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有四大古典名著，但在古代中国，小说却只不过就是小说。小说地位提高，成为西方化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
在西方，诺贝尔奖项中有文学奖一项。令中国不少作家心理上趋之若鹜，希冀获奖有如大旱之望云霓。固然，吃不到葡萄，有时也说说那葡萄是酸的云云。
在中国，新时期以来，全国小说评奖一度成为惯例。小说家全国获奖，好比金榜题名。
是否获奖，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尤其不能说明作品的好坏、作家的优劣。比如，韩石山和我，山西两座山，始终不曾评为政府特设的优秀专家，每月领取不到那令人眼馋的一百元特殊津贴；谁能说，我二人不是优秀的作家呢？
但获奖又毕竟是一个存在，成为那么一个回避不开的话题，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尺度。
在我省，新时期以来的前十年，成一拿回了第一个全国奖。隔了一届，老作家马烽以及青年作家柯云路和笔者张石山一举拿回三个全国奖。后来，又有郑义、张平中短篇小说分头获奖；接着，李锐与张石山双双获取1986—1987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
在西戎、胡正主政山西文坛时代，山西作家连连获奖，可谓捷报频传。所以全国文坛惊呼“晋军崛起”，山西由之号称“文学大省”。
笔者第一次获取全国奖，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今天回顾领奖过程，一切历历如在目前。
那是笔者初次有限步入了中国文坛，亲历亲见的人和事值得言说一回。
1.南华门里的“石狮子”
南华门里的“石狮子”，我在这儿首先指的是作家成一。
这位老兄怎么能得了这样一个词汇修饰，容我稍后解释。
成一，原名王承业。成一，是他的笔名。所以取这样一个笔名，他说那是最初投身写作给自己定下的志向。能够写出一部好书，能够完成一本满意的作品。
有一年，作家协会新年联欢，我帮着联欢会组织者随便拟了一批谜语。谜底射的主要是作协人物，结果大受欢迎。比方，谜面“华容道”，射创联部的曹平安；谜面“巴拿马运河”，射资料室的周季水。“老生捋髯”，卷帘格猜胡正；“拉爷爷过马路”，猜孙谦。“多瑙河”猜陈玉川，“潭中岛”猜周山湖。诸如此类。关于成一，我的谜面用了一个围棋术语“七死八活”。
老兄腼腆地笑，讷讷地表示不满：我的处境也太不好了吧？
我说：成了一个，就是老兄你呀！
后来，成一果然就变成了成一。他自己总结说：我给山西文坛做了点什么呢？一个，拿回了第一个全国奖；再一个，办起了我省第一个大型文学刊物《黄河》。
成一，原籍河南。少年时代随父母在山西晋中太谷县生活读书，“文革”前的1963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当然，他也就属于“文革”期间依然在校的大学生，叫作“老五届”。1970年左右，分配回山西原平。先在水库工地上劳动，后来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当秘书、写材料什么的。
写材料之余，这个王承业署名成一就给当年的《汾水》写来了他的短篇小说作品《顶凌下种》。
《顶凌下种》当然不是成一最好的小说。“顶凌”云云，借了播种的术语来蕴含一点反抗极左的意义之类，也未见高妙。不过，那篇小说已经显出了成一的文学功底。特别是语言，雅致、优美，富于文学化，带点学者气。
李国涛老师见到之后特别高兴！在山药蛋派的根据地山西，成一的小说语言，不那么土气，多少有些另类的味道。而李国涛办刊，眼界开阔、兼收并蓄。包括后来的钟道新，不仅语言风格另类，作品题材内容也别具一格。老李照样予以大力扶持。当初，刊物在每年10月都会组织一期小说专号，以集中发排若干重头作品，以利于来年的刊物征订。《顶凌下种》一举发了小说专号的头条。
不久，老李约见成一。我们大家也就第一次认识了这位老兄。
在编辑部小说组，办公院东楼二层那个大房间，一进门摆了一只二人沙发，是为客座。成一进来，很拘谨地坐了，有几分尴尬。礼貌地微笑，不怎么说话。和大家告辞呢，也讷讷地，带几分羞涩。
这位作者，不张扬，锋芒内敛。在他离去后，大家随便评说了几句。关于头条小说，当初编辑部也有人不以为然，直言不讳评价这篇作品不怎么样，至少不该是头条。但《顶凌下种》岂止是在《汾水》发了头条，竟然一举在全国首届短篇小说评奖活动中摘取回了一个全国奖！
成一到北京领奖，有何见闻？不曾记得他说过。
为山西文坛拿回全国奖来，山西方面有何动作？也不曾记得有过。
文学大省啊！山药蛋派名头响亮的地界啊！拿个全国奖，仿佛就像上菜市场拎了一只土豆归来。和我同年获奖的贵州何士光，回到那边远省份，据说省委书记亲自接见！披红挂彩之外，工资连升三级！
同时代的作者，有人摘取了全国奖，我是什么心情？如实回忆、诚恳交代，当时心情相当微妙。有几分羡慕，羡慕中还夹杂若干嫉妒。和成一见面不多，见了面，他不怎么讲话，讷讷地笑；比先前更加谦虚，更加内敛。我又不善客套，不知该真真假假表示祝贺，还是说点“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一时无话。
直到我也拿回全国奖，我和他一块儿出席各种会议的机会多了，我们见面之际才自然起来。他依然内敛，并非因为冷淡；我本来豪爽，不必故作拘泥。相处竟是甚好。
也直到这时，老兄才多少透露了一点他的“秘密”给我。
成一家庭稳定，夫妻关系和美，两个儿子成才长俊。但在早先，老兄也有过他的初恋。全国获奖归来，省作协都不知其乘火车还是坐飞机的情况下，初恋情人到机场欢迎，而且有鲜花献上！上世纪70年代末，想想吧，那该是怎样的浪漫？
结果，成一在山大二院工作的姐姐，和这个早已成年、如今成名的弟弟有过一次严肃谈话。成一最终收煞心性，即便仅仅在精神上也绝对没有越过雷池半步。浪漫的鲜花骤然开放，如礼花在夜空爆裂，光彩夺目；倏尔凋零，天鹅的翅羽缓缓收拢，幕布闭合。
关于“石狮子”的评价，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出笼。版权所有者是晋东南的作家崔巍。那位仁兄，齿牙锋锐，远观南华门里情形，套用《红楼梦》里贾宝玉对柳湘莲的话语，慨然叹息曰：
南华门东四条，不过成一、李锐两个石狮子干净罢了！
2.被刺激起来的幸运儿
1980年，我的短篇小说《镢柄韩宝山》获全国奖。
在此之前，我已经发表了十数篇作品。包括在《上海文学》头条发表、《小说月报》予以转载的《最后的冲刺》，多是城市题材。我的童年在乡间度过，农村生活积累异常丰厚；但一个作家经常会被某种惯性所左右，会被思维定式遮蔽。从1977年到1979年，整整三年，我没有写作任何一篇农村题材的作品，仿佛我要伪装自己：我从来不是一个乡下的孩子。
《镢柄韩宝山》的创作动因，说来有趣。当时，编辑部小说组做了责编看稿地区调整。我开始分管临汾和吕梁两个地区的稿件。这两个地区，特别是临汾，不仅擅长农村题材的作者相对集中，已经成名的作家也相当多。我的看稿风格呢，依然故我：推荐好稿，稿签上会填注“此稿可发头条”之类；认为不拟刊用之稿件，则直接退稿，不做进一步推荐。于是，渐渐有些说法反映上来：
张石山是写过几篇东西，但他熟悉农村吗？知道农村题材小说怎么写吗？他怎么敢于那样处理稿件？
这些说法传入了我的耳朵，刺激了我。或者说点醒了我，启发了我。我为什么不敢那样处理稿件？我何尝不熟悉农村？我怎么就不会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我立刻就写一个来给你们看！立刻、马上，就是现在！
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全省文艺界的一次大会期间。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独自到编辑部来加班，为自己加班。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这点宝贵的时间来写小说。《镢柄韩宝山》落墨稿纸。
当时，我写小说早已不再打草稿，因为我发现，我的草稿和抄录稿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镢柄韩宝山》一气呵成。
从1960年我十二岁离开农村，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年。自1964年祖母去世，我也不怎么回乡。农村的责任制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并不清楚。本来不大知道责任制的推行情况，个人朦胧的艺术追求也不大喜欢直接歌赞政策或者呼喊问题，《镢柄韩宝山》主要刻画了一个人物，写了一个爱情故事。责任制只是成为那篇小说的背景。是童年时代的生活记忆帮助了我，脑海中无数熟悉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奔涌而来；是阅读赵树理等老一辈作家早年作品的积累帮助了我，尝试运用山药蛋派的笔调手法，照猫画虎一回，竟然像模像样。
比起积年在农村生活或者经常下乡深入的作者，我是一个幸运儿。误打误撞，捡到了一块“常林钻石”。
从此，我打开了童年记忆的宝库，书写农村生活一发不可收了。
《镢柄韩宝山》刊载于1980年《汾水》月刊第八期。《小说月报》同年第十期转载。《小说月报》编辑部在两个月前刚刚转载了我的《最后的冲刺》，看到农村题材的、另外笔调的、十足山药蛋派的小说《镢柄韩宝山》，大为吃惊，以为这简直不可能是同一位作者。
后来，李国涛老师在评论文章上就肯定地介绍说：张石山生活经历丰富，惯于结交三教九流，写小说有两套笔墨。
旅居内蒙古的山西籍作家冯苓植则评价道：尽管可以说山药蛋派后继有人，但后起作家已经纷纷有所突破。严格意义上的山药蛋派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这一派别的作品，开山之作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收山之作应该是张石山的《镢柄韩宝山》。是否这样？一家之言。
新时期以来，我所写的第一个农村题材的小说《镢柄韩宝山》，获取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当年，我省共有三人获奖。除我之外，还有马烽老师的《结婚现场会》和柯云路的《三千万》。
当时，获奖作品中有五篇列为一等奖，奖金三百元，其余皆是二等奖，奖金二百元。获取一等奖的，头条是《乡场上》，其次有《陈奂生上城》、《月食》、《三千万》和《笨人王老大》等。
1980年小说获奖，到北京领奖则在1981年的3月初。
好像不记得马老亲自到北京领奖。如果要去，当然是坐软卧，中国作协派轿车接站。我呢，平生第一次享受到了火车硬卧，已是非常满意。清晨到达北京站，按照与会通知书上的说明，倒了两次公共汽车，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附近的东四旅馆报到。
到达东四旅馆，在那儿负责接待的人员对我说：会址改为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好家伙！如雷贯耳呀！
3.京西宾馆的“上等华人”
历年，中国作协都是委托《人民文学》编辑部来负责整个评奖活动。为了节约资金，编辑部原先决定发奖会在东四旅馆召开。但由于一点特殊的原因，编辑部临时改变计划，特别将发奖会移到京西宾馆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