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灵皇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
臣光曰：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如豺虎，暴殄烝（zhēng）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令视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
为了防止腐败和包庇，后汉也建立了相应的回避制度，这里说到的“三互法”就是这样的东西，大概意思是不仅不能在家乡为官，就是在老婆娘家那边做官也不行。严密的回避制度让幽、冀两州的州牧或者刺史长期空缺，所以蔡邕要上疏说道说道，司马光跟着也有话说，锐圆也凑凑热闹。
先说有没有这回事：一方面说宦官当政，兄弟子侄亲戚故旧遍及中央地方；一方面又说幽、冀这样的州郡空缺没人做官，这岂不是笑话？所以，如果真的空缺多日，恐怕还是上面的利益摆不平，角逐没有分出高下。群狼在焉，说肉放臭了，这话鬼信，反正我不信。“三互”之类的回避制度，多半是借口。
不过，蔡邕这么说，司马光也这么说，我们也说一下这个问题。
司马光引用比他更古的古人的话说：“国将亡，必多制。”看起来，他是一个制度化的反对者，儒家一向是反对法网过密的，他们强调纲纪，但反对成文法，成文法会成为皇帝以及各级官吏“灵活掌握”的障碍。所以，当遇到回避制度导致重要职位长期空缺的时候，蔡邕和司马光都主张灵活掌握，去除这些细碎的规章制度，如果这事搁在美国会怎么样？国会可能会再继续修法，以修正案方式继续细化这个制度。这是一个管理哲学的问题，包括世界观，更包括方法论。
儒家信仰的是“心正”，正心诚意，他们不相信冷冰冰的法律，而在讲究“王道”的中国，也确实是把法律搞成了冷冰冰的东西，因为这玩意儿绝大多数是为了对付老百姓，也留出一部分对付政敌，也就是用来处理敌我矛盾。因为信仰“心正”，就不能太麻烦，就要求“全面地”看问题，看问题的主流，用正心定性对与错。只要心是正的，立党为公，就能达成天下大治。
基于这样的观念，所以司马光认为“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他说的某种意义上是事实，因为你是拿“心正”来定性，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所以法律最后就会沦为工具乃至凶器。
所以一个法治国家，不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么简单，也不在于成文法是不是依据国际惯例建设得完备不完备，关键是在最高层面破除“心正”。这个社会，不管是谁，都不是存在绝对心正的人或组织，谁也不能代表绝对的社会良知和正义，这个职责不能赋予人，只能赋予冷冰冰的法律。
为什么我们一方面“依法治国”喊得震天响，一方面又有那么多的上访者不找法律找上级呢？因为他们还相信有“最高正义”，他们之所以相信，不是他们从实践得知这样的认识，而是他们一直接受着这样的教育和宣传。
如果我们还是接着追求“明王之政”，那么无法可依也未必是坏事，毛泽东是有自信建立明王之政的，在他执政的近三十年间，中国的成文法，只有一部宪法和一部婚姻法，其他全部靠红头文件（都是秉着“正心诚意”制定的，起码制订者这么认为）搞定。如果真的要建立法治国家，那么法律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也必须是详尽的。一方面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一方面法律之上还有一个“明王”，叶公好龙。这样，不说国家一定要混乱，反正麻烦是大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