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南斯拉夫已进退两难，因为这意味着它将失去最大的传统贸易伙伴，而同时却无法立即找到新的对外贸易途径。南共领导为此自然恼火万分。在３月１日举行的南共中央全会上，苏南经济关系成为中心议题。铁托直接指出，苏联实际上是想通过推迟贸易协定的签订来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并强调以前建立的两个合营公司都是苏联在经济上对南斯拉夫进行的剥削。铁托的发言得到了卡德尔和基德里奇等党内重要人物的支持，他们都对苏南关系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作了激烈的批评，会上充满了愤怒的气氛。
３月１３日，莫洛托夫在致铁托的信中就卢布与第纳尔的汇率作了解释，并表示将签订两国新的贸易协定。这可能仅仅是苏联的一个缓兵之计，不管怎么说，它已于事无补，因为再过５天，一场苏南关系的总危机就要爆发了！
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有关建立巴尔干联邦一事是１９４８年初苏南爆发正面冲突的直接导火线。
还在１９世纪，就有人提出种种设想，希望把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斯拉夫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想法重又活跃起来，铁托就曾向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建议，在战后建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联邦。１９４７年８月和１１月，南保两国政府又就此进行了认真的磋商，随后保加利亚政府曾十分乐观地预言，一个统一的斯拉夫国家将出现在巴尔干半岛上。当时留待解决的问题只是：保加利亚以对等身份和南斯拉夫共同组成联邦，还是作为第七个共和国加入南联邦？该年年底，南斯拉夫政府还正式邀请阿尔巴尼亚参加这一联邦。苏联最初对于这一事态的进程并未表示异议，相反在１９４８年１月初和南共领导成员杰拉斯的谈话中，斯大林还主张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从速联合在一起。
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１日，季米特洛夫在访问罗马尼亚回国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时机一旦成熟，巴尔干各国（包括希腊在内）将建立起一个巴尔干联邦（或邦联）。１月２３日，苏联《真理报》不加评论地发表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谈话。但事隔仅５天，《真理报》忽又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对此加以猛烈抨击。
２月１０日，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保加利亚代表团和以卡德尔（铁托托故未来）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被紧急召来和斯大林、莫洛托夫举行会谈。
斯大林在会上大发雷霆，对季米特洛夫横加训斥，坚决反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建立联邦，但却又认为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建立一个联邦是可行的。与此同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又要求南、保两国在对外政策上必须和苏联保持一致，为此还和卡德尔专门签署了一个有关文件。
初看起来似乎一场危机已过，因为有关建立巴尔干联邦的“误会”已经消除，苏南保三国又重新恢复了一致。然而此后事态的发展却远远出乎人们的意料，自３月下旬开始，苏南关系便急转直下，迅速恶化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其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的南斯拉夫已决心不再唯莫斯科之命是从，准备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１９４７年９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建立后，斯大林一方面认为控制东欧的基本目标已经达到，而另一方面又决意清除任何一个可能在将来出面违抗莫斯科命令的潜在对手，铁托竟不幸成为首选对象。
初看起来，战后南苏关系发展一直很顺利，１９４６年５月铁托访苏时，两国领导人更是表现得亲密无间，斯大林在宴会上甚至把铁托抱了起来，还希望他为了欧洲的未来保重自己的健康。正是南斯拉夫首先提议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国际机构，也是南斯拉夫带头出来抵制马歇尔计划，还是南斯拉夫积极表示愿意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并积极协助它开展工作……南斯拉夫这些举措无疑都使苏联感到十分满意。
然而南共的某些“越轨”行为也未能逃脱苏共领导的视野。１９４７年８月，联共（布）中央外交政策部所提出的机密文件在肯定南共功绩的同时，激烈批评南共领导居功自傲，目空一切，企图领导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战后苏联领导人希望在东西欧之间保持平衡，也希望在欧洲保持平静，因此并不希望西欧国家的共产党采取过激行动，更不希望西欧爆发新的革命。为此１９４８年初，当联共（布）领导得知南共赞同奥地利共产党在苏占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并支持意大利共产党准备一旦美国干预意大利４月大选，即在意大利北部发动起义时便深为不满，担心会因此引起欧洲局势的动荡，给苏联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早在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斯大林已和丘吉尔达成秘密瓜分巴尔干的协议，希腊被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为此，斯大林对希腊人民的解放战争一直不感兴趣，但南共却积极支持希腊人民的斗争，双方存有分歧。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０日苏南两国领导人就希腊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最终达成不再卷入希腊内战的协议。但２月２１日，南共领导却又向希共方面保证，将继续提供援助。在斯大林的眼里，南共这样做不仅破坏了苏联在欧洲的战略部署，而且还向莫斯科的权威性发起了挑战，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而在此时，阿尔巴尼亚问题又正好成为苏南关系破裂的一个切入口。
二战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前者对后者提供过不少帮助。斯大林对此是满意的，并且鼓励南斯拉夫这样做，因为他担心如果由苏联直接出面援助阿尔巴尼亚，将会招来西方大国的不满。
然而１９４７年７月霍查访苏后，斯大林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当着霍查的面多次批评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决策，强调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抱怨南斯拉夫过多包办阿尔巴尼亚的事务。显然此时斯大林已不允许南斯拉夫的影响在阿尔巴尼亚有进一步的增长。
１９４８年１月，由于希腊内战和希腊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日趋紧张，铁托遂亲自致函霍查，表示准备派南军一个师和某些辅助部队进驻阿尔巴尼亚的南部，以防止希腊可能的入侵。尽管此后，由于苏联方面的反对，铁托立即放弃了这一计划，但却使斯大林更加猜疑南斯拉夫的真实意图。以致２月１０日在和卡德尔会晤时，斯大林完全失控，暴跳如雷，公开指责南斯拉夫未经与苏联磋商便准备派军队去阿尔巴尼亚。
可见此时斯大林已把整个东欧看作是苏联一家之天下，任何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只要采取和莫斯科意志相违背的行动，就会遭到严惩。在此之前，苏联驻南大使拉甫连季耶夫和武官西特罗维奇在向本国政府汇报时，已多次抱怨南政府不与苏方合作，指责南共领导怀有民族主义情绪。这些片面之词对苏南公开决裂无疑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面对苏联的压力，南共领导没有屈服，正如铁托所说：“一个小国，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打它一记耳光，它绝不应该沉默不言。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不管他是谁，去威胁一个小国的人民……”
１９４８年，南斯拉夫进行的正是这样一场反控制的斗争。
一个小小的结论综上所述，不难看出１９４８年爆发的那场苏南冲突的实质究竟何在。尽管双方都高举意识形态的旗帜，声称是为扞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而进行斗争，但实际上都是出于自身的民族利益。苏联在冷战开始后急欲巩固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自然力迫有独立意识的南共领导就范；而铁托等人则坚决扞卫南斯拉夫的民族利益，并为此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关于这一点，还是亲历其境的铁托讲得最清楚，他在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３日举行的南共中央全会上指出：“这不是什么理论性的讨论，不是什么南共的错误和我们的所谓意识形态偏离……他们（苏联人）利用意识形态问题，向我们，向我们的国家施加压力……”
这确是不争的事实，不仅１９４８年的苏南冲突，而且此后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又多次发生的所谓“大论战”、矛盾和对峙，尽管参与其中的各方都信誓旦旦地声称是为了扞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但实质上则都是出于民族利益。
苏南冲突给双方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随着南共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苏联和东欧都掀起了反铁托主义的高潮。１９４９年发生在苏联的“列宁格勒案件”涉及两千余名中高层干部，有不少被冠之以里通南斯拉夫的罪名，其中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沃兹涅辛斯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库兹涅佐夫等显赫人物。而在东欧大肃反的浪潮中，共株连三位总书记、一位国家主席、四位副总理、几十位部长等，他们大都被指为是“民族主义分子”和“铁托分子”。与此同时，南斯拉夫也开展了反“情报局分子”的斗争，共涉及５５６６３人，约占当时南共党员总人数的１９.５２％，其中被捕及被判刑者达１６２８８人。
还须指出来的是，苏联在解决这场分歧时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手段：
撤走专家、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后来在处理苏阿分歧、苏中分歧时也照搬不误，从而充分表明这绝非理论上的争执，而实乃民族利害的冲突。
１９４８年苏南冲突还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民族在２０世纪依然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和活力的实体。尽管二战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但却无力对付由民族利害关系而引发的各种冲突，这主要是把民族问题过分简单化，用阶级斗争去解释所有民族矛盾所致。这也或许正是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应得到的启示。
原载《史林》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评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南共首开改革的再审视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由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斯大林模式”决裂，勇敢地走上自治社会主义的道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大胆的探索，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然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南共所倡导并付诸实践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却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被无端斥之为“修正主义”，南共因而被开除出国际共运队伍，铁托本人则被戴上“叛徒”、“帝国主义间谍”、“杀人犯”等种种可怕的帽子。虽然随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苏南关系的缓和，南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有所改善，但只有到７０年代末，人们对自治社会主义的认识才逐渐趋向成熟和全面。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形成的“斯大林模式”长期被奉为正统的社会主义，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更使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定了这种信念。因此，当南共领导首先出来挑战这种模式时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他们这样做固然是出于形势所迫，但同时也是在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另辟蹊径，举起了改革和创新的旗帜。今天，虽然国际共运历经巨变，自治社会主义随着南联邦的解体也早已结束，但我们仍有必要对这一历史性的创举进行一番回溯和反思。
一、自治社会主义的诞生
１９４５年３月，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人民政府成立，经过战火洗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政权。
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大规模的经济改造也随之展开。还在解放战争进行的后期，所有卖国贼的财产，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在南斯拉夫境内所拥有的资产即遭没收，到１９４５年底时，约有８０％的工业已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中。１９４６年１２月和１９４８年４月又相继颁布了两个国有化法令，于是所有重要的工矿企业、７０％的地方企业、全部的交通运输业、９０％的零售企业均收归国家所有。与此同时，根据１９４８年８月临时人民议会通过的土改法，还进行了土地改革，到１９４８年共没收了１６.２万个田庄，总面积达１５６.６万公顷。个体农户分得其中５１％的土地，国营农场得１８.３０％，农业合作社得２.６％。随着土改的结束，农业集体化运动也积极展开。此外，１９４７年４月，人民议会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法令。按计划，到１９５１年国民收入将为１９３９年的２倍，工业生产将较战前增加３倍。
农业集体化、工业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实施使南斯拉夫的经济获得了不小的发展。如以１９３９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为１００，则１９４７年时已达１２１，１９４８年更达１５０。国民收入在１９３９年时仅为２６４２亿第纳尔，１９４７年时增至３１９６亿第纳尔，１９４８年时更达４４１１亿第纳尔。
如果没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粗暴压力，那么南斯拉夫必然会沿着上述道路继续走下去，在巴尔干就会出现另一个按“斯大林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１９４８年初突然爆发的苏南之间的冲突和同年６月南共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却打断了这一进程。南共面对剧变的形势，只得另选一条前进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