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元皇帝大兴三年（公元320年）
帝之始镇江东也，敦与从弟导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后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强盛，稍益骄恣，帝畏而恶之。乃引刘隗、刁协等以为腹心，稍抑损王氏之权，导亦渐见疏外。
中书郎孔愉陈导忠贤，有佐命之勋，宜加委任；帝出愉为司徒左长史。导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识皆称其善处兴废。而敦益怀不平，遂构嫌隙。
晋室南渡，史称“中兴”。但是这个中兴的政权，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重重难解的矛盾、冲突之中。
汉胡矛盾当然是一个主要矛盾，但是怎么对待胡人，又引发了汉人内部的分裂，那就是“北伐派”和“偏安派”的矛盾。要不要恢复故土、挥师北伐一直是东晋朝廷争论的话题，一系列的权力斗争也为此展开。
南人与北人的矛盾，也是伏线千里，绵绵不绝。司马睿政权是“外来政权”，有政治上高压强势的一面，也有社会基础薄弱的一面；南方士族有服从妥协的一面，也有对抗和冷漠的一面。
皇帝（主张君权归一的刘隗、刁协）、北方大士族（王敦、王导）、相对来说的北方寒族（祖逖、温峤）、愿意合作的南方士族（贺循、顾荣、纪瞻等）、不愿意合作的（周玘等），还有地方实力派（如河西张寔、被排挤到广州的陶侃等）……政治光谱色彩斑驳，在不同的问题上，因利益和立场随时组合成不同的阵营，然后展开博弈和斗争。
矛盾最激烈，最无法妥协的，也是最先化脓揭盅的是王与马。在中国古代，也有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坚持国强民弱的经济路线，坚持权贵专制的独裁体制，坚持皇帝一人的绝对领导。必须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国家才能维稳，而最核心的就是皇帝掌权、皇帝独裁、皇帝乾纲独断，皇帝不掌实权不能独裁，维稳是很困难的。
“敦总征讨，导专机政”，这等于严重分削了皇帝司马睿的权力，“共和”这俩字，在专制中国是从来不存在的。君主和权臣，必须有一方是绝对主导，要么君主是傀儡，要么臣子是肱股，如果双方都想主导权力，那必须得动武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个矛盾必先解决，然后才能言其他。
王敦，字处仲，他爹叫王基，他爷爷叫王览，他大爷爷叫王祥，他亲伯伯叫王裁，他堂弟叫王导。
王敦还有一个绝对牛的身份，他乃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也就是戏文里让傻小子们最羡慕的驸马爷。
王敦性格天生一个“忍”字，《晋书·王敦传》载：
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置酒，王敦与王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驱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导还，叹曰：“处仲若当世，心怀刚忍，非令终也。”
王恺是个没人性的浑蛋，王敦则是超冷血的忍者乌龟，性格字典里没有“不忍心”这三个字，打悲情牌对他永远没用。
战乱以来，族兄王衍提拔他为青州刺史，司马越后来又任他为扬州刺史。南渡后，司马睿召为安东将军和军咨祭酒，后来又复任扬州刺史。时有蜀人杜弢作乱，王敦以亲信督陶侃、周访等讨杜，杜弢灭后，王敦势力大长，为江州刺史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
魏晋间，有“都督一州或数州诸军事”之职，等于二战期间中国的战区司令，后来，都督一州和数州都不过瘾，遂有“都督中外诸军事”，那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正规军预备役，包括土八路民兵都归俺领导指挥了。中国一直是皇政、军政不分，军权含金量最高，如果军职跨越行政区域，那么此间的地方官就等于降格为军需官了。
王敦都督数州，相当于军委常务副主席，世有诸胡，遂使王敦称雄，想来王敦王处仲是不愿意北伐的，外面有军事威胁，我即可心拥兵自重。祖逖也好，王敦也罢，抛除个人的理想信念，现实帮他们算出的利害损益就是这个样子的。
从王敦的成长史就可以看出，他有今天的地位是天经地义的，司马睿提拔他，在他看来不是施恩而是报恩，不是奖掖而是酬谢，而且是报恩报得不够、酬谢谢得不足。
王导心里有君臣名分，所以只要掌握实权，天天给司马睿打卡上班是愿意的；王敦心里没有领导，老想着改选董事会，把司马家的股份摊薄再摊薄——把司马氏直接踢出去，他又没这个胆，王敦有实力却没有胆略，最后让他纠结不已的就是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