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献皇帝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
初，山阳仲长统游学至并州，过高幹，斡善遇之，访以世事。统谓斡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材，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斡雅自多，不悦统言，统遂去之。
斡死，荀彧举统为尚书郎。著论曰《昌言》，其言治乱，略曰：
“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荒废庶政，弃忘人物。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民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
社会秩序崩溃，人民遭受荼毒，代表天命的天子被架空，过去的同僚各据一方，战火连年不息，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说，每个时代都应该有仰望星空的人，在这战乱的时代，当然也有仰望星空的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提到了两位当时的思想者。一位是荀悦，一位是仲长统。这两位都在朝廷供职，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
荀悦，字仲豫，是荀彧的从兄，是一个爷爷的孙子，他没有像荀彧、荀攸那样，为人主出谋划策，建功立业，而是任侍中，为皇帝侍讲，旦夕谈论，著有《汉纪》。这部书没有遗失，我们今天还能读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多次用荀悦的话代替“臣光曰”。
如果说荀悦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来思考，那么仲长统则是一个更纯粹的思想者。仲长统，字公理（牛也），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县)人，“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不狂就没有思想的自由。
荀彧举荐仲长统为尚书郎。荀彧哥哥举荐了很多人，有的举荐给了曹操，有的举荐给了献帝或朝廷（当然也得通过曹操）。被举荐者都很合适很得体，难怪曹操要表奏他位列三公，仅以识人用人言，荀彧即堪称大臣。
仲长统在朝廷任尚书郎，迎驾以后，曹操自任尚书令，后来把这个职务丢给了荀彧，这个原本设的实权机构已经是橡皮公章，仲长统任尚书郎，是个闲职，思想家得有钱还得有闲才能思想，荀彧这样做，有养士的意思在。
荀悦写了一篇名为《申鉴》的论文，“其大略曰：为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屏四患”也就是“除四害”。是哪四害？肯定不是老鼠苍蝇之类，而是“伪乱欲，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具体就是四种危害：“伪、私、放、奢。”（今不亦然吗？）“崇五政”相当于“五讲”。讲什么？讲民生，讲风气，讲文教，讲战备，讲法制。（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常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荀悦的“四患五政”，先讲四大问题，后讲五条措施，看起来是老生常谈，全都是古代的社论体，但总体上是把握了当时脉搏的。他提出的五条措施之第一条，讲的是民生，“故在上者，先丰民财以定其志，是谓养生”。穷生乱，乱生穷，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国家终无安定，这应该是点到了根本。
荀悦主张“听言责事，举名察实”，这是法家的治理思想，他的民生备战观点，也和先秦法家奖励耕战差不多，从东周列国到后汉列国，历史似乎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当时的学者们尤其像荀悦这样有历史感的学者，都会自然联想到这一点的。所以他们也很自然地从历史的思想库中寻找出路和方法。
曹操奉行的是法家路线，荀悦的《申鉴》与其说写给献帝，不如说是写给曹操，如果仔细体会，曹操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基本上是以荀悦总结的大思路进行的。曹操奖励耕战，扭转风气，与荀悦的提法是吻合的。
荀悦的《申鉴》是体制内的建言献策，是“策”的层次；仲长统所著《昌言》则是思想家对国家治乱的分析，是“略”的层次。
仲长统是这样描述中国社会治乱循环的：
刚开始，大家都没有天命，大家可以竞争，甚至通过战争来确立赢家的地位。一旦胜负决出，天命所归的问题也解决了，尊贵定于一家一姓，大家就不再争了，大家达成一致，共同维护稳定。
问题出现了——后来吃现成饭的蠢猪们，以为天命就固定在他家了，于是“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必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民之骨髓”，最后的结果就是“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
这就是仲长统总结的“存亡迭代，治乱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当然，仲长统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个规律的人，这个规律早就存在，早就被先贤圣人们所发现。但是，仲长统亲身感受到了这一切，亲眼看到了惨烈的社会现实，才能以这么激烈恳切的语言写出来。
仲长统的《昌言》已佚，在《后汉书·仲长统传》里还保存一些，从他的文字里，可以感受到胸怀天下、心系生民的悲悯情怀。
他对黑暗政治和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有着痛彻心扉的描述：
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
老者耄矣，不能及宽饶之俗；少者方壮，将复困于衰乱之时。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
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
……于是骄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轨之奸，下有暴乱残贼之害。
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
盗贼凶荒，九州代作，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多）。万里悬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
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骞短，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
而另一部分人，过的生活是这样的：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矦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
仲长统是一个时代的批评家，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应该是跨时代的，关于养廉：
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穽（jǐng）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对于世袭皇帝多出昏君暴君，他提出：
一伍之长，才足以长一伍者也；一国之君，才足以君一国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
他的思想光芒，也许不足以照耀到梁启超、孙中山，但起码照耀到了黄宗羲。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荀悦和仲长统也作了评价：他认为仲长统的见识较荀悦为高，荀悦是针对怎么管理下面的，是申韩法家这一套，这一套曹操已经用到了极致，而且因此使曹魏国祚不长；而仲长统是针对怎么约束上面君主的，所以，仲长统要高明一些。
但是，王夫之认为仲长统的“天道说”，为曹氏篡夺权位留下了窗口。王夫之要复辟明朝，仲长统要开辟的是未来，他们俩说不到一块儿。
王夫之还认为“故当纷乱之世，未易立言也”。为什么呢？
一、学者在立言的时候，“愤前事之失，矫之易偏”，学者要不要带着感情去面对现实问题？王夫之认为不可以，学者应该距离研究的对象稍远一点，保持冷静的态度，庶几可以更客观一点。
二、在乱世立言，“避当时之忌，徇之不觉”；其实，在什么时候，学者都不可能保持纯粹的独立立场，都会有所回避、有所忌讳。不过，锐圆认为，在乱世学术或可以更自由一点，中国的治世基本上都伴随着对学术自由的钳制。
有意思的是，王夫之所以确定荀悦、仲长统是不敢讲真话，是因为他自信地判定，荀悦和仲长统是忠于大汉的知识分子，他们现在是（曹操控制下的）朝廷官员，所以不敢讲“尊汉让曹”的真话，是有所回避顾忌的。——这恐怕是王夫之老先生一厢情愿了，你怎么判定这两位一定是和你一样忠于前朝矢志不移呢？
荀悦且不说，王夫之要把仲长统引为同道，仲长统未必会同意。仲长统已经不局限于为一家一姓的统治献策，而是站在了更高层面俯视中国的治乱之因，思考社会长治百姓久安的可能性，至于天下姓刘姓曹，已经不是重要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