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作霖，1908年1月29日生于在江苏省嘉定县（现属上海市）徐行镇一个比较殷实的大户人家。顾作霖7岁进私塾读书，11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嘉定县第一高等小学。此时，正值五四学生运动以后，各种新思潮、新思想广泛传播。嘉定县拥护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经常在课堂内外讲述《新青年》《东方杂志》上的文章，年幼的顾作霖和同学们都受到熏陶，初步接受新思潮的影响。
1922年夏天，顾作霖从第一高小毕业，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在这里，他开始接触《新青年》《先驱》《向导》等革命刊物，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3年底，中国共产党南京支部领导人、东南大学学生宛希俨，在东大附中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地方的外围组织——合作社。顾作霖参加了这个组织，并和赵体言、张光人等共同出版了《合作》月刊，猛烈抨击东南大学当局向军阀献媚的行为。
1925年5月30日，英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南京路惨案。东南大学附中的学生立即召开大会，举行罢课，支援上海学生和工人的斗争。顾作霖和南京各校1万多名学生上街演讲和示威。在党的领导下，和记洋行工人举行了43天的罢工斗争。顾作霖奔走于东南大学与和记洋行之间，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并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了锻炼。但是，罢工和全市的学生运动最后遭到镇压，大批学生被开除，顾作霖也被逐出了校门。
1925年8月，顾作霖来到上海，先考进暨南大学，后又转入上海大学读书。在上海大学，顾作霖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继续投入上海的爱国反帝斗争和工人运动。在上海大学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1926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7月，他在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并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1929年11月，顾作霖在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委委员，并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顾作霖在江苏工作期间，非常强调党团组织要关心群众利益的重要性。
1930年，党内出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李立三取消了党、团、工会组织，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自己兼任了江苏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此时，顾作霖被调任省行动委员会组织部长，接受和执行李立三的错误主张。
为了贯彻李立三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1930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长江局，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的红军及士兵运动。顾作霖奉命调任长江局委员。
这时，国民党对武汉实行空前残酷的统治，由于白色恐怖空前严重，加上党的“左”倾冒险错误，党的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中央于12月17日决定将长江局工作人员全部撤回。顾作霖离开武汉又回到上海，仍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
1931年１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被扶上了中央领导岗位。王明等人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主义更“左”的错误观点。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组成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代表团的任务是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中央对苏区的领导，处理“富田事变”问题。此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已于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它是中共中央派驻在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全国苏维埃区域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曾山、余飞等九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由于周恩来还在上海，于是先由项英代理书记，前往中央苏区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共青团（少共）苏区中央局也宣告成立，由顾作霖任书记，胡鋆鹤（后叛变）为组织部长，陆定一为宣传部长，王盛荣为少先队总队长。
1931年3月，顾作霖告别了将要临产的妻子杨龙英和幼小的儿子顾家来，与任弼时，王稼祥、胡鋆鹤等一起，化装成商人，从上海乘船赴香港，又从香港取道广东汕头，经潮安、大埔到青溪，辗转到达宁都的青塘。
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一行到达苏区之前，1931年3月18日至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主持在江西宁都青塘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接受国际来信和战略问题、土地问题、共青团工作问题等。顾作霖等三人进入中央苏区后，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于4月17日继续举行。会议听取了三人代表团关于党的四中全会的传达报告，并作出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王明的“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以全面推行。
此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中共苏区中央局于4月间在江西宁都青塘多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针。会议争论得相当激烈，但最后多数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由西向东，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下，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
顾作霖在中央苏区主持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工作时，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中央苏区团的建设工作和青年运动。
顾作霖筹划创办了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1931年7月1日，《青年实话》创刊问世，顾作霖在创刊号上写了《建立团报的领导作用》一文，说：“这个报纸要成为苏区团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团在青年群众中扩大政治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青年群众的组织者。”
在顾作霖的精心组织下，《青年实话》最高发行量达到2.8万份，是仅次于《红色中华》的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报。除了发行量大之外，办刊特色和宗旨也鲜明而突出。顾作霖认为，苏区的一切工作，都要为着战争的胜利而展开，办《青年实话》也不例外，因此，要通过刊物阵地，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在中央苏区开展的“青年团礼拜六”活动等，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显示出了支援苏维埃事业、苏维埃战争的作用。
1931年9月，共青团苏区中央局迁入红色首都瑞金的庙背以后，顾作霖等又筹划创办列宁团校，作为培养青年干部的场所。列宁团校设在洋溪村，顾作霖兼任校长，并主讲团史课。毛泽东、任弼时、徐特立、陆定一都在团校讲过课。
1933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瑞金召开第四十次常会，决定成立闽赣省。其辖区包括以建宁为中心的建宁、黎川、泰宁根据地，以资溪为中心的光泽、邵武、资溪、金溪、贵（溪）南根据地，以崇安为中心的浦城、建瓯、建阳、上饶、广丰、铅山根据地，以及信江、抚河间一些地区。邵式平、顾作霖、万永诚、钟世斌、毛泽民等25人组成闽赣省革命委员会，邵式平为主席。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闽赣省委，年仅25岁的顾作霖为书记，省委驻地设江西省黎川县。
顾作霖就任闽赣省委书记后，对土地革命、查田、工农业生产、扩大红军、拥军优属和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等各项工作，都亲自参与决策，亲自抓落实。顾作霖本来体质就弱，患有肺结核病，到闽赣省后，工作尤其艰辛，几次吐血病倒在工作岗位上。省委的几位领导干部曾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将他调回瑞金休养治疗一段时间，但他仍然深入前线和基层，坚持带病工作。
1933年10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 “围剿”全面展开，敌人为了割断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联系，首先派出3个师进攻黎川。顾作霖领导闽赣省和黎川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配合军区部队与来犯之敌进行战斗。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黎川于9月28日失守。闽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及时转移到德胜关，11月间又迁至福建省建宁县。
1934年1月，顾作霖代表闽赣省委参加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月22日，顾作霖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二苏大会”后，顾作霖被留在中央。因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于1933年3月敌机轰炸时负伤尚未康复，中央决定顾作霖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红军第一方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领导军事工作，并非顾作霖强项。但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第五次反“围剿”部署广昌决战时，由博古、朱德、顾作霖等人组成了前敌委员会。当时战事紧张，他们的工作极度繁忙，经常几天得不到休息，顾作霖的病情加重。
当时，博古把红军作战的实际指挥权交给军事顾问李德。李德的瞎指挥，给红军带来很大损失。顾作霖等对作战部署感到怀疑，但又不得不执行李德的决策。沉重的心情、愈益严重的疾病将顾作霖压倒在前线的战场上。
1934年5月1日深夜，朱德对萧忠渭（萧锋，红军总政治部干事，兼野战直属单位政治委员、政治处主任）下达指令：“顾主任得了急病，赶快找兵站卫生处医生来抢救，实在不行，就派一个班送往瑞金。”
顾作霖被送往医院后，抢教无效，于1934年5月28日去世，年仅26岁。
顾作霖逝世后，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少共中央分别发出了讣告。
顾作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一生，他是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虽然他在工作中执行过“左”倾错误的一些政策和主张，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也以实事求是态度，抵制过一些过“左”做法，保护了胡耀邦、张爱萍等人免受“左”倾错误的打击。
顾作霖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活动家。正如《红色中华》所报道：“顾作霖同志九年来的英勇奋斗，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名字，在共产主义青年团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名字。”
（撰稿赖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