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是少数几个长期吸引我的作家之一。不出所料，我在阅读《说吧，记忆》时所获得的快乐与满足难以用语言表达，就像罗兰·巴特所说的，一种“文本的喜悦”。
纳博科夫在世界文学范围内也是一个少见的殊异者。他与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一样，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说吧，记忆》、《洛丽塔》，还有《微暗的火》，是纳博科夫三部重要的作品。《微暗的火》开创了评论体小说新样式；而《洛丽塔》和《说吧，记忆》则有着一种文本上的完美性，叙事中镶嵌着隐喻，优雅的语词在连绵起伏的节奏中携带着令人心醉的比喻蜿蜒向前，即便翻译过来，也能领略到思绪的奇妙和它的音乐性。
纳博科夫把他吸收到的欧洲人文精华通过他的句子表演了出来。表演？是的。试想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把文本演绎至如此炫目的境地。他用华美的语言在文本中完成了一连串高难度的漂亮叙事，对此，你
只有惊叹的份。而感受到他文本的绚丽，那正是他想要通过作品传递出来的意图。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里声称，“所谓思想无非就是一句空话”，也只有像他这样的作家才有资格说这番话。
这部被冠以自传体之名的书，其中究竟含有多少他的真实经历是无关紧要的。纳博科夫本人也反对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探究。倘若想要从他的自传中搜寻他其他作品人物的影子，我想，即便得出结论也离臆想不远了。因为纳博科夫本人都对自己的记忆不予信任，我们怎能据此自信地认定从中找出的线索是真实可信的？如同我们不会幼稚地把普鲁斯特的“追忆”当作真实事件去看待一样。纳博科夫经常地（也是非常喜欢地）在作品中戏弄一些学究。比如，他在《洛丽塔》的前言里假托小约翰·雷博士，以模仿道学家的口吻说：“他（指亨伯特）反常变态。他不是一位上流人士，可是他那琴声悠扬的小提琴多么神奇地唤起人们对洛丽塔的柔情和怜悯，从而使我们既对这本书感到着迷，又对书的作者深恶痛绝。”同时他又在该书的附录里煞有介事地告诉你，他创作这部小说，“最初的灵感触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报纸的一条新闻引起的。植物园里的一只猴子，经过一名科学家几个月的调教，创作了第一幅动物画作：画中涂抹着囚禁这个可怜东西的笼子的铁条。”一只猴子画画？其中讽喻与嘲弄的意味，于他那狡黠的、一本正经的幽默中，揉进了荒唐成分的告白是显得如此明显。
《说吧，记忆》或许可以归入半自传体。“半自传体”是一种游离在纪实与小说边缘，打破体裁界限的新体裁，它在事件或事实的似是而非间引入了更多的重组的自由与想象，成为时下世界文学风行的文体，像奈保尔、拉什迪、库切等人都喜欢运用它。他们从自己过去经历中抽取一些记忆样片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至于里面事件是真是假，恐怕连作者本人也未必说得清楚。因为记忆有时是会失效的，它也有一定的保质期；同时记忆还会自动创作，在其中添加与删节，想入非非和无中生有。“不管我的手法多么巧妙，多么谨慎，但在写作的不是我的理智，而是我的记忆，我那误入歧途的记忆。”（纳博科夫《绝望》）但是，那些根据记忆碎片拼贴起来的事件所折射出的精神取向，一定是与作者内心诉求相一致的。
在我眼里，纳博科夫是一个欧洲人，一个生活在欧洲多种语言环境里的人。他出生在俄国，从小就在法语家庭教师和英语家庭教师的相伴下长大。他在英国上学，之后又流亡德国和法国，并在美国生活，晚年客居瑞士。从流亡开始，他几乎都住在旅馆里，仿佛他随时打算离开似的。他没有家园，他真正的家园就在语言里，所以，他像别人打造家园那样精心编织他的语言。正如他在《说吧，记忆》前言里说的，对于这本书，“我也曾试想过用The Anthemion这个名字，这是一种忍冬形装饰，包括复杂精美的枝叶交织和扩展的花簇”。他想用忍冬藤的枝叶一样蔓卷的语言，在文本中富有装饰性地把思绪延伸开来。
王家湘的翻译很到位。纳博科夫的那种复杂性，他所要表达的思绪中的巴洛克式繁复花纹的图式，在王家湘的译本里体现了出来。这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结构，甚至还是一种复杂的思维结构。我通过这个文本品尝到了它流淌而出的甘美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