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1905年生于江苏省宿迁县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当五四运动的洪流波及到家乡小镇时，朱瑞积极地投身这场反帝爱国运动。1924年，他考入广东大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月，在中共党组织的推荐下，朱瑞与左权、邓小平等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毕业后，朱瑞入苏联克拉辛炮兵军官学校学习，从此，他和炮兵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二年春天，他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朱瑞以毕业考试和炮弹射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结束了在克拉辛炮校的学习。
1930年朱瑞回国后，3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科科长兼谍报科科长。9月以后，任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代理书记。1932年1月朱瑞到达中央苏区，曾任红十五军政治委员、红五军团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南雄水口等战役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途中，朱瑞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了夺取天险腊子口等战役。到陕北后，他又率部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西征战役。1936年12月朱瑞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军事部部长、组织部长。不久，赴国民党第一战区程潜处做统战工作，被委任为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长，并担任豫北游击队训练班教官。他又单独创立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1939年8月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和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0月接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中共七大后，炮兵军官学校毕业的朱瑞主动承担组建炮兵的重任。1945年1月，延安炮兵学校成立，郭化若任校长，不久朱瑞接任校长，又一次和炮兵结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朱瑞遵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率领延安炮校迁至东北，准备接收日军装备，组建一支新式的人民炮兵。当炮校师生1000多人千里徒步跋涉，于1945年10月下旬到达沈阳时，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正调兵遣将，大举向东北进攻，我军即将撤出沈阳，炮校无法招生开学；同时，日本关东军投降后的火炮装备，已全部被苏联红军运回国内。中央原来的计划完全落空。面对这一变化，朱瑞提出了“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的十六字方针，除派遣少部分干部到主力部队训练骨干外，其余师生全部分散到东起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从长春、北到穆陵的广大地区收集武器。在朱瑞和炮校党委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至1946年5月，共收集各种火炮700余门、炮弹50多万发、坦克12辆、汽车23辆，以及大量的零配件和各种器材，为建立东北炮兵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6年4月，他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建设壮大队伍”的总方针，及时提出了“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的工作方针，把学校500多名干部分散到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军区及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和联军总部炮兵旅等单位。1946年夏季后，朱瑞预见到，随着武器的收集，我军炮兵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他建议东北民主联军将延安炮校改名为东北炮兵学校，随即他任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东北炮校校长。东北炮兵学校在辽沈战役前，共培养了2000多名炮兵干部，不仅充实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干部，还为兄弟部队输送了几百名干部。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成立，朱瑞任司令员。1948年1月，任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
1947年1月至4月，我军先后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炮兵在前一段整顿训练的基础上跃跃欲试，纷纷要求参战，前后共有多个连队参加了这次战役。为了总结实战经验，朱瑞亲自到地方指挥作战。战役结束后，他立即在黑龙江省双城县召开第一次炮兵会议，对炮兵一年来的建设和作战经验进行总结。他在总结报告中，根据我军的历史环境、作战特点，结合靠山屯、焦家岭、城子街、德惠等战斗和广大指战员的实践以及自己的体会，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于我军当时战况的战术原则，比如集中使用火力，快、准、猛攻坚作战，步炮协同以直接瞄准、抵近射击等。
朱瑞总结出来的这些战术原则，大大提高了我军炮兵的作战能力。1947年夏季攻势中，东北我军在炮兵的有力配合下，横扫拉(法)吉(林)，攻占梅河口，进取昌图，包围四平，歼敌8万余人，收复县城40多座，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形势。1948年4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二次炮兵会议上，朱瑞根据我军1947年夏、秋、冬三季攻势的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了上述原则，从而使我军炮兵的战斗技术水平和指挥能力进入了一个逐步成熟的发展阶段，由原来只能配合步兵攻克敌人一个师设防的中等城市，发展到能支援步兵一举攻克十几个师多兵种合成防守的大城市，其中有些战术原则，直到今天在我军的炮兵建设上仍有重大指导意义。
1947年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前后方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保证战争需要，他亲自到后方主持后勤工作。在他的正确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下，先后组建了迫击炮团、战车团、高炮团等5个团，到1948年8月，东北我军已有各种火炮4700余门，在装备上已占优势，为即将到来的辽沈战役做了充分准备。
1948年9月12日，炮兵第一、第二、第三团与其他纵队配合，包围了辽宁义县。义县城墙高大。敌人以城垣为依托，沿城墙四周构筑碉堡，地面上遍布地雷，外围还设了许多障碍，城内驻有装备最新式武器的国民党一个整编师。义县是锦州的门户，要想攻下锦州，必须首先夺取义县。朱瑞下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同时他将这次炮火攻击义县作为攻锦作战的一次预演。随着几声炮响，敌人的一些重要火力点顷刻之间被摧毁。靠近城门（南门）右侧的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大豁口子，城墙其他各处霎时也变成残垣断壁。9月28日，朱瑞突然接到了总部的紧急电报：“敌军正从沈阳空运第四十九军至锦州增援，目前已运至两个团，命炮纵迅速封锁锦州机场”。此时，炮兵纵队已做好了进攻义县的准备。危急时刻朱瑞从容应对，命令炮一团派出一个营，秘密开进至锦州机场附近，并事先做好攻击准备。此时，敌人并不知有埋伏，5架飞机正在降落之中。营长瞅准时机，下令猛攻，全营10多门火炮同时发威。不一会儿这5架飞机就被打得千疮百孔。当时正在开会的锦州城防司令范汉杰得到我军炸毁了机场、第四十九军已停止了空运的报告后，不由得“啊”了一声。
1948年9月底，被我军长时间围困的敌军龟缩在义县城内，企图凭借大佛寺负隅顽抗。10月1日，天还没亮，朱瑞匆匆赶到前线指挥部，检查炮兵火力的部署。这时炮纵副参谋长张志毅向他报告：“3时炮兵全部进入阵地完成射击准备，9时30分完成以打开突破口为主的炮火准备。”朱瑞点了点头。9时30分，朱瑞下达了开炮的命令。担任正面射击任务的200多门大炮同时开火。强大的炮火将大佛寺屋顶的一个角儿轰掉。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炮火攻击，朱瑞从望远镜里看到义县的城头已经倒塌下来，正面的城墙也被炮火打开了30多米宽的口子。朱瑞对此满意地点了点头，对张志毅说：“如果是打锦州，突破口还应该再大一点，也可以考虑多打开几处。”在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发起了冲击。只一个冲锋，突击队就冲上了城头。守城的敌人如潮水般退了下去。至下午3时20分，敌守军1万多人全部被歼。这时，朱瑞从指挥部里走出来对一名警卫战士说：“走，到城头上再去看一看，最好量一量突破口有多宽，这样下一步攻打锦州心里就更有数了。”这名警卫战士说：“还没有打扫战场，首长是不是先不要过去？”“不要紧，我们也可以一同打扫战场嘛。”朱瑞说着便朝城头的突破口走去。当朱瑞走过一条小道、跨上一道土坎的时候，脚下突然踏响了地雷。随着火光一闪，将军轰然倒地……身中几十处弹片的朱瑞再也没有醒过来，时年43岁。他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
10月3日，东野将朱瑞牺牲的经过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闻讯后许久不语，悲恸不已。在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唁电中，毛泽东亲自写下：“朱瑞同志的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巨大损失。”
（撰稿王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