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孑民自述》的日子，是我用心灵叩访先生，神会一代学人之硕儒众望的过程。置身史料，埋首青卷，我仿佛穿越了时间的隧道，陪伴着先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了七十四个春秋岁月。先生的人格成就着，我的心灵成长着。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1923年12月蔡元培以此为北京大学三十五周年校庆题词。这句出自《诗经·郑风·风雨》中的旧典，却成了近现代中国学人所遭遇到的时代社会属性特征。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是知识分子，以及一代又一代学人用自己的人格精神担当了思考民族出路，引领时代步伐，重塑人生信仰的历史使命。作为读书治学的学人，他们在学术上或许有瑕疵待估，但在人格精神上却是高山仰止，立地擎天。行年六十九岁的蔡元培回顾自己近六十年的读书经验时，对自己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颇怀歉意。他总结出两条教训式的“经验”是“不能专心”与“不能勤笔”（“只注意于我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这其实恰恰是一个动荡激进的时代给予学人读书治学在方式方法上的制约性影响。因为学问在中国素来是耕读人家与小康社会的活动，需要有钱和有闲去滋润涵养而成。不幸的是近现代中国首先是个砸烂旧世界的地方，耕读人家纷纷破落瓦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历史情景，需要的是毅然前行、义无反顾的行动意志，人格精神，借以冲破晦暗，劈开风雨，用生命去开掘思想的晨光，让晨光去铺设希望的道路。
蔡元培二十六岁考中进士，被点翰林，二十八岁始阅科学书，此前完全习旧学，四十一岁留学德国。中西际会，浩淼无涯，他眼界开阔了，胸怀拓展了，但学术立论的依据依然是中国文化精神传统。加之四十五岁以后，他有诸多政务加身，他在学业上可以经营新知识，可是却难以在学术理论上完成独立的建构。那么，介于知识与理论之间的广大空间，是一片罕见的中西文化融会的思想沃壤，在这里成长着的是蔡元培作为一代学人之耆宿宗师的伟大人格精神。冯友兰说：“一个人成为名士英雄，大概由于‘才’的成分多。一个人成为君子，大概由于‘学’的成分多。君子是儒家驾驭理想所要养成底理想的最高的表现。”既然君子人格主要是由“学”孕育而成的，那么生逢近现代中国的学人，其君子人格就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的胚胎，而且还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洗礼。五四时期蒋梦麟提到蔡先生的精神，说：“（一）温良恭谦让，蔡先生具中国最好之精神；（二）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腊最好之竟声；（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来最好之精神。蔡先生这精神，是哪里来的呢？是从学问来的。”二十年后，蒋梦麟撰文纪念蔡元培说：“在中国过渡时代，以一身而兼东西两文化之长。立己立人，一本予此，到老其志不衰，衰死其操不变。敬为挽曰： ‘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生活中的蔡元培温文尔雅，有恂恂若鄙人之德。据说他任民国教育总长时，有人登门祝贺，遇上他在洗衣服，一时传为美谈。陈独秀印象中的蔡元培“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举凡1912年奏命北上接洽袁世凯，1931年被推为代表与到南京请愿的学生会谈，明知苦差事，甚至出力不讨好，但事关大局，不容苟且，蔡元培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慨然以光明磊落的人格精神担当起社会的良心道义，为天下谋太平，为生灵求幸福。1922年10月，北大学生因为讲义费闹学潮，“聚了几百人，要求免费，其势汹汹。先生坚执校纪，不肯通融。秩序大乱。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 ‘我给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纷纷后退”。蒋梦麟： 《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行止有度，恬淡从容，刚强弘毅，义无苟同，这是蔡元培人格精神的基本点。
立于这样的君子人格基本点，蔡元培在中西方文明的陶冶下，更形成了宏阔的视眼、开明的态度，从而得以与时俱进，并无一点迂腐气。
自五十一岁至六十一岁的十年左右时间，蔡元培荣任北京大学校长，厉行改革，兼容并包。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相继在此间的北大校园酝酿产生，波及全国，影响一个世纪，这不能不说是先生人格精神、胸怀境界春风化雨，恩泽于世。周恩来为蔡元培撰写的挽联曰：“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在蔡元培的人格胸怀里，中西方文化是可以交相通融，归于一己之本心本性的。“孑民所谓公民道德，以法国革命时代所揭著之自由、平等、友爱为纲，而以古义证明之，谓： ‘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是也，古者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谓之仁。’”忠恕仁义，平等自由开明，是科学文明的品质，唯此能保持理性的清明，不囿于一己一派的意见。1926年2月，他明确表示虽然自己服膺共产主义“生活平等、教育平等”的太平盛世理想，但“马克思所主张阶级争斗，绝不适宜于中国也”。即便如此，他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北大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都允许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当作一门学问去存在，去研究。到1934年12月，他不辞嫌讳，应邀为沈嗣庄编印的《社会主义新史》作序，坦然承认社会主义运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乃“人类普遍的要求，而决非一学派之所杜撰”。开放的心灵是一片自由的天地，只有在自由的天地里，选择属于他，责任属于他，荣辱成败属于他，一个生命的人格精神才会充分生长发育成熟。
蔡元培一生以教育家名世。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最初就是由他主持设计的。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在体制和模式的背后，蔡元培关于独立人格精神塑造的教育思想。
学校教育德、智、体分设，最终目标是“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1912年5月，他以教育总长的身份参加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1917年1月，就任北大校长演说，他再次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1918年9月，他在北大开学仪式上又谆谆教导：“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之所以如此强调研究学问之重要，是因为研究学问是“人类有创造欲，有永求进步”的精神意志的表现，是人之为人的崇高标志，因而“这就是人类灵于其他动物的一点”。唯其如此，他坚信“民族的生存，是以学术做基础的。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先看他们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与学术”。20世纪的竞争，是学术的比赛。“青年们既要负起民族的责任，先得负起学术的责任。”这种关怀人类文明，呵护人性雅化的人文学术，最需要独立弘毅的人格精神去支撑，也最能够培养修炼一个人的人格精神。为了这种人格精神，为了这种人文学术，蔡元培希望现代的青年学生，要有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再加以“崇高美术的素养”，以及“自爱”、“爱人”的美德。蔡元培： 《怎样才配称做现代学生》，1930年10月。现代教育的运行，应当是培养这样的人，培养一代人具有独立弘毅的人格精神。有了这种人格精神，一代人才可能担当起自己的时代，完成文明历史的使命。
除了育人以人，蔡元培还识人以人，用人以人，救人以人。
独立弘毅的人格精神，保证了他独立的思想、独到的见解、独具的慧眼。鲁迅生前曾以清人何瓦琴的诗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赠瞿秋白，其实最早赏识鲁迅，并一生关照鲁迅的是蔡元培。只是这种赏识没有像瞿秋白写作《〈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那样溢于言表。要到鲁迅逝世后，蔡元培应约为《鲁迅全集》作序才略有表述。在鲁迅生前，蔡元培是将这份赏识化作对鲁迅中年以后生命旅程的几乎每一个阶段的默默呵护。1912年2月邀请鲁迅到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鲁迅随教育部由南京迁往北京。1917年8月，约请鲁迅为北大设计校徽图案，今天的北大校徽即为当年鲁迅设计。三年后聘请鲁迅为北大文科讲师，主讲“中国小说史”课程，讲纲整理出版为《中国小说史略》。1927年12月，礼聘鲁迅为为数不多的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著述员，享受每月三百元的薪俸，一年后改称“教育部编辑费”，迄至1931年12月，为其定居上海成为自由撰稿人在生活上帮助颇力。1933年1月，邀请鲁迅加入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9月，鲁迅去世后，出任治丧委员会主席，主持丧仪，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筹备出版《鲁迅全集》。此中知遇之举，不落言筌，却实实在在地照拂着一个伟大心灵的生存。所以郭沫若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 蔡元培识人以人的另外一个例子可以说是刘师培（申叔）。这位清末民初历史上的文坛巨擘、政治浪子，凄凄惶惶，漂泊不定。1912年1月，蔡元培在《大共和日报》上连续刊登“启事”，寻找刘师培下落：“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发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数日后，得知刘在贵州被拘，并流落蜀地，蔡元培马上以民国政府教育部名义电函四川都督府，请予释宥。军阀混战，党派纷争，政治恩怨，在独立弘毅的人格精神面前，都是可以被超越也必然会被超越的过眼云烟，维系国家命运、传承民族血脉的是人文学术。刘师培秉持仪征刘氏家学渊源，生逢世乱，政途多舛。蔡元培不拘俗见，于其斑驳的人生中，独赏其学术思想的吉光片羽，珍惜有加，慰勉有加，几经周折，最终请入北大，聘为教授，期以赓传国学。
识人之慧，继以用人之雅，蔡元培的人格精神更见出有容乃大。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蔡元培组建教育部，他要求共和党人士范源濂（静生）出任次长。他对范说：“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中国家的利益超过于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容人是胸怀，用人是境界，都要有独立弘毅的人格精神相担待。1932年12月，蔡元培以六十六岁高龄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数年间以各种方式援救过杨开慧、胡也频、许德珩、廖承志、陈赓、丁玲、范文澜、罗登贤、陈独秀、瞿秋白、牛兰夫妇等人，无不表现出大仁大义的人格精神。
梁漱溟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蔡元培用以开启风气的，无他，正是其人格精神。有人曾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形容之。黄炎培身为弟子，亲炙教泽，感受颇深地说：“盖有所不为者，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蔡元培晚年羁居香港，生活由中央研究院每月寄奉薪水兑成港币用以维持房租、衣食、子女教育及医疗费用，常常入不敷出。1940年旧历春节不得不向老友王云五请求接济。去世后留下住院费千余元及衣衾棺木之资，家属无力支付，都是王云五代为张罗，后由国民政府支付治丧费五千元才得以平账。其清贫如此。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士，就是近现代中国学人的远祖近亲。是他们以自己的“恒心”肩负起天下兴亡，担当着人类文明的道义良心，给人间以希望，引世界向光明。这样的学问是人文学术，这样的学人是人文学者。集人成众，合族为邦。人类文明永远要人文学术去淘洗，民族命运永远要人文学者去担当。何以付之？唯有人格精神。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世纪之交，兹有此编，谨祈先生人格能于我辈学人发扬光大尔！
1998年3月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