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高皇帝九年（公元前198年）
贯高怨家知其谋上变，告之。于是上逮捕赵王及诸反者。赵午等十余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乃（jiàn）车胶致，与王诣长安。高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吏治，搒笞数千，刺剟（duō），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吕后数言：“张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不听。
廷尉以贯高事辞闻。上曰：“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赵国立义不侵，为然诺者也。”上使泄公持节往问之箯（biān）舆前。泄公与相劳苦，如生平欢，因问：“张王果有计谋不？”高曰：“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爱王过于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具道本指所以为者、王不知状。于是泄公入，具以报上。春，正月，上赦赵王敖，废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为赵王。
上贤贯高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张王已出。”因赦贯高。贯高喜曰：“吾王审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贯高曰：“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乃仰绝亢，遂死。
汉高祖七年，刘邦临赵，当时的赵王是张耳的儿子张敖，刘邦的女婿。
刘邦又摆臭架子，皇帝的架子加上老丈人的架子，肯定是牛气万分。《史记》报道：“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gōu）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詈（lì），甚慢易之。赵相贯高、赵午等年六十余，故张耳客也。生平为气，乃怒曰：‘吾王孱王也！’”
贯高赵午等是张耳的旧臣，看不惯刘邦的颐指气使，所以安排了一次刺杀行动。他们安排刺客在一个叫柏人的地方等待刘邦经过，刘邦一听柏人是“迫人”，于是没有停留，刺杀行动失败，但是，一场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迫害行动立马开始了。
后来虽然证实了赵王张敖没有指使和参与刺杀行动，但负有领导责任，按照常规，脑袋肯定不保，但好在张敖有驸马之贵，特别是有吕后缓颊，万幸没有身首异处，只是丢了王位。一场血雨腥风被控制在了相当小的范围内。
司马光评论曰：“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也。”应该说比较恰当。
这件事，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山头主义下忠诚的递延问题。贯高等是张耳的旧臣，只知有张，不知有刘，尽管张氏父子向刘氏输诚，但其部下不会将这种政治效忠递延下去，这样“两张皮”的现象，在皇帝看来，是一种深刻的隐患。雍正皇帝之所以要杀年羹尧，据说就是因为其部下只听年的军令而对皇上“脱掉盔甲”的口谕没有反应。培植个人亲信，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为皇家所忌。袁世凯是有意培植，让北洋军成了袁家军；年羹尧则未必有反意，只是过于欣赏自己的控制力，惹怒了本来就喜欢猜忌的皇帝。所以，岳家军，杨家将，民间老百姓的赞誉称颂，在皇家心理上埋下的却是担忧和忌恨。
所以，为人君者，深忌权臣树立山头，拉帮结伙。汉初诸王，本来就是以团伙形态加盟的，各有各的子弟兵，刘邦必欲剪除之而能后安，彭越、英布之流，终究不能容于刘家一统天下，势已明矣。张良也是带着队伍到刘邦革命军中的，但进来之后，主动放弃了控制权，使之融入刘家革命队伍之中。孑然一身，无门无派，才是自安之道。张敖是鲁元公主的夫婿，按常情是不会反老丈人的，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类似“黄袍加身”的故事经常会激情上演，“使张敖据天下”也不是不可能，为了天下，杀老子都可以，何况老丈人乎？
山头之下的私人势力，或为利益或为意气，一有机会就会撺掇自己的主子造反，这是非常难以控制的不稳定因素，为人主者必警惕之。
作为最接近皇帝的大臣，如果不是野心家，就要注意自己身边和手下的人，不要让他们恃宠生事，免得皇帝哥哥误杀了自己，皇帝的这把刀，提供24小时免费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