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
冬，十一月，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
徐乐上书曰：“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
“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乡曲之誉，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
“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贤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
“间者，关东五谷数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
书奏，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皆拜为郎中。
有一个问题，若按市场经济的原理，专制帝国的皇帝就像私营企业的老板，他对自己的资产要更负责任，比几年一任的总统更有长远眼光和战略思考，不会急功近利，因为从人的本性来讲，他是最愿意自己的帝国繁荣昌盛的。无恒产者无恒心，皇帝以一国为自己的资产，他是会尽心竭力地经营自己的产业。
皇帝是个好东西。圣人们老早就教导我们“天无二日，民无二君”；资产要清晰化，权力要人格化，这些我们也是老早就做到了；虽然其间有很多次改朝换代的时候，但是“没有高皇帝，就没有大×朝”的主流观念却没有改变，而且一直强化。如果没有西方的鸦片洋货、奇技淫巧、坚船利炮、民主立宪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我们的帝国体制也肯定会更臻完善，从秦汉到唐宋，再到明清，一直也是与时俱进。拿离我们最近的明清两代而言，如果仅就皇帝制度的完善而言，清朝比明朝做得更好。
帝制适合中国，前人论述备矣。最牛的就是杨度，杨度有没有从市场经济的法则考虑帝制的优越性，这个我不清楚。杨度是有机会接触资本主义和私营企业的，他最后服务的老板杜月笙就是私营老板，老板对自己的产业关心关爱，这一点杨度应该是有观察的。
今天我们客观而论，不能说皇帝没有好处，对自己的江山社稷负责，这个从常情上也能讲通。锐圆现在信奉“三常主义”，常识、常情、常理，“三常主义”比较接地气，其他主义多多少少都有忽悠人的成分。
从常理来看，事事都有意外，负责任的皇帝固然有，不负责任的皇帝同样也不少。即使在神光普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不是每个老板都对自己的企业负责任，锐圆也是个小老板，有时累翻了，也会龙心不悦，也会倦于政事，耽于上网，不过锐圆一懈怠，公司倒闭，只有几十个人要重找工作，而皇帝哥哥一浑蛋，后果就严重得多了。市场经济规律到了中国这疙瘩，在经济领域就不规律了，到了政治领域，更是要多离谱就多离谱。
经济学家对所有制格外的关注，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但是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所有制则不那么关心，政权属于谁，是属于一家一姓还是属于全体国民，在学理上讨论没有什么意义，自古以来，所有的皇帝对自己的利益都极其关心，没有掉以轻心的，皇帝们只是对利益和权力相伴生的责任比较讨厌，能推卸就推卸。而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徐乐先生给汉武帝上书时提到的，一曰土崩，一曰瓦解。
土崩是统治基础坏了，老百姓不听招呼了：“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统治基础崩溃，有三个表征：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也没有关系，老百姓命苦，从来不怨政府，这个时候政权不要再抽瘦补肥就行了；已经怨声载道了，不想听也没关系，就不要再动用广宣部门揪着大家的耳朵天天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道理；官员已经腐败得臭气熏天了，还天天吹牛说我们这支队伍是喝防腐剂长大的，是福尔马林泡大的（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
瓦解就是内部矛盾稍过激烈，像房子上掉下几片瓦一样，可以修补。
徐乐认为，内部权力斗争打得头破血流，那也没关系，关键是老百姓不要起来暴动。这一点，他说的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