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烈祖明皇帝青龙三年（公元235年）
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
岁末年梢（2009年末），曹操墓的被发现和被发掘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热闹话题。在“被”时代无奈和无助的情形下，老百姓变成了老不信，普遍的质疑心态让一切都有可能或不可能。和“文革”后以北岛为代表的先锋青年不同，现在的网民不会用“我不相信”这样的呐喊来表达怀疑，而是用一种调侃的娱乐的口吻来表达：“墓里发现了两个头盖骨，一个是曹操的，另一个是曹操小时候的。”
曹操墓葬的文化、历史价值已经不重要了，公众怀疑的是大大小小的无处不在的利益集团在有创意地造假，大家的质疑和辩论都有一个不能退出的背景，那就是曹操墓的旅游价值和地方经济的GDP。不管是真的曹操墓还是山寨版的曹操墓，这个曹操墓已经被成功地炒作，即使是假的也有了价值，也会有游客去看。在神州处处假货赝品的今天，这个墓还有点年头，至少比市场上的年份酒靠谱一点。
中国的权贵们对老百姓茅屋为秋风所破是相当麻木的，他们活着要住在豪华的宫殿里，死了也要一套豪华的阴宅。地面的宫殿会随着王朝更迭为势家所夺，但地下的宫殿除了盗墓贼光顾以外，不会有人拆旧换新，不会有人在原来的墓址修建自己的陵墓。所以，中国的国土下有数不胜数的古墓葬，而地面的古建筑相对之下只能算寥寥可数。
曹操的孙子曹叡是一个对基本建设舍得投入的皇帝，诸葛亮死后，他认为来自敌国的威胁大大减少了。他没有考虑把国力集中起来进行统一战争，当然更不会把钱花在国民福利上面，而是津津有味地营建自己的宫殿。有一种句式流行了好几年：“等我有了钱，买俩奔驰，开一辆撞一辆；等我有了钱，买两碗豆腐脑，喝一碗倒一碗……”曹叡有了钱，也是这样，建两处宫殿，许昌来一座，洛阳来一座，逢单月住许昌，逢双月住洛阳。
成功男人盖大宫殿抑或豪宅，肯定是为了女人住的，嫔妃也好，小三也好，是她们创造了豪宅行业的刚需。
现在官员最不靠谱的话是“我也买不起房子”，古代帝王最不靠谱的话是“我要薄葬”。
曹操临死前留下《终令》和《遗令》。《终令》又称《寿陵令》，全文如下：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遗令一》全文如下：
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遗令二》又称《遗命诸子》，全文如下：
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余香可分诸夫人，不命祭。吾妾与伎人皆著铜雀台。台上施六尺床，下（suì）帐，朝脯上脯糒（bèi）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前作伎。汝等时登台，望吾西陵墓田。
曹操要求他的墓“不封不树”——尽量利用“因高为基”的地形；也不要做豪华冥服，穿上平常的衣服就可以了——他的儿子们真要这么做，还不被人骂死；而且不要藏“金玉珍宝”——反正得这么宣传，盗墓贼信不信地球人都知道。
从曹操晚年起，自曹丕到曹叡，随着北方社会生产的逐步恢复，曹魏集团上层的奢靡风气就愈来愈盛，奢侈这种东西，怎么可能让权贵们藏着掖着呢？此风一开，社会上就会产生追逐攀比的效应，魏晋这种奢靡放纵的状态，并不是因为富足，事实上魏晋时代整体上并不是富足的时代，这背后还有一种价值观作为怂恿和支撑。对于帝王对于国家来说，不仅仅要看他怎么敛钱，更关键的是，要看他怎么花钱。
少府杨阜想要监督皇家财政，他向御府吏询问后宫人数，这位御府吏拒绝：“这是国家秘密，不得宣露！”接着反问杨阜：“你是不是国家干部？”
杨阜一听大怒，把这位御府吏拽过来：“老子不光是国家干部，还是政治核心圈的。你丫和老子讲什么国家机密！”（“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摁地上就是一百大杖。
据报道，中央财政将在三年后向公众开放。早在英国光荣革命时就立下了民主宪政的最基本的法律，没有代表监督就没有纳税，简称“不代表不纳税”或叫“无监督不纳税”。财政公开，让中国人民数十年积累的财富有效地注入社会福利之中，可能比一人一票更当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