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打离婚，按说也不奇怪。但我这个主编算是名人，名人打离婚就成了新闻。
况且主编打离婚，无形中起到了一个表率作用。“和尚摸得，阿Q摸不得？”主编离婚离得，一般编辑离不得？主编自己既然离婚，也就不好劝导阻拦部下离婚；领导上出面干预，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要干预，你们领导上先去干预张石山！管不了他，拿我们说事，专拣软柿子来捏啊？
离婚、离异，本来属于家庭问题、个人私事，但主编带头打离婚，编辑部一举掀起离婚热潮，时间处在80年代中期，地域处在封闭保守的山西，事情就闹大了。
众说纷纭，满城风雨。
胡正着急，西戎跳脚，马烽生气。不用旁人议论，我们几位老前辈就措辞严厉。西戎老师在机关传达室气极败坏地说：《山西文学》成了啥啦？外头都在议论，成了流氓编辑部啦！
山西作协，在李束为当政时代，曾经被戏称为“怕协”。翻译出来，那是著名的“怕老婆协会”。如今成了啥啦？就算运数变化，触底反弹，这也变化过于剧烈、反弹过于出格了吧？
就连省委宣传部长张维庆春节期间打来拜年电话，也要殷切观照：石山啊，希望你家庭和睦，“要团结，不要分裂”啊！
只有张小苏的前妻，力群的姑娘，持相反立场。随同张小苏来我们机关开具离婚介绍信，好一通挖苦：
你们还是作家协会，号称文化部门，倡导精神文明？不配！丢人败兴！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和感情，感情是否破裂是婚姻能否继续维持的唯一条件！开具证明，还要做我们的工作；我和张小苏打离婚，关你们什么事？
急风暴雨，刀子嘴、连珠炮，来了那么一通。
力群的姑娘不清楚，或者应该清楚：在中国，法庭之外还有一个道德法庭。这个法庭到处存在、遍地开花，随时随地可以开庭审判，而且是被告缺席审判。
4.一纸军令状
满城风雨中，1986年的夏季，我担任副主编主管刊物一年后，被正式提拔任命为《山西文学》主编。
胡正老师不曾表露过什么，但我揣测或曰断定，提拔张石山，胡老师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一定是顶着压力，力排众议，断然决定继续使用张石山，并且是重用。能够把生活问题、私人感情问题和工作问题、能力问题区别对待，那不仅是水平，也是胆略。
与之同时，组织上还发展我入了党。
入党的时节，记得党支部写的材料上讲得很有分寸：关于张石山同志的婚姻问题，是个人问题。离婚与否，由法律判定。
党小组长毕星星找我谈话，代表组织转达了马烽老师对我的严厉指责：停妻再娶、富贵之后抛弃糟糠，道德不好！
指责是够严厉。当时年轻，心理上还有抵触。“道德不好”，说得太严重了吧？在我自己认定的道德标尺上，我认为自己的道德没有问题！于是，也说了几句“严厉”的话语，要毕星星给老马转达回去。毕星星苦笑，哪里敢去转达？
一边打离婚，同时就读北大作家班；在北大作家班担任了班长，同时在山西作协升任了刊物主编。四面出击，还要到处争取胜利。就任主编的现场，我当众拍了胸脯，主动立下了一纸军令状。
我宣布：在我这一任主编的任期内，一定要为我们刊物拿回一个全国奖！
立了军令状，语音铿锵，掷地有声。把话说满，自己把自己逼上了梁山。
我也必须承认，没有我们山西作协几代人的努力，没有一个基础极好的刊物，没有一种始终良好的态势，我不敢说那样大话、夸那样海口。能够如愿拿回全国奖，是历史赋予我的机遇。我没有浑浑噩噩，糟蹋了这一伟大机遇罢了。
决心捧回全国奖，首先要有足以获奖的作品。黄河笔会期间，山西文学全体，以李国涛、周宗奇为首的编辑们，为了获得好稿，做了大量交际方面的工作。《人民文学》的编辑，王青风和王勇军，两个山西老乡，慷慨表态，乐于支持家乡的刊物。河南作家田中禾的短篇小说《五月》，在《人民文学》一时排不上发表序列，于是转到了我们山西南华门里来。
《五月》及时发表。并且随即被《小说选刊》转载。
这篇小说确实具备了博取全国奖的水准。
《五月》初评，高票入围。
终评出人预料，《五月》高高当选，荣登榜首！
我的誓言兑现。立下军令状，打了胜仗，敲了得胜鼓回营。
而且还有意外收获。大军集体获胜，主帅副帅各有斩获。我的短篇《甜苣儿》，李锐的短篇《厚土》，一并全国获奖。
一个刊物，为我省文坛从全国连夺三奖。
不用别人夸奖，我就在心里自夸起来：西戎没有白栽培我，胡正没有白提拔我；李国涛没有白教诲我，周宗奇、李锐没有白推荐我；编辑部的同事没有白服从我，甚至爹妈没有白生我……
5.一张辞职书
《山西文学》我当主编时代，自我评价，平心而论，刊物办得不错。
从荣誉上说，拿回了全国奖。打破了自成一、张石山获奖之后刊物再不获奖的僵局。
从惯常工作要求来讲，发表了不少好作品，连连被全国性的选刊转载。发现了不少新作者，同时继续扶持了许多老作者。
编辑部工作风气正派、学习空气浓烈。人员之间团结，上下级关系和谐。
刊物发行走势良好，印刷份数逐年提高。
但《山西文学》在院子里得不到应有的好评。四对离婚毛算五对，成为一个扎眼的存在。个人问题、家庭私事，会不会影响其他？事实证明，会有影响，有时影响极大。
马烽批评胡正，胡正批评编辑部。
胡正批评编辑部，声色俱厉。但有这样两点需要说明：
头一点，《山西文学》编辑部工作不错，那就不说工作。重点批评这儿的卫生问题，楼道没有打扫问题。还有纪律问题，编辑部几个办公室都锁了门的问题。
领导批评得绝对正确。
张石山本身是个脏乱差，对办公环境公共卫生不是抓得差，是从来都不抓。
纪律方面，也有欠缺。我经常出差，参加外头笔会什么的。当然主编室要锁门。对于部下，我不要求坐班。我是从小编辑干出来的，知道其中关窍。坐班一天，人来人往、喝茶聊天，绝对没有回家两个钟头看稿的工作效率高。除了机关大会、本部小会，不要求坐班。工作不得耽误，好稿不能漏掉，回家看稿去！
十来万字一本刊物，需要大家每周六天、天天八个小时耗在编辑部吗？画表格、打对钩，记考勤、卡时间，用这个来过官瘾吗？况且，大家都难免有点家事，需要一点自由。事实证明：不需坐班，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管理办法。提供一点自由，是对编辑们的软性奖赏。大家工作热情空前高涨，认真负责的劲头十倍提高。
当然，不可一概而论。我的办法，对于编辑部这样特殊性质的工作绝对行之有效。
这样一来，编辑部锁着好多门，领导来视察，大吃闭门羹，也是事实。应该批评。
胡正老师批评编辑部，骨子里是恼火你们几个小兔崽子给我集体打离婚的事儿。可是婚姻问题，道德法庭管理的问题，又不是一个简单批评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拿卫生问题、纪律问题来说事。
我充分理解。
再一点，更需要特别说明。各位领导批评编辑部，从来都是在张石山不在场的情况下。从来没有当场当众批评过这个家伙。
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
或者，张石山带头打离婚，确有应该批评之处，但胡正老师又不知该如何措辞。
也许，编辑部所处形势，不得不给予批评；但张石山工作干得卖力，又实在不忍批评。
还有，怀疑或许早已看出，张石山是一匹生骡子，恐怕不服羁勒，当场批评恐怕可能倒踢回来。
这样重复多次，终于产生了必然的效果：编辑部所有部下，都难免灰心失意起来。跟着张石山干活，没有好处，只有倒霉挨训的份儿。
自忖一回：大家能力不凡，才华卓绝，落到在张石山手下工作的局子里，无法长进，反倒没了出头机会。
经过思考，我做出了立即辞职的决定。
我的离婚问题，诚属个人私事，但给刊物和机关、给各位尊敬的领导惹来了麻烦、造成了不良影响，给部下各位编辑同人、文坛隽秀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了大家的情绪，特别是可能影响大家的提升进步等权益。
1988年的9月，我将一张辞职书呈递到作协党组，直率表达出了我的真实想法。希望我的辞职报告能够给领导上一个信号：大刀阔斧处理《山西文学》的问题，获得了张石山的主动积极配合。领导上可以不必担心我的情绪，更不必有任何作难之处。
据说，胡正老师不同意我的举动，不答应我的要求。认为我是闹情绪，撂挑子。
后来，院子里碰到周宗奇，老兄这样说：主编干了几年啦，也该让别人干干啦！
于是，我分析，辞职报告在党组获准通过。
到年底，作协换届大会之前，党组正式告知：准予离任。
至于我的去向，当然是到文学院，做专业作家。
——关于我辞去《山西文学》主编一事，有许多朋友不知底细。包括韩石山，一直以为我不是主动辞职的。在他的印象中，如果我不是正常离任，便是被解除职务。
为官一任，我平生所当过的最大干部，不过是一个刊物主编，正处级别。实缺实衔，主动辞职。
后来，我被选举为一届作协副主席，虚衔虚位。也是主动辞职。
我热爱编辑工作。除了个人写作，我觉得自己担任刊物主编基本能够胜任。胜任愉快。
然而，为了离婚，为了我理解意义上的自由，我必得付出代价。辞任主编，离开我喜欢的工作岗位，是我不能不采取的一个行动。
我选择，我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