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即位后，为了撇开那些推举他当皇帝的功臣，防止这些人习惯性地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做一个自己说了算的皇帝，他要争取更大的力量来支持自己。一般而言，老百姓得点好处就感恩、给点好脸色就激动，文帝要抛弃这些功臣，就要把自己的恩泽普及芸芸众生那里，赢得群众的拥戴，这么做，文帝的投入产出比会很高。
他上台后，降下的第一滴甘露就是废除连坐制。这应该不是汉文帝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仁政。他断定，这个举措落实之后，从大的方面，对保护劳动生产力，促进仍然破败不堪的国内经济有好处，百姓会欢欣鼓舞，从此民心尽收到文帝自己的口袋之中，当然，以天下为己任、为自家财产的皇帝也是直接的受益者。更关键的是，那些功臣如果敢居功自傲欺负他，皇帝可以抡起民意这根大棒收拾他们。皇帝是好人，被欺负，纯朴的百姓会不管吗？
这么看，就是皇帝本人也认为，连坐制不是个好东西，老百姓就更不会对它有什么好感了。从后来皇帝制度顽强生存的历史看，文帝废除了这个制度，后世的皇帝，包括文帝的儿子景帝，却从来就没有想着把这个制度完全放弃，一直到清朝和民国，连坐制度都非常理直气壮地活着，它的确具有非常长和非常强的生命力。所谓“好人不长命，恶人活千年”，事同此理。
说起来，这个制度与春秋战国时期集体互助制度和井田制联系紧密，作为法律化的激励方式，管子最先把它发明出来。通过这个制度，管子把那些一盘散沙的社会个体，紧密地糅合到一起。到了商鞅登台表演，就把它发扬光大了，作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那时候，秦国把老百姓都纳入准军事化组织，对于不好好生产的，没事就搞私斗的，趁人不注意偷东西的，上战场因为怕死就把主将和战友扔一边不管的，等等，都要绳之以法、无情打击。可惜，偷奸耍滑、作奸犯科的人又不是傻子，没人会傻到犯错不撒谎、不隐匿的。连坐制度要求，因为坏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其他遵纪守法、老实听话的人有义务揭发他们，如果因为和坏人关系好或者自己心地善良，就对坏人网开一面，甚至帮着坏人们东躲西藏，国家一旦知道，坏人不得好死，这些人也一样跟着受惩。秦律规定，因为看见罪犯逍遥法外，假装没看见，就要接受腰斩的酷刑。从这点看，国家更痛恨袖手旁观的人士。我们不太理解的是，如果一哥们儿仅仅搞个抢劫，按律判个充军或者有期徒刑，那么不告发的人被拉出去拦腰砍断，岂不是太亏了？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都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有些人因此对这一法律产生狐疑，认为我们曲解了秦国的法律制度。
不过，如果作为皇帝和他们的帮凶，你们会深切地感到，法律制定其实很容易，拍脑袋想想，开个座谈会，讨论一下，皇帝一点头，明天就发下去了。可是，执行起来往往很困难。难点主要在，如何鉴别谁犯了法？什么时候犯了法？要知道，在交通工具基本靠马车，道路基本是土路的时代，发现犯罪行为的成本实在太高了。比如，一个人偷逃了税收，想换个地方活着，等这个犯法的人从容收拾细软，拖家带口走到了国境线，或者进入山林落草为寇很长时间了，朝廷的公差们还可能蒙在鼓里。
当然，有些人认为，可以多设置朝廷的爪牙，深入民间，时刻看着老百姓。说起来很在理，可执行起来更麻烦。这些官吏也是离不开“食、色、性”的人物，为此，他们平时就没少借助皇帝威名，欺压良善，以权谋私。让这些人泛滥起来，老百姓基本上就没啥活路了。更何况，这些人也是犯法的高手和欺上瞒下的能人，一旦这些人流窜乡间舍里，穿堂入户，皇帝和他的天下都会死得更难看，死了多少年后，还让人骂得禽兽不如。这样大家就理解了，相对来说，为什么古代的官员一直都不太多，比如，在汉朝、唐朝官员有10多万名，但到宋朝以后，却锐减到3万人以下，在明代后期也不会超过8万人。一般而言，一个县衙也就是三四个在编的官员，其他都是临时聘请的师爷、衙役之类的小吏，尽管这些人加起来也很多，但与那时候老百姓的人数相比，还是比较少的。至于百姓们经常表示受不了贪官污吏的糟蹋，那只说明这些人折腾的能力实在太强，而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而如果利用连坐制，逼着犯罪分子周围的人去向官府举报他们的犯法之行，可以节约很多办案成本，更能减少这些不让皇帝省心的官吏的数量。
然而，仅仅靠连坐制还是不能让老百姓们自觉自愿地你告我、我告他，都是乡里乡亲、比邻而居的，昨天还去人家那里借把扫帚，人家的老人还给自己家的小孩糖果吃，一般人谁会觍着脸，为从朝廷得个好处，就跑到衙门去告状呢？毕竟，让大家觉得这样做很不要脸，好说不好听。而古代社会里，一个村落一般都是一个或者几个家族群居，即使邻里间平时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摔锅打盆，纠纷不断，但大家实际上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儒家宣扬的道德中，非常崇尚“亲亲相隐”，让这些人出首告密，情何以堪？让人以后还咋露脸？
既然这样，国家要求在各个村落由老百姓推举的族长做村长，帮助皇帝在村里推行法律。村长们害怕“连坐”到自己和亲属，一个人一旦从小就暴露出违法乱纪潜质，村长会自觉地在平时加强对他的监管，对于大多数的子弟，也都能尽量做好普法和教育工作，最大可能地减少暴徒在自己村里诞生。从宋朝直到民国，连坐制变种后形成保甲制大行其道。日本鬼子也很欣赏这个制度，那时候，他们把这些保甲长叫作维持会长。
执行连坐制，导致官府一旦出手，就会造成杀人杀一片、罚人罚一群的大场面，动静很大，很吓人。不过，如果周围人实在不知道哪些人办了坏事，还遭受“连坐”，就会让人不服气。这样既显得皇帝残暴，又会株连无辜，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伤害。汉武帝时代，廷尉张汤就建议皇帝，实施连坐制要分清楚周围人到底是知道不说，还是真的不知道，如果是后者，可以“免坐”。同时可以用钱赎罪，只要钱出够，就可以保命和不被判刑。当然，造反可不在此列。对于万里江山这么大的产业，得而有之、占而享之的诱惑太大，保卫江山不变颜色，这种压力是相当大的，没有哪个皇帝自信满满到对造反的人宽以待之的地步。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正是为了更好地落实连坐制，皇帝不得不把老百姓牢牢地控制在土地上，同时做好“编户齐民”，定期普查人口，这样做可以有效避免“连坐”时，满大街找人却找不到的尴尬，这种说法很在理。哪怕仅为此，重农抑商也是必不可少了。让商人变成下九流，并加以严格管理，主要是防止老百姓以经商为荣，并以经商名义到处流窜。毕竟，商人家属犯事，需要“连坐”时，是不容易马上找到他们的，而他们犯事，也不好找到其他人“连坐”。说实话，难道皇帝们不知道商业发达，自己的收入就很高吗？但与挣钱相比，稳固统治还是第一位的。对于皇帝来说，应该是“如果钱没花完，人没了，才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