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邵陵厉公嘉平二年（公元250年）
吴主立子亮为太子。
确立下一代接班人是个伤脑筋的事，而且越是英明的君主，越在这事上纠结。因为他们越英明，对人性就琢磨得越深，越往牛角尖里推敲，结果也就越恐怖。
孙权既立孙和为太子，又扶植鲁王孙霸和他竞争，结果朝廷有了两党，“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在专制下的党争不是讨论公共政策，而是为了争权夺利。所以没有议会大厅，也不会搞电视直播，手法除了谗毁就是诬陷，因为各派要争取的不是天下选民的支持，而是一个孤独的老独裁者的认可。
孙权在生命晚期决定抛弃孙和、孙霸这兄弟俩，而转立小儿子孙亮。这种抛开对立的两派另立第三方的做法，通常来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这里面也有操作手法的问题，因为“中立”的第三党不会凭空产生，它也要通过一系列的重新整合才能形成。按照设想，第三方可以兼顾对立双方的利益，起到平衡的作用，进而防止冲突，维护政权和大局的稳定。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理想的结局往往不会出现，一般总是前面角逐的两党中，有一派势力迅速地集结在“第三方”旗下。政治斗争不可能通过循环赛靠积分领先，只能通过淘汰赛，在最后生与死的对决中产生冠军。
孙权在最后日子里“然犹沉吟者历年”，这种犹豫，会让各派势力表现也不是，不表现也不是，这玩意儿会害死很多人。
为了扫清孙亮的道路，孙权“遂幽太子和”，太子党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骠骑将军朱据和尚书仆射屈晃“率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我们知道有负荆请罪一说，这种“泥头自缚”可能是一种更强烈的行为艺术，如果我没猜错，大概是一种“我已经入土了我怕谁”的宣示。孙权看到这种情形，肯定是大怒，权力人格一旦形成，就是畜生脾气，只能顺着毛捋，不能触碰它的逆鳞。朱据、屈晃的行为等于向朝野宣示皇帝大人您错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孙权废黜了太子孙和，为了“公平公正”，赐死了孙霸；附属的官员罢官的罢官，杀头的杀头。经过这一番路线斗争，表面上看，大家又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第二年，也就是251年，司马懿去世，孙权也接着去世，《三国演义》中我们熟悉的人物渐次凋零。
孙权在死之前，和陆逊的儿子陆抗表示和解，他对陆抗说：“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
孙权所谓的“前后所问”，大概就是当年“数遣中使责问陆逊”的书信，陆逊就是看到这些皇帝亲笔写的“我的大字报”才“愤恚而卒”的。孙权要求把这些历史文件全部删除，“一焚灭之”，希望以陆抗为代表的大士族“团结一致向前看”。孙吴政权和江东士族虽有矛盾，但不能彻底决裂，强势的皇帝将死，为子孙计，不得不做出妥协的姿态。
孙权临死的时候，对迫害太子孙和颇有悔悟之意。从人性善良处看，这是孙权对自己的错误有所忏悔；从人性卑劣处看，借废黜太子孙和打压士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现在狼似乎老实了，对舍出去的孩子也表示关爱了。
但是，政治格局不允许这么来回折腾，当时，在孙权身边的侍中孙峻、中书令孙弘，还有女儿全公主都极力反对。全公主是孙权长女，先嫁周瑜之子，后嫁全琮，故称全公主，她对晚年的孙权影响很大。全琮、全寄父子是鲁王一党的核心人物，全公主与太子孙和不睦，太子孙和如果一键恢复，就意味着她自己要被彻底删除。所以，她极力维护孙亮的地位。
孙权晚年对全公主是相当信赖，现当代也有很多政治家如叶利钦把女儿当成“第一夫人”，他们认为女儿在政治上是中性的，是全心全意为老父亲着想的，尤其是儿子们为家业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
孙权最后选择了诸葛恪为大将军兼领太子太傅，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的侄子，诸葛瑾父子在江东亦属于“侨居”，不是本土势力。中央集权或皇帝专制和地方士族是一对矛盾，士族对大一统有消解作用。封建和专制是对立的，贵族和共和是有关联的，自治和民主也是相互联系的。魏晋的士族，唐代的藩镇，宋明的外族，都是和大一统对立的力量。对立也就意味着战争和不稳定，大一统专制帝国和皇帝专制体制某种意义上，也是老百姓的内在需求。皇帝在中国的存在，看来是有社会需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