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
是岁，中大夫张汤为廷尉。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时上方乡文学，汤阳浮慕，事董仲舒、公孙弘等。以千乘兒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上由是悦之。汤于故人子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汲黯数质责汤于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而公以此无种矣。”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后世批评武帝，说他任用酷吏。酷吏之酷，和今天流行的酷(cool)不是一回事。翻开史书，有作为的皇帝，都有这个问题，儒家说，良好的政治是“务教化而省禁防”，其实，在皇帝哥哥看来，最好还是“两手都要硬”，教化很重要，能把臣民们忽悠成“四有”新人，服服帖帖，当然妙得紧；但是，如果仍然有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不服教化怎么办？帝王家还有一手也很硬，那就是“乱世用重典”，做起来大刀阔斧，说起来也是冠冕堂皇。
其实，酷吏之存在，有如烂肉上有苍蝇一样，是必须必定必然的结果。好皇帝时代，有酷吏存在，似乎是好皇帝的瑕疵，所以惹人注目一点；在昏君暴君时代，政治黑暗，老百姓遭殃，酷吏比比皆是，这时候再讨论酷吏还有什么意思？酷吏必须在所谓政治清明的时代以必然规律出现，才是所谓“事物的本质”。
在古代，官和吏是不同的，在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里，“吏”其实就是正式的官员，酷吏就是残暴的官员。汲黯说“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刀笔吏是技术性官员，根据规章制度办事，拿条条款款来算计人，儒臣一般是不屑刀笔吏的。
酷吏张汤最后做到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汲黯忿忿然，拿群众舆论说事，什么“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把问题指向了官员的出身或晋升之道。这个问题在今天也有，第一、第二代，领导都是军功出身，但是现在不仅老红军、老八路硕果仅存，就是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跨过江的，也都垂垂老矣，第三、第四代是工程师治国，有人呼吁，希望将来由律师或人文学者治理国家。到底是“举孝廉”好，还是“科举”好，还是刀笔吏一步一步爬上来好，中国几千年的政治都有正反无数例子，出身固然影响政治品格，但政治家的品格绝非仅有出身可以影响之。我们一直认为，从小读圣贤书的人，容易坚持革命理想，通过修齐治平达成良好的政治。但是，我们发现，官场固然是一个实现政治理想的地方，也是一个腐蚀性极强的地方，良好出身所镀的那一层膜，根本无法抵制这种腐蚀。工程师办事不一定就讲科学，律师办事也不一定就讲法律，职业训练永远抵御不了政治权力本身的魔力，政治权力就是一个魔戒，没有人能抵御它负面的诱惑，唯一的办法，就是监督。而且监督的成本越低，政治越清明。
汉武帝重用张汤，任用主父偃，纵容他们迫害另一些官员，不过是玩一下皇帝们最基本的技巧——挑起群众斗群众。
主父偃知道了自己的命运，所以有一种豁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