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宾馆果然豪华。此前，我仅仅入住过我们太原的侯家巷招待所。参加会议进入过并州饭店，普通编辑、家住太原，还没有资格居住，仅仅吃过几餐会议饭。到了首都北京，竟然一举入住京西宾馆，简直整个就是演绎了一回“陈奂生上城”、“刘姥姥进大观园”！
先说住处。我和陕西的京夫、北京的陈建功一个房间。沙发软和，屁股舒适；席梦思高级，让你几乎就不会睡。随便扔在床上的背心裤衩之类，不知什么时候被服务员拿走，洗得白白净净，熨得平平展展，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
再说会议室。每个与会者，人人有沙发来坐；沙发边的小桌上有茶水和水果。茶杯浅了，服务员脚步无声地上前斟水；暖气太热，服务员又及时递上洒了香水的湿毛巾。便是上厕所，也让人消受不起那份服务：有侍应生笑容可掬站在厕所门口，你进去前有香水毛巾伺候，你出来后另有香水毛巾递上。
会议伙食怎么样？头一天午餐，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天下第一菜海鲜锅巴“平地一声雷”。《人民文学》的资深编辑崔道怡和王扶他们给我讲解：这道菜，色香味俱佳，最是还有声响一绝，所以号称天下第一菜。
晚间，编辑部女编辑们喜欢跳舞，可惜会跳舞的男士短缺。想不到山西作家张石山交谊舞跳得出众，于是我不得不扮演王子，女编辑们个个都是穿上水晶鞋的灰姑娘。跳舞跳累了，有夜宵！食堂通宵服务！来酸奶一份，是小瓷坛冰镇酸奶；要黄酒一碗，原来就是醪糟。
《笨人王老大》的作者是两位，锦云和王毅。锦云在北京人艺，王毅在黑龙江京剧团。但两人是北大中文系老同学，合作一把，就闹了一个全国一等奖。我戏称王毅是“王老大”，王毅回敬一把叫我是“韩镢柄”。
“王老大”问我：韩镢柄，感觉怎么样？
我回答：王老大呀！过上了上等华人的日子啦！
是《人民文学》的临时动议，使我们有机会入住京西宾馆，使我们窥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一角。在物资短缺年代，豪华的京西宾馆令人感慨，令人心情一时复杂。
开会期间，还组织大家一块参观故宫、游览香山什么的。在碧云寺五百罗汉堂，据说按照你的年龄可以找到那尊属于你的罗汉。依法寻找一回。陕西京夫的罗汉是“净解脱尊者”，而我的罗汉是“性海通尊者”。
京夫老家在陕南商洛山中，他是一个教员，农村老家离县城一百三十里；一百三十里的老家，他老婆给他生了五个孩子。他比我大不过三四岁，头发已经花白，一副不堪劳作的面相不亚于我们的胡帆。所以他说：
石山老弟，你整天乐呵呵的，就是“性海通”。可我什么时候才能“净解脱”啊！
——会后，我给京夫兄寄去了一百斤全国粮票。多少年，京夫念念不忘，记得张石山这点好处，“到处逢人说项斯”。
4.大会众生相
全国领奖，会程一周左右。起居用餐、外出游览、会议讨论，与会者渐渐相互熟悉。至少，记住了名字。
年轻一点的，多数属于老三届。计有黑龙江张抗抗、北京陈建功、湖南韩少功、广东吕雷、山东王润滋、山西张石山和柯云路等。
年龄稍大一点的，有锦云和王毅、天津蒋子龙、河南叶文玲、贵州何士光、陕西京夫、黑龙江张林等几位。
年龄更大一些，数量最多的则是右派作家，后来被称作“五七战士”的，计有江苏的高晓声和陆文夫、安徽的张弦、宁夏的张贤亮、铁路的李国文、部队的徐怀中、北京的王蒙等。
同时代青年作家，我和陈建功住在一个房间。他家在北京，基本不住会上，交流不多。只知道老兄在京西门头沟煤矿下井，腰脊曾经受伤。获奖时分，正读北大。刚刚写出了京味小说《京西有个骚鞑子》，引发争论；所以获奖作品选了他的另一个短篇《丹凤眼》。
柯云路，同是老三届，又同是山西作者，接触却不多。这位仁兄是一等奖，他在会上，好像只和蒋子龙搭过话。说是“咱们可以谈谈艺术”。蒋子龙和我说道：柯云路？和我谈艺术？学我还没学像哪！
天津蒋子龙，曾经就读新时期以来第一届文讲所，号称文坛“黄埔五期”。继首届评奖刘心武的《班主任》轰动文坛摘取头奖之后，他的《乔厂长上任记》在第二届评奖中荣登榜首。蒋子龙敢作敢为，像条汉子。仁兄本是工人出身，和我有一点天然的亲近感。在会上，他曾经语重心长地、毫无保留地向我传授过写作心得：石山老弟，你在铁路上待过，要多写这方面的作品，让自己在中国文坛占领那么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千万不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自己和自己抗膀子。
他的说法是否有几分道理，暂且不论。我又哪里会那样幼稚浅薄，人云亦云。但是，我始终记得他的率直和无私。——多年之后，蒋子龙担任了天津作协主席，而我们“黄埔八期”毕业，伊蕾小姐回到天津工作没有着落，我给蒋子龙写了一封信求助，希望能够出面关照予以安排。他即刻回信，爽快答应帮忙，并且随后立即安排伊蕾到《天津文学》诗歌组工作。后话按下不表。
获奖作者，同属铁路系统的，有个张林，还有个李国文。我呢，原先也在铁路上工作。我们三个，便又在这个意义上生出了某种亲近感。李国文老师右派平反，这时在铁道部文联工作。他兴奋地对我说：铁道部长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乐意接见我，希望和我认识。老李乐意领我上部里去和部长见见面，几次表示这一良好愿望。我的真实心情是，自己已经离开铁路；尽管在铁路工作八年，除了交往着几位最基层的工人师傅，我对铁路部门不存在什么好印象。于是，婉言谢绝了老李的好意。
往后，李国文调任《小说选刊》主编，对这家刊物从来不曾转载我的作品感到怪异。结果，我的“仇犹遗风录”系列中的短篇小说《甜苣儿》，首次得以在《小说选刊》转载。由之，我也才能够第二次获取全国奖。这也是后话。
会上，几位右派作家，给我留下印象都比较深。高晓声满口江苏方言，正好可以少讲话；陆文夫谦虚微笑，典型的江浙男人风格；两位于是一起韬晦起来，大隐隐于市的样子。张贤亮一口浑厚的男中音，但讲话注意分寸，分明对打成右派心有余悸。张弦则相对开朗，言语不那么支吾晦涩，和我竟是一拍即合，成了一对忘年交。
整个会上，右派作家里，唯有著名的王蒙表现最为特出，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最深。
5.王蒙，“大写的人”
发奖会开始第一天，会议召集人不发言，要大家上午自由讨论。
冷场半晌，香水毛巾换了几块。我有些昏昏欲睡，但也睡不着；底下急屙急尿，简直快要闷出鸟来！
突然，会场一阵骚动。王蒙突然出现。据说远赴美国应邀参加什么活动，刚刚下了飞机。《人民文学》的编辑、会议主持人，都希望王蒙发言。王蒙是连续三届获奖的作家啦！无论怎么着，也该先说几句啦！
王蒙当仁不让。声音洪亮，率先发言。
他伸出右手的食指，朝上指着天花板，说道：发奖会选在这样一个宾馆，会议选在这样一个高大的会议室，让人感到一种压抑。一种对人的压抑，对大写的人的压抑！
出语不凡，简直有些发聋振聩的意思。《人民文学》编辑部为了占用这家著名的豪华宾馆，大费周章，结果是压抑了人，还是大写的人。我也就不再瞌睡，睁眼来观瞧。看看这位王蒙其人是如何“大写”。
王蒙，脑容量足够大，目光睿智，透着聪明。他接着发言道：
我到美国，有人问，在你们中国，那样不自由，还能够写作吗？我告诉他们，我没有感到什么不自由！我们的写作非常自由！
王蒙发言，没有超过一刻钟。然后匆匆离去。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办。
他的发言，或者并不是说给我们听的。但他的率先发言，给讨论会定下了这样一个基调。会议继续冷场。
我第二个发言。
我首先说，自己从山西小地方来，好比山汉进城，处处新鲜。这样豪华的宾馆，实在没有感到什么压抑。感到实在是好极了！
接着，我也讲到了创作自由的话题。尽管我的创作风格并不是直接呼喊问题的路数，但我也能感到那种束缚。或许“十里之外，乡俗不同”，台风的风眼里没有风暴，北京的创作空气果然自由。但在我们山西，封闭保守的地界，情况截然相反。但凡改革开放，会遇到防风林带，层层减弱，乃至消失于无；而但凡回潮倒退，则仿佛沿途有加压站，一级微风到我们那儿会变成八级飓风。
当然，我还举出了若干实例来说明。我的发言，好像和王蒙处处不一样，但我讲的是一己的真实感受。
会场气氛立时大变。讨论会的调子得以转捩。回到寝室的张抗抗等人纷纷转来，在场的叶文玲、张弦随后发言，大力支持了我的观点。
在会议室，张弦和我热烈握手。
回到房间，京夫笑眯眯地评价：张石山，你可真敢说话呀！
走廊上，王毅但凡碰到我，就要远远伸出大拇哥：哈哈，你个“韩镢柄”，火气儿够壮的啊！
6.周扬与会
会议进行了几天，一开始那种拘谨的气氛渐渐扫除。
主席台上的领导，面色霁和。从人们的窃窃私语中，大概知道，与大家隐隐担心的最坏结果相比，情况还有几分乐观的味道。
当时，老百姓所不满的，文人学者所抨击的，主要目标是特权。媒体公开披露了某高级干部的家属，乘坐公车逛王府井的问题。某高级干部生气了，公然派出三四辆豪华轿车，让家属继续上王府井。仿佛是在示威叫板。
大家殷切等候的周扬终于来到了会上。
周扬，穿一件银灰色毛料大衣，极有风度。和颜悦色出现在会上，但也没有作什么具体指示。说是主要来听听作家艺术家们的意见。
有人指点我率先发言，于是我更不推诿，起身发言。
我说：老百姓不满特权，作家们都反对特权；但所谓特权，就是特权，你要写文章批评批判，特权者就要压制。眼见的例子，许多有锋芒的作品受到批判。作家们到底该怎么办？放弃自己的职责吗？
周扬满面微笑，对我的疑问做出了回应。他说，大家可以写得巧妙一点嘛！
按说，首长这就颇给面子了。也算作出了具体指示。但我果然是一根镢柄，好像压根不透气，一条道儿走到黑，打破砂锅问到底。我继续发言道：
写得巧妙，怎样操作？你写得足够巧妙，看不出来，那么一般读者更看不出来。那样，作品还会起到作用吗？但你写得不够巧妙，老百姓看懂了，却被提前枪毙，你的作品根本就发表不了，这该怎么办？
我有属于自己的思考。小说没有那么伟大，可以济世救民。那样写，只会败坏小说。这是一个艺术把握定位的问题。呼喊问题，报告文学的性质稍稍近之。小说，它只能是小说。
我的发言，说的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情况。我不那样写小说，但我们的同道有好多人那样操作小说。那不够艺术，但也应该得到允许。创作真正自由了，作家的心态完全放松了，才可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但我的发言，有些认死理。不看场合，不分对象，仿佛是出难题。那样一个写作与检查的怪圈，谁能破解得了？
周扬却果然就是周扬。并没有被我的继续提问难住。他转换了角度，反客为主，向我提问了：你不是山西的吗？你们那儿的马烽，不会鼓励你写类似作品吧？
我说，这是两码事。
但我只说了“这是两码事”五个字，李国文给我打手势，要我住口。主席台上有人将话筒递给了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