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人，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移民到上海、生活在上海、参与到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共同精神性格和文化价值认同，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上海人群体。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的时代特征，是新上海人诞生的胞衣。苦涩的身份认同，时刻待命的机遇意识，中产阶层的生活理想，艰难起步的自主创新道路，是新上海人的性格和使命。
一、 身份，苦涩的文化认同
时代创造了新上海人。
新上海人，如同老上海人，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上出生在上海的人，而是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下，聚集在上海，生活在上海，工作在上海，具有某种共同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理的人。“阿拉上海人”，以复数同位语形态出现的口头禅，代表着的是一种作为上海人的文化身份认同。这种文化身份认同的社会基础，是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单位制、户籍制、档案制管理带来的社会利益格局和资源机遇配置。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改革发展过程。改革开放，社会在转型，生活在变迁，知识技能需要更新，工作岗位不断调整，新上海人实际诞生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必须面对苦涩的文化认同，实现中产阶层的生活理想。
新上海人，包括新时代上海人和新移民上海者。他们都面临这种文化身份认同。
出生在上海者已经是上海人，遇到改革开放新时代，他们中的很多人需要进行市民身份的改变和精神心理的调适。很多原先住居在所谓“下只角”者努力搬迁到“上只角”，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己较低的市民身份。这在20世纪80—90年代，大规模的城市旧区整体动迁改造建设出现之前，是很普遍的现象。经商获利，出国镀金，高考及第，是最常见的几种改变身份的途径。其中，选择出国再海归的方式，是最为艰难的。
普通市民家庭出身，仅能维持温饱的经济状况，接受平常普通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也就只能找到一份平凡普通的工作，拿到一份微薄的薪金，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很难改变自己秉承父辈而来的生活环境和社会身份。穷则思变，第一步必须积累一定的经济基础，女生往往比男生更有可能。她们中有些人初中毕业后，一般只能考取普通高中或中等技术学校，有一份工作，但薪金往往不够自己消费，社会交往范围有限，如果恋爱婚姻也只能是在已有的社会阶层范围内作选择。青春年华，只有青春是挑战命运的资本。她们与外来妹一起勇敢地进入茶房或歌舞厅，过着日夜颠倒的“小姐”生活。但是，与外来妹不同，她们通常以“不出台”为自己的行为底线，仅以客人小费为收入来源，大抵每个夜晚在500—1000元。这样，经过两三年的积累，有了30—40万元作资本，就可以通过中介公司办理申请出国自费留学。出国方向以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加拿大等中小国家为主。“留学”云者，学习是其次，主要是能住居下来，将花去的30—40万元人民币再以外币的形式挣回来。经过两三年或更长时间的积累，有了折合人民币30—50万元的新资本，就可以荣归故里。
再回上海，她们有了漂洋过海的“留学”身份，赶上潮流，多多少少也沾上那么一点“海归”派的光彩。更重要的是，有了重新兑换成的30—50万元生活资本，就可以在上海的中高档社区购置房产，将户口迁移到“上只角”，以新的中产阶层的身份，去谈婚论嫁，去打拼经营。因为有了骨子里的坚强韧性，有了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她们在改变身份的过程中，也磨炼出一种新上海人的精神心理。
所谓“上只角”、“下只角”，是整个20世纪上海人以经济条件、住居环境为标准划分的社会街区概念。原来的公共租界在南京路一带，法租界在淮海路一带，形成“地倾西南”的“上只角”。而东北部的杨浦、闸北、宝山都是工厂区。这样，大体以苏州河为界，城市的西南角为“上只角”，东北角为“下只角”。长期历史积累所形成的“上只角”住居条件比较宽敞，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富裕，市民身份以企业管理者、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而“下只角”的棚户区和工人住居区，住居空间比较拥挤狭窄，环境条件落后，成为老上海人心目中比较深刻的住居身份观念。随着苏州河边“两湾一宅”（潘家湾、潭子湾、王家宅）地区的整体搬迁改造，从1992年到2000年底，上海累计完成365万平方米危房、棚户房、简易房动迁改造，让64万户市民改善了基本住居条件，“下只角”的概念逐渐淡化。
一身挺括的衣装，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是老上海人的标志。住有房，行有车，说普通话，英雄不问出处，但是孩子都要送到国外读书，则是新上海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移民上海者的标志。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浦东开发开放，上海放开了进城人口户籍限制。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到广东深圳学习考察，在一家民营电子企业，发现竟然囤积了该专业全国三分之一的博士毕业生，还有更多的硕士毕业生。上海的领导层着急了，回来后赶紧制订政策，对一定年龄段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和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放开其本人及其家属的进城户籍指标限制。随后，又扩大至硕士学位，甚至一度放宽到学士学位者。加之投资移民进城户籍指标，一度施行的鼓励购房“蓝印户”政策，凡购买一定面积住宅商品房者，就可以申请办理分阶段准入的上海户籍。这样，高学历、高资本、高体力的“三高”人群，成了新上海人中新移民上海者的主体。
据2001年4月上海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市常住人口1673.77万人，与1990年相比，十年间增长339.58万人，增长率为25.5%，新移民约占总人口的1/5。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的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由6534人上升为10940人，十年间增长67.4％，其中，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由3250人上升为5247人，增长61.4%。此外还有外来流动人口387.11万人，主要分布在城郊结合部。
另据2005年11月上海人口1%抽样调查统计，全市常住人口1778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为438万人，占24.63%。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大学及以上程度人口的比重提高了3.34个百分点。
大量涌进的新移民，给上海带来了新的生机。在高新技术领域，在民营企业当中，在内环线与外环线之间的中高档楼盘购房者当中，都是以这些新移民上海者为主体。他们凭借着自己的“三高”优势，率先进入住有房、行有车的行列。他们所要接受磨合的，是以老上海人为代表的上海城市文化认同。
新移民上海者最不能忍受的，是老上海人的身份歧视。20世纪90年代初，能够进入上海的新移民都是绝对的高学历者或高额投资者，无论他们是来自国内或国外，在政府管理部门层面上都能很顺利地办理各项上海落户手续，按照法律法规意义上应当是名正言顺的上海人了。但是，当他们到居委会、物业公司、百货商店、行业协会等机构办事的时候，经常会受到前倨后恭的礼遇，甚至得到的夸奖是：“某某真能干，瞧你一个外地人能这样，真不简单！”对于老上海人来说，这句看似写实的话，褒奖中夹杂着对外地人身份的提醒，是吃不上葡萄却告诉你葡萄的酸味。新移民上海者却对比颇为感冒： 我已经是上海户籍了，为什么还区分出我是外地人，你是上海人呢？越是生活失落者，越是看重自己上海人的身份。有些老上海人总觉得是新移民挤压了自己，抢夺了自己的饭碗。所以，他们在生活、工作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对新移民的冷眼。而这一代新移民则绝对不会巴结讨好这些保守倨傲的老上海人。
“告诉你，如果不是我们这些外来户移民上海，你们连喝稀饭都不知道能不能喝得上。”
“别拿上海话跟我打岔！如果你只会讲上海话，不会讲普通话，那你肯定只有初中文化。找个地方进修吧，然后再跟我谈事体！”
“回去问你爷爷，你祖宗在哪里？他当初闯上海，是一副什么穷德行！”
遇到一个煞一个，逮到一个灭一个。很多新移民上海者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迎击老上海人中浅薄者的挑衅。只有等到老上海人心态平和了，认清时势了；新移民上海者心情舒缓了，了解老上海人长期狭隘局促的生存环境，每个人只有几平方米的住居空间，举手投足都必须瞻前顾后，每个月的水、电、煤、米、酱、醋、盐、卫生纸……都必须严格算计好，依章办事，才不至于月底日子亏空的悠悠岁月，才会增加理解，彼此包容，取长补短，和谐相处，形成新上海人的现代意识。
二、 机遇，时刻待命的意识
上海是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城市，人口由不间断的移民累积构成，居民只有先来后到之分，没有主客之别。上海人，其实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认同的移民群体。
1843年，上海开埠之前数百年中，上海人口大体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随上海陆地形成，从太湖流域顺势东迁者，为最早居民；二是北宋与南宋更替时代，随南宋政权迁都杭州，从中原地区躲避战乱而迁移定居者；三是元末明初，为躲避战乱，从江北、江南地区迁移上海者；四是明清时期，随着海上贸易发达，从广东、福建、宁波等地来上海经商者。
上海开埠后，凭借条约口岸城市所拥有的租界特殊地位，近代上海人口急剧增长：
1843年，上海县城人口不足20万人；
1853年，上海城市人口已经超过50万人；
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达到100万人；
1915年，上海城市人口超过200万人；
1930年，上海城市人口超过300万人；
1947年，上海城市人口超过400万人；
1949年初，上海城市人口达到546万人。
在大约一百年时间里，上海人口增长近30倍。上海，从一个三等县城，迅速生长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世界第六大城市。进入上海的国内移民中，主要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等18个省区。国际移民中有来自英、法、美、日、德、俄、意、葡、波兰、捷克、印度等40个国家，最多时达1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4%。上海是个“海”，海纳百川，五方杂处，是上海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
对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是近代城市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1949年后的三十余年里，国际封锁与“冷战”格局，国内极“左”思想影响，一个曾经高度开放的上海，变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上海；一个充分市场化的上海，变成一个彻底计划化的上海；一个世界的上海，变成一个中国的上海、上海人的上海。与之相对应，原来进进出出的上海人失去进出上海的自由，特别是1958年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迁出容易迁入难，上海人口日趋固定化，有无上海户籍成了辨识上海人的法定依据，以及人生的神圣筹码。以此为背景，上海逐渐变成一个人口迁移负增长的城市。1950—1983年间，年均迁移率为-2.4%。上海人口的固定化，导致上海城市生活的封闭性，逐渐养成上海人排外、保守、小气、耍小聪明、占小便宜、安于现状的心态。与北京人相比，北京人是只知天下，不识京城；上海人是只知上海，不识天下，一切都是上海好，上海之外的所有中国人都被称之为“乡下人”，甚至台湾同胞也捞得个“台巴子”的“美名”。20世纪80年代，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男人娘娘腔，女人嗲声嗲气，两面三刀，成为文艺作品中备受嘲讽的对象。
重新打开城门，有限度有选择地接受新移民，上海逐步地部分恢复了移民城市的生机和活力。仅浦东开发开放十年间，共吸收投资6000亿元。目前，由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300余家进入上海，投资项目近千个，另有100多家在上海成立跨国研发中心，70多家在上海设立地区或中国总部。这样庞大的经济发展规模，带给个人的发展机遇是空前的。
机遇，发财的机遇，发展的机遇，无数可供选择的机遇，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新移民，携带着知识、技术、资本和智慧，从国内外聚集上海，也为出生在上海，赶上这个新时代的上海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
在主要通过市场分配资源的今天，机遇不是均等地分配给每个人。机遇，总是青睐有所准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