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只是一个弹丸小国，二战结束至今，在经济上毫无成就可言，依然是欧洲一个最穷的国家，但在两次大的国际冲突中所处的地位却相当显眼。这一方面固然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是阿尔巴尼亚历来奉行“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所致。在阿尔巴尼亚看来，作为一个小国，它必须依靠一个大国，而较远的大国又比较近的大国较少威胁性，为此它在和南斯拉夫的冲突中依靠较远的苏联，而在和苏联的冲突中又与更远的中国结盟。然而，这种政策并不永远能奏效，因为后来阿尔巴尼亚不仅和南斯拉夫闹翻，而且还先后与苏联、中国反目，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１９４８年苏南冲突的再审视
１９４８年初，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突然爆发一场激烈的争论，此后不仅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几至兵戎相见，而且影响还波及整个国际共运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是战后东欧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５０多年后的今天，随着俄罗斯公布了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３日至７月２１日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来往的全部２１封信件，以及其他许多尘封已久的历史文件的面世，我们已有可能对这场苏南冲突重新作一番审视，并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苏南之间的较量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８日，苏联在事先未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突然撤走所有驻南斯拉夫的军事顾问和教官，１９日又调回全部文职专家，接踵而来的便是意识形态上的大讨伐。３月２７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致铁托的信中挥舞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捧”，气势汹汹地指责“在南共党内没有贯彻阶级斗争的政策，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在迅猛增长”。接着在５月４日的信中又申斥南共领导否认“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回避“农村里阶级分化的问题”，并借题发挥，将此和布哈林、伯恩斯坦等人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挂上了钩。总之，“否认阶级斗争”是当时联共（布）领导给南共中央扣上的第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
另一顶大帽子则是所谓取消党的领导作用。联共（布）领导一再强调铁托等人“贬低马克思主义的党”，否认“党的作用”，把人民阵线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且还将南共领导和孟什维克等同了起来。
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南共领导理所当然地加以驳斥，指出：“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地方发生过像南斯拉夫这样坚定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变革。”
同时又严正声明，南共不仅“在人民阵线中确保其领导权”，而且还在“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南共领导还进一步阐述建设带有南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表示一向“把苏维埃制度作为一个榜样来学习”，但也“正以略有不同的形式发展社会主义”，并“正在竭力采用最好的工作形式来实现社会主义”。在１９４８年初发表这样的见解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在此之前英共和法共领导就主张用不同于十月革命的方式来实现本国的社会变革，这一点自然无可非议。
至于联共（布）领导当时指责南共领导干部都是自上而下任命的，南共长期不开党代表大会，则更令人啼笑皆非了！难道联共（布）自身曾实行过民主选举吗？而且自１９３９年起它自己已连续９年没有开过党代表大会了，试问它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南共呢？
事实上，南共领导从未放弃过对国家的领导，而且在国内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造。自１９４５年８月起便开始进行土改，至１９４８年年底，共没收地主的土地１５６.５万公顷，其中７９.７万公顷归农民所有，另有２９万公顷划归国营农场。１９４９年初，为驳斥苏联方面的指责，南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农村集体化的指示，合作社的数量迅速从１９４６年的２８０个增加到１９４９年的６２３８个和１９５０年的６９１３个，使南斯拉夫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当时的东欧是比较突出的。
在城市，１９４６年１２月，南联邦政府颁布了将４２个经济部门的私人企业收归国有的法令；１９４８年４月又颁布了第二个国有化法令，使工商部门中的国有成分大为增加。
由此可见，斯大林等人指责南共领导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那么苏南分裂的真正原因又在哪里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历史遗留的积怨铁托曾长期生活在苏联，经历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肃反，对斯大林等人素怀戒心，因此在１９４８年曾多次拒绝参加由联共（布）领导发起的国际会议。当然，苏南突发对抗绝非仅仅由于个人因素，历史上苏南两党久已积聚的矛盾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１９４１年６月，南共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饥寒交迫、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自然迫切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曾多次向莫斯科求援。
从１９４２年２月起，铁托领导的游击队还在黑山准备好了临时机场，打算在那里接受苏联空投的军用物资。但在苦苦等待很长一段时间后，却只收到了一份季米特洛夫婉言拒绝的电报，使铁托大为恼火。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只有到１９４４年才得到大批的苏联军事物资，而苏联的军事代表团也姗姗来迟，至１９４４年２月才抵达铁托的指挥部，比英国军事代表团要来得晚。
对于这一切，铁托都深为不满，以致１９４３年初，当莫斯科就南游击队和乌斯塔莎交换俘虏一事横加干预时，终于愤怒作答：“如果你们不能理解我们当前艰难的处境，而且不能帮助我们的话，至少请不要妨碍我们。”
战争期间造成南共领导和莫斯科之间不愉快的第二个原因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１９４１年８月，即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联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并频繁进行接触，翌年８月又将其提升为大使级关系。苏联政府的这一政策使铁托颇为不快，因为他一向视流亡政府为卖国政府，应对１９４１年４月的失败负责。而且该政府又远在伦敦，既不了解国内情况，也无法领导人民抗战，因此不必与它打交道，苏联这样做是错误的。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底，举行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上决定成立新的政权机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并宣布剥夺流亡政府作为南斯拉夫合法政府的权利。由于美、英都支持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而力图和美、英保持友好关系的苏联不希望在此问题上和两大盟国产生矛盾，因此对南共领导的这一举措大为不满。斯大林在得悉此事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对苏联和德黑兰决议背后捅了一刀”。后来，铁托虽在苏联的压力下与流亡政府达成了某种妥协，但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战后与斯大林会晤时还重申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意见。
对待“切特尼克”
态度上的分歧也使南共领导和莫斯科之间屡生龃龉。由于“切特尼克”不仅无法和南共领导的游击队达成共同抗击德意侵略军的协议，反而处处与人民武装为敌，甚至勾结占领军，共同进攻解放区，酿成大规模内战，所以遭到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反击。但苏联方面最初不仅对“切特尼克”作了正面报道，而且甚至打算向切特尼克提供武器，这使南共领导感到异常愤怒，并向莫斯科提出过抗议。
所有这些矛盾和摩擦在战争年代并未进一步激化，但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发出来，演变成为一场冲突和对抗。
的里雅斯特的症结的里雅斯特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伊斯特里亚半岛西北部，是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杂居的地区：市区居住意大利人，郊区则居住斯洛文尼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属意大利，二战期间又落入德国之手。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日，南斯拉夫游击队率先进入的里雅斯特，随后英军亦赶到，并要求南游击队按此前铁托和英军统帅亚历山大达成的协议，立即全部撤出。铁托坚决拒绝英方要求，出现了两军对峙的紧张局面。随后杜鲁门要求斯大林出面斡旋，并公然以武力相威胁。由于苏联不愿就的里雅斯特问题长期和西方僵持，南斯拉夫游击队遂只得从的里雅斯特撤退。随后达成的协议将的里雅斯特划分为Ａ区（市区）和Ｂ区（郊区），Ａ区归意大利，而Ｂ区则划给南斯拉夫。
铁托对这一解决办法甚感不满，一方面认为它偏袒了意大利，另一方面又埋怨苏联支持不力。５月２７日，铁托在卢布尔雅那发表演说称：“据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一直是这样认识的。可是，我们也要谋求有一个合乎正义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他自己家里的主人；我们不愿为别人付出代价；我们不愿充当国际谈判中的筹码，我们不愿卷入到任何争夺势力范围的政策中去。”
斯大林对此立即作出强烈反应，命令苏联驻南大使向南政府发表声明：
“告诉铁托同志，假如他再次放肆对苏联进行此类攻击的话，我们将被迫在报纸上以公开批评来回答，其责任由他自己负担。”虽然此后卡德尔代表南政府作了检讨，但双方的芥蒂并未因此而消失。二战临近结束时，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希望借战胜法西斯之余威，将所有南斯拉夫人都统一在一个国家的旗帜下。１９４５年，南军曾一度进入奥地利境内，占领过克拉根福和菲拉赫，希图造成既成事实，但很快被迫撤出。
随后在１９４７年４月，南斯拉夫又求助于苏联，希望后者能支持它对南斯拉夫和奥地利边界作微小更动的建议，其理由是奥地利境内卡林西亚的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的权利一向得不到保障。南斯拉夫最初是要求获得卡林西亚，后来则主张卡林西亚在奥地利境内实行自治。
苏联对南共领导在领土问题上提出的种种要求一向不持积极态度，因为它不愿意就此得罪意大利和奥地利，更不愿意就此激化与西方的关系，但却因此使铁托等人深为不满，增加了对苏联的不信任。
１９４８年４月，当苏南关系明显出现裂痕时，苏联政府直截了当地告知南共领导，此后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将不再支持南斯拉夫的立场。这样便使苏南分歧进一步加深了。
经济利益的冲突经济利益的冲突是激起苏南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因，当时负责南斯拉夫经济事务的经济委员会主席基德里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一直在对南斯拉夫进行经济剥削。
１９４６年，苏南两国根据当年５月铁托访苏时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开始就建立合营公司一事进行磋商，并随即成立了尤斯塔航空公司和尤斯帕德多瑙河航运合营公司。然而不久，南斯拉夫方面便发现苏联得以在上述公司中赢利，而南自身却在经济上受到苏联的控制。如尤斯塔航空公司，占有了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外航线，在国内航线中也赢利最多，从而使南斯拉夫本国的航空公司处于从属地位，大有喧宾夺主之势。通过尤斯帕德多瑙河航运合营公司，苏联剥夺了南斯拉夫历来在多瑙河航运中占有的地位。根据该公司所制订的不平等规定：每吨苏联货物收运费０.１９第纳尔，而南斯拉夫每吨货物却收运费０.４０第纳尔，仅此一项，南斯拉夫每年便要损失３８００万第纳尔。
这些公司的业务活动也极不正常，尤斯塔公司在两年中没有召开一次年会，也没有经过批准的收支结算表；尤斯帕德多瑙河航运合营公司则从不做收支结算表，两个公司只有一笔糊涂账。
随后在谈判建立煤炭、铝锌、黑色冶金等合营公司的过程中，苏南双方的分歧更形突出。苏联方面极力低估南斯拉夫企业所拥有的资产，并试图将许多盈利很大的企业都划入合营公司中去，以增强苏联对南斯拉夫经济的控制。南斯拉夫方面对苏联的提议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这些谈判最后都不了了之，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１９４７年３月，当有关建立新的合营公司的谈判走进死胡同时，苏南两国便达成了由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１.３２亿美元信用贷款帮助后者进行经济建设的协议。然而对南斯拉夫来说只是空欢喜一场，因为该协议仅系一纸空文，在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了价值８０万美元的设备后，便因苏南关系破裂而宣告作废。
苏联和东欧国家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在南对外经济关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中进口占南进口总量的５６％，出口则占南出口总额的５３％。南斯拉夫在１９４７年拒绝马歇尔计划后，其经济发展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和苏东国家的合作。为此１９４７年１２月，南斯拉夫外贸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便匆匆前往莫斯科，急切期待和苏联签订新的贸易协定。但此时，苏联显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百般予以拖延。
直到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０日，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才接见了等候已久的茨尔诺布尔尼，并表示同意签订两国１９４８年贸易议定书。但２月２２日，苏联外贸部忽又告知茨尔诺布尔尼，将不签订新的贸易议定书。２月２６日，苏联政府重申了这一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