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连间，为强国，匈奴冒顿攻破之。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余众遁逃远去，怨匈奴，无与共击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汉中张骞以郎应募，出陇西，径匈奴中；单于得之，留骞十余岁。骞得间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为发导译抵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为王，既击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饶，少寇，殊无报胡之心。骞留岁余，竟不能得月氏要领，乃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会伊稚斜逐於单，匈奴国内乱，骞乃与堂邑氏奴甘父逃归。上拜骞为太中大夫，甘父为奉使君。骞初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匈奴数万骑入塞，杀代郡太守恭，及略千余人。
现在，在海外不论是恐怖事件还是交通事故，经常会有中国人死伤其间，不论是有预测的灾难，还是一些无妄之灾，中国人能摊上的概率越来越高，原因很简单，中国人走出去了。
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开拓者永远是要歌颂和赞美的。
我曾说过，在中国历史上，如鬼魅般的刀斧手，他们潜在命运的某个角落，只要冥冥之中一声召唤，立马跃将出来，一通猛杀，一通血流成河。同样的，英雄也潜伏在芸芸众生之中，只要时代一声召唤，也会从不被注意的角落冲出来，建立功勋，青史留名。
张骞就是这样的英雄。
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只要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当然，他具体出使了几次，跑了多少个国家（部落），花费多少时间，大家就不一定能说得准确和清楚。
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有的在当时就被认可，后来的历史也认可；有的当时不怎么认可，后来根据时代的需要重新挖掘，加以追认；有的则当时虽然被认可，但是后来因为失去了忽悠他人的价值而渐被湮没。
文章合为时而著，英雄也是合为时而生。
张骞是当时代的英雄，“武皇开边意未已”，要让我汉家威名，远播四方！所以需要张骞这样的时代英雄。后来，在儒家的保守文化氛围里，张骞的光辉暗淡了许多，张骞也好，郑和也罢，都是皇帝不惜民力、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帮凶。直到近现代，西方价值观渐渐输入，西方世界对航海家的推崇，才让惊慌失措的国人突然想到，原来这样的英雄我们也是古已有之。
在和西方打交道之前，有许多人物是湮没在历史故纸堆里的，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在正史还有传记，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则出现在当时一个叫沈括的笔记当中……中国自古以来不缺政治上的巨人，军事上的英雄，但是科技天才、商业精英，包括探险家，本来就人数少，即使有，也大多默默无名。
麦哲伦、哥伦布进行大航海的时候，和西班牙国王有合资开发合同，这些探险家除了热情还有利益驱动。支撑张骞探险的是“建功立业”，这应该比所谓的商业利益更能激发人的激情和拼命精神，但是不能长久坚持，因为这种需要和喜好的皇帝太少了，中国的皇帝不鼓励他们的子民向四方探索和开拓。
没有皇帝出于政治考虑的支持，又没有所谓的商业利益，中国的探险家就比较少，成就也就一般般了。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兴起一股反思传统文化的思潮，很多学者指责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安于现状，保守封闭……总之，继续了五四以来对国民性的声讨，大家依然兴致勃勃。
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总是拿传统文化说事，认为保守的文化造就了保守的国民性格。在我们的语境里，一般是两元论，一是物质，二是精神，这两个东西影响一切。其实，除了物质、精神，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就是政治。其实深读历史，便知中国的很多事和文化关系不大，世事人心均与政治关系重重，权力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在此意义上讲，政治决定一切。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外，还有一个政治文明。学者们谈到这个问题，要么不知政治文明谓何，要么王顾左右，把中国的问题，归结到所谓传统文化上面，一切皆为文化所累，这种现象，被人称为“荆轲刺孔子”，大家不敢或不方便拿政治制度说事，于是“文化”成为垫背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