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梧桐树上有一片早已泛黄的残叶，正悬挂在我的眼前。我留意它好些天了。我越看它越感到亲切。我觉得它就是我。
是的，它就是我。
我时常凭窗张望。我记得，在这片残叶的一旁，由于造物主的安排，本来还长着一片绿叶。一片稍小些的，鲜嫩的，更富有生命活力的绿叶。它们同时生长在这棵大树上，它们是接近的，而同时，它们又相隔得非常遥远。
这两片树叶好像从来没有贴近过，或者贴近过一次？最多一次。它们在微风吹拂下偶尔的碰触也只有过三四次。仅仅三四次，决不更多。这棵树上有数不清的叶片，它们中的许许多多整日里都在互相拥抱、窃窃私语，或是厮打吵闹，发出沙沙的声响。可是这两片叶子却从来没有过亲近的接触，没有任何它们共同发出的声音让我听见。真的，从来没有。然而它们却又是那样地接近。
一天，厄运非常突然地袭来，那片绿叶被从树上打掉。它在它绝对不应该陨落的时候，陨落了。我眼前只余下一片黄色的残叶如果说，这片至今尚未坠落的残叶是我的话，那么，那一片早已化作尘泥的鲜嫩的绿叶，就一定是她。
是的，它就是她。
如今，在这棵人生之树上，一片黄色的残叶正思念着那一片早已陨落的绿叶。
1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刚从一个失业的“摘帽右派”回到工作岗位上，在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教书。
我在学校书亭里买到一本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作者叫梅丽，大约是个女的。她写的是1957年一个“右派”的故事，这位右派主人公也曾是大学文学教师。她的小说文笔清丽，人物生动，哀怨而又感人，相当真实而且公正地记录了我们国家一个不正常的历史时代。这位主人公的命运在我们国家里有很大的典型意义。我喜欢这本书。不过，我对书中许多动人描述感同身受的同时，觉得不够满足。我认为，作者很可能是在写一个听别人叙说的故事，她自己或者她的亲人并不是那位主人公的原型，她没有密切接触过这类人物，也没有亲身体验过她所描写的生活。而我正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亲身体验过她所描写的许多事情。比如，她在书中描写一位男士在长城脚下牧羊，我觉得她写得就不够真切。因为我曾在长城脚下放过羊，而她却一定不曾到过那里。出于对作品的爱护，我按照梅丽女士在后记中所说的地址，给她写了一封“读者来信”，把我的看法坦率地告诉了她，并且提出了应该怎样写的意见。
我很快便收到她的回信，态度亲切而谦虚。她完全接受我的意见，并且在信中诚恳地提出，请我去她的住所做客，她希望能够和我更多地交谈。她把她的住址工整地写在信的后边。我能从这封简短的回信中感觉到她对我的信任和尊重。
接到这封信的次日，在学校食堂吃午饭，同桌的几位老师一边用餐一边在谈论。他们谈论的正是梅丽的小说。我没有发言，只在一旁倾听他们的议论。走出食堂的路上，我顺口对他们当中的一位说：“你们好像对这本书很感兴趣？”
“这个作者就是我们系毕业的。我们对她很了解。”
“是吗？”我很惊讶。
趁午休时间，我和这位老师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坐下聊天。我这才知道，梅丽原是这个系的学生，毕业后她进入市革委会的写作班子，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另一个和她同样红极一时的造反派男头目追求她，他们结了婚。婚礼是在市委礼堂举行的。婚后，夫妻双双赴某省支援当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该省革委会的核心人物。
听他说到这里，我吓了一跳。我摸手绢时，触到衣袋中梅丽的来信，马上觉得烫手。太可怕了。我是这样的一个“右派”，而她是这样的一个“左派”……她给我写了这样一封亲切友好的，既信任又尊重的信，可能吗？……她的这封信是真诚的吗？或者写信的人并不是她？……
这位同事继续说下去：“不过，她也并非万事如意……”
接着他告诉了我梅丽后来的遭遇：她的丈夫荣任当地省革委会宣传部长后，因感情问题，两人离婚了。她调回这里，在另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当了教师。
“但是从作品看，她不是一个不通人性、不懂人情和不讲道理的人。也完全不像是一个死心塌紧跟四人帮的‘造反派’。”我说。
“是呀。她的这本小说跟她这个人简直不一样。这很难让人相信！”我的同事这样说。
“人是会变的嘛。你也应该容许人家革命嘛。你又不是《阿Q正传》里那个假洋鬼子！”我开玩笑地说。
“她？会变？我不相信！……”
我的手伸进衣袋里，捏着那封烫手的信，不知拿它怎么办才好。
2
我把她的小说再读一遍，还是认为她写得好。很美，有诗意，有才气，有感情。她对那个右派主人公充满着同情。这难道会是一个紧跟“四人帮”的人写下的？如果她的思想和人品是那样，而她的作品是这样，这真是不可思议。难道一个人会虚伪到这种程度？
我决定不去拜访她，也不给她回信。我怕。
半个月以后，出乎我的意料，我收到梅丽的第二封来信：半月前您的来信给我平添一份喜悦。我的回信您收到吗？大约是没有收到。因为它有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儿反应。我很想跟您谈谈。不知怎的，我的确很想。我家没有外人，我和我的姨母同住。她是我的长辈，也是非常要好的知己，我们无话不谈。她让我告诉您，她欢迎您来做客。
我不知怎样才好。她的信非常坦率和诚恳。这会是一个“四人帮”麾下的“革命左派”写给一个前“右派分子”，现在的“摘帽右派”的信吗？……
我在反复地思虑。在反复思虑中，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她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右派”呢？我在写给她的那封信里并没有申明这一点。我和她之间，除了眼前的这点联系，其他了无瓜葛。在她心目中我应该只是一个热心的读者，如此而已。
发现这一点，我心头的顾虑好像消除了。我觉得应该给她回一封信，甚至还应该接受人家诚挚的邀请，前去拜访。这才合乎情理。而且我心底里也很愿意这样做。虽然有人告诉我她是那样一个可怕的人，但是，她的书，她的来信和我在自己想象中为她所描绘的好的形象都在吸引着我。不知为什么，我无法接受那位同事对她的描述。一个能够写出这样一本书的人，决不会像同事所说的那样。
我已经坐在桌边，已经拿起了笔。但是我又放下了。我不能。不能给她再写什么信，更不能去登门拜访。不能。
为什么？这仍然很简单：接触以后，有了联系，我又如何能让她不知道我是一个“摘帽右派”呢？狐狸总是要露出尾巴的。再说，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完全不知道。
还是不回信吧，也不要去拜访。让这个生活中小小的偶然事件自生自灭吧。我不过一时兴起，过于热心一些，写了那封信给她；她也不过是出于礼貌，或者最多是出于对我这样一个过于热心的人的好奇，请我登门做客。何必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把她的第二封来信和那第一封信一同随手丢在抽屉里。
3
一晃就是半年。梅丽的小说流传很广，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报刊上出现许多评论。由于抽屉里还藏着她的两封信（我把它们丢开，但是并未忘记），我对她的书和她这个人自然比别人更多留意。系里的同事们往往会在一起谈论她，有人说她真的变了，对自己以前的“左”有了认识和自我批判，他们为她的变化和做出的成绩而高兴；有人则仍然对她深抱怀疑，他们不肯相信她的变化，认为她是利用自己写作的才能“投机取巧”、“见风转舵”。每当他们这样议论的时候，我都在一旁认真地倾听。我发现自己心里对她藏有一种莫名的关怀。我几次提醒自己，不要再去想到她这个人，但是我仍然在经常想到她。
一次开全系大会，一位女教师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会场里人声嘈杂，都在低声交谈，并不理会那位站在台上讲话的领导。我和我的邻座也交谈起来。她告诉我，她是本校毕业留校工作的，她们那一班同学在校时曾经读过我写的文章，她早就知道我。
“我们班留校的有好几个呢。还有几个在其他高校的中文系工作，比如梅丽。”
“梅丽？”我不觉产生一种特殊的反应。她似乎从我的这一声回应中察觉到这种特殊性，斜眼看了看我。好在她其实并没有察觉什么。她继续低声跟我聊：“就是那个写小说的梅丽。她现在成名人了。我跟梅丽，还有我们同宿舍的另外两个人，都喜欢你那篇关于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文章。我们还把你写的其他文章都找来读，还有你翻译的东西。梅丽特别喜欢你翻的诗，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
我没有说话。她继续聊下去：
“你后来情况的变化我们都知道，你当上右派，离婚，‘发配’到农村去……我们还在宿舍里议论过。”
我没有接她的话题，但是被她这番无意的谈话搅得心里有些乱。回家去，我把梅丽的那两封信找出来，仔细再读几遍，又再次细读了她那本小说。我又动了给她写信的念头。最后还是又决定不写。
这天晚上，我暗想着，我也要写一本小说。
4
两年过去。梅丽已经发表几部小说和许多文章。她已是一位著名作家。她时常在一些场合坦率地发表她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往往言辞尖锐，也往往超出文学领域。我特别留意到，她无论是讲话或是写文章，都能无私地解剖自我和展示她美好的天性。在作品中，她善于把笔触探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发掘他们人性的优点或弱点。读她的作品，你会时时感觉到她有一颗善良之心。
我发现自己时刻在留意着梅丽和她的作品。有一天，我在一个学生手中见到一份手抄稿，他们说是梅丽写的，他们喜欢，就大家传抄。我在这篇作品里，读到这样一段文字：我彷徨过，我走过漫长的歧路，我甚至用母亲给予我的原本是干净的手殴打过无辜的人。我为自己招来应得的指责、唾骂和痛苦的孤独。但是现在我要和自己也和人们的冷眼抗争！我要摆脱自己过去的幼稚、愚昧、错误和盲从；不管别人怎样用手指戳我的脊背，我要寻找一条新的人生路！……我幻想有一天，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也许是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会从天边走来，来到我的身旁，和我携手进行人生的奋斗，一同把我们的热血喷洒在中华大地上。我们将一同栽种一棵棵希望之树，让它们开花结果……
这是这篇作品中一个人物的一段自白。它应该也是梅丽本人坦诚的自白，读来很是感人。
我又把梅丽的两封信找出来，重读，再重读。我再把她这几年出版和发表的所有作品和文章仔细地读过。我欣赏她的才华，钦佩她的正直和坦诚，尤其羡慕她自我批判的勇气和昂首阔步向前进的毅力。她是一个灵魂美丽的人，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人。我现在明确地知道，今天的梅丽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梅丽。我感到欣慰。其实，在她三年前写信邀我交谈的时候，她也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时候的她了。不过那时不仅我，几乎所有的人，都还不能相信她的变化。
我现在不怕她了。我又有了一种冲动，想要写一篇文章，谈一谈她的几本新作，寄给她，或者拿去发表。
可是我再次压抑住自己的冲动，没有这样做。让过去了的事情永远过去吧。我告诉自己：五十多岁的人了，切不可由于偶尔的轻率让他人觉得是自作多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