与将文昌星和张亚子合为一神类似；追封其父母也和追封关羽三代类似。天妃或天后，是元代以来国家正式列入祀典的神灵，不只是民间的信仰。而且从正史所载来看，这尊神其开始，也是国家对南海女神的赐封，而南海神，则和其他岳渎神灵一样，早就是国家正式祭祀的神灵。依清朝定例，神灵封号，至四十字就不再增加，但光绪末年，天后的封号已经加至六十字，还又加上“嘉佑”二字。说明清代国家对天后的祭祀，也是格外看重。如果说元代国家祭祀天妃，主要是为了海运，那么清代对天后的特殊礼遇，当是与鸦片战争以后的外患有关。
与城隍、关帝等相似的还有文昌祭祀。文昌原是“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史记·天官书》）。这六星，原则上是国家祭祀的对象。有的儒者把它们解释为《尚书·尧典》所说的“禋于六宗”的六宗。但是把文昌说成是某位姓张的人，名叫张亚子，则完全源于民间。据唐代孙樵《祭梓潼君文》，该神就是张某。元代封张为帝君，此后又认为文昌帝君在周初为周仲，亦即张亚子；在隋为王通，并且得到国家的正式承认。从元代开始，祭祀文昌几乎成为每一位儒者的事。清代嘉庆皇帝甚至亲自祭拜此神，并将其正式列入国家祀典。这后世所祭的文昌帝君，也是由淫祀而来的神。
儒教国家从民间吸收神灵，就像从儒者中提拔官吏。自然，也有一部分原由国家祭祀的神，后来流落民间。提拔或者罢黜重要的神祇，都是儒教的重要改革。
八祠堂制度的建立
依儒经，只有大夫以上才可以立家庙，而明清时代却是祠堂遍地。祠堂就是家庙。这种违背古制的情况是儒教的新创造，特别是宋代以后的新创造。其创始者被认为是朱熹。吴澄《豫章甘氏祠堂后记》道：
秦汉而下，唯宋儒知道。河南程子始修《礼略》，谓家必有庙，庙必有主。而新安朱熹损益司马氏《书仪》，撰家祭礼。以家庙非有赐不得立，乃名之曰“祠堂”。
吴澄离朱熹不远，他的说法当有所根据，影响深远的祠堂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据吴澄说，虽然祠堂祭祀非常简单，只是祭祖中的荐礼，但还是少有人为。甘氏此举，得到吴的赞扬，并为他家的祠堂作了这篇记。
在元代，祠堂似乎还不普遍，到明代，祠堂被国家列著祀典，代替了群臣的家庙。《明史·礼志》载：
明初（群臣家庙）未有定制，权仿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祢四世神主，以四仲之月祭之，加腊月、忌日之祭与岁时、俗节之荐。其庶人得奉祖父母、父母之祀，已著为令。至时享于寝之礼，略同品官祠堂之制。
依此规定，则祠堂专为品官而设，以代原来的家庙。但庶人之祭，不过仅比品官少两代而已。至于“享于寝”之礼，还和品官大体相同。这样，庶人祭祖，和品官的祠堂，也就不易区分了。
洪武六年（1373）定家庙礼仪。规定应仿皇室宗庙，在所居之东建庙。条件不具备的，祭于家内中堂。祭品、祭器，也依品级高低，有相应的规定。祭祀前一天，要实行斋戒。祭奠时由主祭者将神主椟捧至祭所，再将祖宗神主从椟中取出，依次排列。成化十一年（1475），国子祭酒周洪谟上言：
臣庶祠堂神主，俱自西而东。古无神道尚右之说，唯我太祖庙制，合先王左昭右穆之义。宜令一品至九品，皆立一庙，以高卑广狭为杀。（《明史·礼志》）
周的上书表明，庶人事实上也有祠堂。既然一品到九品都立一庙，全国官吏数可想而知，加上历代积累，明代可说已是祠堂遍地了。祠堂是儒教祭礼的重大发展，是朱熹对儒教的重大贡献之一。祠堂使一般民众也可以祭祀自己数代、十数代甚至世代更远的祖先，把过去只有上层贵族才能享用的宗教权利下放给了广大民众，强化了儒教中的法祖意识，巩固了中国社会本来就没有割断的血缘关系。它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重大的作用。
祠堂的创立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演变的产物。秦汉以前，诸侯有自己的封地，那就是他的王国。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家庙。社会生活的变更使郡县制代替了分封，郡县长官代替了诸侯，但郡县长官以官为家，且调动频繁，无法建立家庙亲自致祭。祠堂以家族为单位，立于家乡，所有的祖先都放在一起，出外做官也就不必发愁祖先无人祭祀，而祭祖的权利也就普及到了每一个民众。
祠堂是一个最基本的儒教单位。它在祭祖以外，还要负责对族人进行教化。作为教化的辅助手段，它有自己的族规；为了执行族规，它有自己的刑具和刑罚，有自己的执法者，严重的可以处死犯规者。为了保证祭祀和家族其他活动的开展，祠堂还有自己的财产，其中主要是公地。儒教本来就是政教一体的组织，而祠堂也就俨然一个小王国了，但这不只是一个世俗的王国，还是一个宗教的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