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我干娘结戏缘。光结戏缘也罢，还因为戏缘出了一档子大事儿。闹得柳家集出了“政治事件”，以致“江山易主”。当然，这“生日唱戏”跟她结下的戏缘也是有渊源的。
那时候，样板戏很盛行。说起样板戏，我觉得没有哪种艺术门类可以跟它相比，我是说普及程度。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谁不会哼几句呢？那时候，每个大队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让各生产队找人演样板戏。柳家集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是柳家集中学的一位音乐教师。那时候，柳家集还有中学，尽管毛主席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柳家集却把教育办到了高中。那位老师，因为懂点音乐，大队就让他当宣传队长兼导演，这是革命的历史使命。当队长自然是无上光荣，可兼导演就十分艰巨了，艰巨就艰巨在找不到演员。演戏容易，演员上哪儿找啊？都是些没有文化的农民，能演啥戏呢？可是，已经张罗开了，至少要找几个主要角色吧。当时，他们计划排练《红灯记》，演李玉和的是队里的记工员、柳家集有名的“人彩”人柳全金，柳全金是柳老冒的大儿子。柳老冒的俩儿都仿他娘，人排场（好看）又聪明。这柳全金绰号柳大傻，就是因为太聪明才落下个大傻的绰号。柳老歪家那个“脆生生的笑声”，后来嫁给柳老冒，柳大成并未为难她。对她那俩聪明的儿子也委以重任，以至于“脆生生的笑声”临终前，满怀忏悔地安排她的儿子，一定要听党的话。党是谁啊？就是柳大成。至于批斗柳全玉，确实是他违反了律令，杀一儆百。柳全金因为聪明当了记工员，因为长得排场，让他主演李玉和。演铁梅的人选也找到了，是柳圈儿的弟媳妇胡桂荣。胡桂荣是柳家集南胡老家人氏，因为上过三年洋学，自认为是个文化人。不但是个文化人，还是个“人彩”的文化人。她下嫁柳圈儿的弟弟柳憋儿主要是因为柳家集的名声。说下嫁是因为柳憋儿跟胡桂荣确实不般配。柳憋儿跟柳圈儿一个娘，形象可想而知，而且又老实又结巴。因此胡桂荣就成了他家打里打外的“女强人”了。那胡桂荣演李铁梅，虽然有点老，但也算凑合。眼下就剩下一个李奶奶没有着落，上演《红灯记》怎么能少了李奶奶呢？
柳大成和宣传队长扯来扯去，就扯到了我干娘因为看戏挨打的事儿上，说她爱唱戏，可以让她演李奶奶。再说，我干娘不怯场。你想啊，她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去过公社领过奖，名字还是社长给起的。她思想又红，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最合适不过了。宣传队长因为找到了合适的李奶奶人选而兴奋不已。于是，就敦促柳大成赶紧找柳司令说。
柳大成去动员我干娘演李奶奶，说进宣传队有补助，活儿清闲又光荣，不是谁想进都能进的，多少人想进还进不去呢。
我干娘就问：算不算公家人。柳大成没有明白她什么意思，随口说道：唱个戏还扯啥公家人。我干娘说：中，俺试试，不知道能不能演。俺害怕。
柳大成说：你都见过社长了，还怕谁啊？咱这还有谁比社长的官大啊？
我干娘说：也是。社长俺都不怕，还怕谁呢？陈社长啥时候来大队开会，都来看看她。她自言自语地说：俺怕啥啊？啥也不怕。
柳大成觉得真是没有他干不成的事儿，做好我干娘的工作就屁颠屁颠地走了。
演员都到位了，就开始排练。“李玉和”一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我干娘就笑。她说：要俺当柳大傻的娘，真可笑。俺也不比他大几岁，咋就成他娘了？俺要是有个恁排场的儿就好了。柳大傻本来就长得俊朗，腔口也好，一化妆更招人眼了。那柳圈儿的弟媳妇胡桂荣跟他眉来眼去的，不像父女更像情人。我干娘也觉得柳大傻唱得好听，化了妆更排场，可是人家一喊她“妈”，她就想笑。她一笑，戏就演不成了。柳大傻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笑就恼了，笑一回也就算了，笑到底就过分了。于是，他就汇报到队长那儿。队长也止不住她笑，就汇报到了柳大成那儿。柳大成披上四个兜的褂子去了排练室。他这四个兜的干部服是柳乔氏扯了灰呢子布照着陈社长的样式做的。柳家集也仅此一件。为此，四个兜就赋予了“国家干部”一样的意义。柳大成确实悟性很高，举止言谈也都效仿陈社长。特别是四个兜，基本功能就是披风。我干娘一看柳大成披着四个兜来了，就憋住了笑。柳大成错就错在没有听我干娘唱完一段，止住了我干娘的笑就走了。这样，我干娘在刘大成的强压下，一出戏才勉勉强强地凑在一起。
宣传队排练了几个月，我干娘虽然笑声不断，但基本可以唱完。宣传队长找柳大成汇报排练情况，柳大成一听很满意，想搞个汇报演出。他想，公社里正在抓“社教”，这不正是赶到了点子上了？
于是，他便招集社员看样板戏，还请了公社干事张山岭一起看样板戏。
我干娘一看那么多人，就怯了场，死活不敢上场。柳大成大为光火，说：你就是死在台上也得上。真是狗肉上不了席面。
锣鼓家伙一响，李玉和就出了场，那柳大傻还真是个演员的料，演得像模像样的。轮到我干娘上场了，她的腿开始发抖了，左手不停地掐着右手，人往台子后头缩。她被人推到台上，开场一句叫了一声“铁梅啊”还算可以。一出腔唱，就变了味，把《红灯记》串成了豫剧《穆桂英挂帅》：斗大的穆字震乾坤，上啊上写着，浑啊浑天侯，穆氏桂英……
乐队一听吓坏了，她咋唱成这戏了？伴奏戛然而止，宣传队长上台把她揪了下来。台下的观众这才迷瞪过来，一阵哄笑。
我干娘从台上下来就跑了，她知道这可比她偷红薯事儿大啊，她咋把这毒草种上了。
我干娘一跑就没有了人影，柳大成可倒了血霉。他本来想出个彩，结果弄成了这。张山岭一看台上乱成一团麻，回去就汇报到了公社党委。当时，正是“四清”运动最后阶段，“斗批改”刚刚开始。
公社马上组成工作组，进驻柳家集大队，调查柳大成宣传“封、资、修”的滔天罪行。柳大成到处找我干娘，我干娘好像空气一样消失了。柳大成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这祸患从天而降，连一丝一毫的预备都没有。我干娘一出戏，唱得柳大成停职检查。这一停职不当紧，那一丈二红洋布的事儿又抖搂出来。结果柳大成被撤职，柳圈儿说啥也不再主持工作，倭瓜就被迫上了台，当上了柳家集的大队支书。
倭瓜当了支书，我干娘才敢回来。其实，她也没有走远，白天在看瓜庵子里，晚上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