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权力分散，要做到这一点也非常困难。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南斯拉夫一直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摇摆不定。联邦政府自然希望手中有更多的权力，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却经常为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而与联邦政府唱对台戏。处理好其间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南斯拉夫，稍有不慎即可激化民族矛盾，甚至还可引发民族冲突。
尽管和其他东欧国家相比，南斯拉夫人民享有更多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他们甚至可出国旅行和谋生，然而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却仍然困扰着南斯拉夫社会。因为这里必然要涉及党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也就是党是否允许其他政治力量和组织有自由活动和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卡德尔坚持在南斯拉夫实行一党制，因为否则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就会组织起来，给社会造成不稳定，甚至混乱。尽管卡德尔争辩说南斯拉夫的一党制和苏联的党垄断一切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区别，然而事实上南共联盟一直控制着国内的一切，在各个领域都是党在发号施令。
６０年代，南斯拉夫曾公开辩论过以下一些问题：（１）党是否应在工人委员会或区议会之前便召开会议，以便在所要提出的政策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２）党能否允许各级议会和自治机构执行与党的路线相违背的政策？（３）党员个人在各级议会和自治机构中是否必须为党所制定的政策辩护和投赞成票？（假如这样干了，这就意味着放弃了党员个人的判断和政治权利；而如果不这样，那就又违背了党的纪律，从而使党员处于两难的境地，无所适从）这些问题提得都很尖锐，自然在社会上引起热烈的讨论，但却众说纷纭，无法作出什么结论，因为有关党的组织原则、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本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上，对党的领导地位是无人敢表示异议的。自治社会主义体制实际上也是按照共盟自身的样子建立起来的，党就是这种体制的“模式”，尽管这种体制是建立在所谓民主选举的原则上的，但实际权力仍属于各级党的机构和各级行政机构，各级议会实际上并不起作用，它们只是无例外地通过决议草案，给予各种决议以形式上的合法性。
为分散权力，南斯拉夫也尝试建立起某种集体领导。１９７１年建立了由２３人组成的联邦共和国主席团，１９７４年减为９人，即由６个共和国和２个自治省各推１人，再加上作为当然成员的主席共同组成。主席团成员每五年选举一次，任何人都不得连续两次以上当选。主席团从其成员中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一年，形同轮流执政。１９７４年，联邦议会两院联席会议选举总统，结果铁托当选，任期不受限制。根据１９７４年的宪法，由总统兼任联邦共和国主席、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于是实行集体领导的结果是绕了一个圈子，还是使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权力分散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更加集中了，任何重大的决策最终都由铁托一个人说了算。
同样，在经济领域引发争论的问题也不少。随着自治社会主义的确立，南斯拉夫也发展起商品生产，共盟的理论家当时都毫不犹豫地声称，没有商品生产的发展，便不可能克服“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也不能实现工人自治。因为使用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生产组织单位是商品生产者，它们在生产中付出的物力和人力的产品和劳务，只有在市场上通过销售才能确定它们是否确为社会所需。正是工人自治和商品经济的结合才构成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特色。但商品生产的形式、发展、速度、社会内容和性质也随即成为南斯拉夫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并引发激烈的争论。其核心问题是：在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资本家利润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是否起作用？起多少作用？说得更具体些，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后，价值规律仍能起作用吗？平均利润规律仍能起作用吗？如果仍能起作用，那么究竟起什么作用？如果都不起作用，那么又是哪些规律在起作用呢？
上述问题绝非纯理论性的，它们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此后南斯拉夫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根据商品生产带来的不良后果，主张回到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时代，也就是回到早就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另一种则要求建立无所不包的市场，也就是在建立商品和劳务市场的同时还必须建立起劳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甚至公开要求建立私营工厂、发行和买卖股票、取消对土地的最高限额和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时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共盟领导只得采取某种“中间主义”的立场，１９７１年所制定的《行动纲领》肯定“商品生产和市场是阶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范畴，工人阶级在过渡时期还要长期背着它”，而且还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必须存在……对于过渡到使直接生产者能够影响再生产市场，市场是必需的”。
在当时要解决上述问题确有相当大的难度，但要回避却又是不可能的，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使党内产生了思想上的混乱，并引发了党内斗争。１９５４年，共盟领导内部终于爆发了第一次激烈的斗争。挑起这场斗争的是一位着名的南共领导人吉拉斯。他系黑山人，农民出身，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文学和法律，１９３２年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吉拉斯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判劳役三年，１９３８年出任党的中央委员，１９４０年又进入政治局。曾组织１９４１年７月的武装起义，在解放战争期间成为铁托的亲密助手，一直在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中任职，解放后任首任南共中央宣传部长和政府副总理等职。正当处于自己政治生涯高峰时，吉拉斯却忽然抛弃共产主义的理想，开始追求人类的绝对精神自由，不断发表文章攻击南斯拉夫的官僚主义，要求更大的自由，并断言南共联盟内部有严重的斯大林主义的残余，党已经蜕化变质，应该立即解散，以便使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与一般的公民合为一体。吉拉斯甚至指出，经过二战考验的许多老革命家已堕落成为一个封闭的特权阶级。吉拉斯的这些言论自然引起了党内许多高层人士的不满。
１９５４年１月在布里俄尼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吉拉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随后被逐出中央委员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不久又被开除出党。
由于吉拉斯坚持自己的立场，终于被投入监狱，直到１９６６年才提前获释。
此后虽获准出国定居，但其着作却被严格禁止在南斯拉夫出版。在处理吉拉斯事件的过程中，人们不难发现南共和苏共对待反对派的态度是何等的相似，其方法如出一辙。
自６０年代初起，围绕着是否应继续进行改革，在党的上层又引发了一场新的斗争。长期担任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组织书记、内务部长和南联邦副总统等要职的兰科维奇在战争年代便是铁托的亲密助手，他手中掌握有任命和调动干部的大权，并且控制着国家的保安机关，可谓权倾一时。兰科维奇反对各种改革，尤其反对把权力下放给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极力维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后，兰科维奇终于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承认失败，宣布辞职，随后又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由于铁托始终牢牢控制着局面，因此这一次斗争也没有给党带来太大的震动，但这种党的上层斗争终究会削弱党的力量，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动摇人民对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兰科维奇下台的直接后果是联邦政府的权力大为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明显减弱，于是长期潜伏着的民族矛盾也就很快暴露出来。共盟领导历来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卡德尔曾多次强调南联邦是“自由的、平等的和独立的民族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他们共同的利益以及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时代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和其他理想及倾向联结在一起的”，并指出南斯拉夫是“平等的民族的社会主义自治共同体”。卡德尔在民族问题上一向抱乐观主义的态度，不仅提出民族一体化的思想，而且还预言民族发展的总趋势是实现民族的融合，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东西必将在全人类的东西面前退却”。
然而理论和现实终究有很大的距离，南斯拉夫境内的民族问题不仅一直存在着，而且有时还会十分尖锐地暴露出来。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根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的人口普查，塞尔维亚人占３９.７％，克罗地亚人占２２.１％，斯洛文尼亚人占８.２％，穆斯林占８.４％，作为最大民族的塞尔维亚人也仅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南斯拉夫境内的各民族都是混杂居住的，斯洛文尼亚人的集中居住率最高，达９６.８％，克罗地亚人达７９.４％，塞尔维亚人达７１％。换言之，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住在其共和国境外。民族的概念在南斯拉夫境内一向很混乱，如波黑境内的穆斯林作为一个民族长期未被确认，在１９４８年的人口登记中，称他们为“身份不明的穆斯林”，１９５３年又被界定为“民族身份不明的南斯拉夫人”，１９６１年又把他们划归人类学上的穆斯林，直至１９７１年才最终定为民族学上的穆斯林。
７０年代初的阿尔巴尼亚人占全国人口的６.４％，比另外两个斯拉夫民族，即马其顿人（占总人口的５８％）和黑山人（占总人口的２.５％）还要多，但在南联邦境内却屈居一个自治省的地位，而马其顿和黑山都是共和国，自然使阿尔巴尼亚人大为不满。
围绕着所谓“兰科维奇集团”的斗争事实上也正反映了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经济比较发达、地处西北角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两个共和国希望权力尽量下放，以便更多地获得经济上的自由，以谋求更大的发展；但地处东南、以塞尔维亚为首的一些欠发达的共和国却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以便取得更多的经济上的补贴。各共和国之间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和怨气最后都集中到塞尔维亚人出身、主张中央集权的兰科维奇身上，使这位长期在铁托身边工作的高官成为一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经济落后、民族情绪异常强烈的科索沃利用兰科维奇下台后中央控制减弱的机会，首先发难。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当地的阿尔巴尼亚人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仅要求广泛的自治，甚至还要求把科索沃自治省变成南联邦的第七个共和国。此举引发和警察的冲突，造成一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局面。后来虽然经政府有力的干预，事态并没有进一步扩大，但却引起了全国的不安，并预示着更大的民族冲突的风暴即将来临。
１９６９年，由于在南斯拉夫境内修筑公路需要大量资金，于是开始发放国家公债，并在各共和国之间进行摊派，引发斯洛文尼亚的激烈反对，认为此举有损斯洛文尼亚的利益，公开要求联邦政府下台，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危机，后经铁托和卡德尔的严厉批评，以及联邦政府的冷静处理，事态才告平息。
最大的麻烦则来自素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克罗地亚。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克罗地亚人对于南斯拉夫任何一种形式的统一都抱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历来倾向于分离和独立。在南斯拉夫王国时期，克罗地亚人备受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的压迫，导致乌斯塔莎分子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在马赛刺杀塞尔维亚人出身的亚历山大国王。二战期间，乌斯塔莎分子在德意侵略军的支持下建立所谓独立的克罗地亚王国，同样大肆残杀塞尔维亚人，加深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铁托本人是克罗地亚人，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克罗地亚才成为南联邦的一个共和国。但克罗地亚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依然存在，它和斯洛文尼亚同为南斯拉夫境内两个经济最发达的共和国，一直强烈要求削弱中央的权力，减少它们对不发达地区的援助，把南斯拉夫变成一个邦联型的国家。
１９６７年，１３０名克罗地亚着名知识分子发表宣言，要求提高克罗地亚语的地位，反对塞尔维亚语的垄断，此举引起塞尔维亚学术界的普遍不满，双方开始互相攻击和谩骂。这场风波平息后不久，“克罗地亚玛蒂案”开始大力宣扬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１９７１年，“克罗地亚玛蒂案”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克罗地亚新闻》，几个月内销售即近１０万份，在政治上公开和克罗地亚共盟唱对台戏，宣称：“南斯拉夫是克罗地亚的监狱，克罗地亚已被洗劫一空，塞尔维亚人在克罗地亚成为主宰，克罗地亚语言遭取缔，应使克罗地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公开煽动民族对抗情绪。
１９７１年４月，萨格勒布大学学生会的领导权落入一批民族主义情绪极强的大学生手中，大学生也随即成为传播民族主义情绪的堡垒。此时，南斯拉夫驻瑞典大使弗拉迪米尔·罗洛维奇被乌斯塔莎分子暗杀，招致南斯拉夫舆论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一片批评声。而４月１０日，国外的乌斯塔莎分子又公开举行庆祝克罗地亚独立国建国３０周年的活动，更激化了南斯拉夫境内的各种民族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