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自处理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有一天，县公安局政委带着八名警察到我所在的乡执法，拆迁淇河边上的违章建筑。在强制拆迁过程中警民双方发生了争执，一老太太被推倒受了点轻伤。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几十名群众把警察围住了，困到了村子里。无奈之下，请我前去处理此事。一到现场，我先问公安局的政委知道不知道今天违法了，按照法律规定，只有法院按程序可以强制拆迁，公安部门就没有强制拆迁权。没有想到，身为公安局的政委，竟不知法，还把我对他的批评告到了政法委书记那里。我又找老百姓谈话，老百姓更是理直气壮，什么违章建筑？我村里的地，我想在哪里盖房子就在哪里盖，盖在公安局院里了？这件事的发生，让我很吃惊：身为公安局的政委竟不知道自己在违法，还那么狂；身为老百姓已经知道自己有错，还那么横。法律之外的强强对抗，不发生冲突才怪呢。在中国，没有权力和责任，权利和义务概念，都想自己想咋办就咋办，我们的社会秩序怎么维护呢？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遇到问题依法处理，改变激情的处理方式，是我们民族应该增添的文化元素。本来，人们遇到矛盾，就应该依法解决，可是不到迫不得已，一般不会走这条路。在人们的观念中，到公安局，走上法庭，是很不光彩的，好像只有犯罪的人才去那些地方。没有了解决路径，就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造成社会秩序混乱。
有一次我去信阳一个社区，看到他们成立了一个“社区法庭”，感觉有点想象力。对于民事纠纷，特别是不值得提交法院判决的民事纠纷，就到社会法庭，组成人员有社区的知名人士，也有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这样把民间调解上升到依法调解的高度，对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很有好处。民间调解不了的，要引导群众走向司法调解，再不行就帮助到法院起诉。把人民群众引导到依法处理的轨道上，它的意义不但在于化解了矛盾，更主要的是提高了群众的法制意识。
同时，还要善于用道德的力量去化解。要把先进理念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引导群众用理智的、文明的、合法的方式解决矛盾。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八荣八耻”，其中“两荣两耻”，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也就是说，人在不冷静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团结和宽容，避免矛盾升级。宽容不是示弱，而是示强，是自信和自强的表现。宽容不只是对别人的大度和接纳，更重要的是自我克制、自我战胜。中国传统的私了，或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解决问题，说明中国人心中没有明确的是非标准。法律和道德是每个人坚守的行动底线。如果这个底线不能装在人们心中，一场场悲剧依旧会不断地上演。
①《消除戾气需要春风化雨》，2012年4月13日《人民日报》。
②《“拦飞机”是非常值得警觉的信号》，2012年4月16日《信息时报》。
③《非常自述：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梦与痛》，新华出版社。
社会的共同偏好
社会嗜好往往受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共同作用、与社会合力共同推动而形成，是社会共同心理的反映。改变不良嗜好，需要个人从灵魂深处觉醒。
一个人的嗜好，诱导着一个人的行为；社会的共同偏好，引导着一个社会的风气。当社会某种偏好变成人们共同的追求目标，社会风气固化成人们的行为习惯时，这个偏好便成为衡量人们成败得失的社会标准，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社会本位”。
理解“社会本位”，还得从“美金”说起。最初美元实行“金本位”，即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发行多少美元，与库存黄金多少有着直接关系，一美元值多少钱，是由兑换成多少黄金来衡量的。由此可见，所谓“本位”，就是计算单位或衡量标准。如果用它来解读社会，“社会本位”，就是社会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用它来衡量，是社会认可的标准、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共同的心理。
现在的社会，以什么标准衡量每个人的价值呢？什么在诱导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呢？现在每个人在追逐着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本位”是什么呢？
独特的追求
为了理清人们追求的心理轨迹，我请教了省社科院的专家，他们解释了“社会本位”形成的原理。
人们追求啥？总体上说，一个人的追求（或叫需求、需要），无非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先说物质追求吧：人们首先为生活而奔波。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的人，对物质需求有着不同的标准，总体上呈现出差异的上升曲线。
不同的人对物质有不同程度的要求。有的人只要吃饱穿暖、衣食无忧就可以了，满足后把注意力转移到精神追求上；有的人一生追求着名车、名表、名牌服装等，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名牌的文化内涵，反正就喜欢最好的，让你去羡慕吧！这种人由华丽的外衣包装着，可其追求如动物一样，走不出生存需求的圈子，只是生存的标准高一点罢了。
时代不一样，物欲自然不一样：中国古代几千年的任务就是让人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现在物质需求包括了衣食住行教医保，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内容，在过去是没有能力解决的。人类由步行、坐马车、骑自行车到开小轿车，随着时代进步物欲呈上升曲线。
再说人们的精神需求吧：按照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理论，人们满足物质生活之后，才有精神追求，而中国传统文化与之不同，往往重视精神需求，忽视物质需求。尽管古代普通百姓是“被文化”，毕竟在被动中让中国成为具有几千年文化信仰的国家，养成了文化信仰的习惯。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①这句话大概意思是说，现在知道了道理，那么就让过去做错的事情都过去吧，从现在开始按照“道”来做。还有“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食嗟来之食”等。看来，中国人是文化信仰至上，文化需求特别是道德需求高于物质需求。
普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为什么会把精神追求放在第一位呢？封建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强力传播，营造了一个遵从的社会氛围，让老百姓被动坚守着统治阶级灌输的伦理道德。在中国人看来，饿死是没有办法的事，而违反了传统的道德，下场会在社会眼光、众人唾沫下自己求死。在全社会无形的监督下，就会把遵从某种文化要求放在第一位。
古代圣人们构建的美好精神王国，在生活需要和政治欺骗中变异了。摆脱不了世俗的人，不管是物质追求还是精神追求，最后都要走到追求社会地位这个终点。对物质追求的路径是，满足基本生活后，积累财富，比谁更有钱，目的是获得高于别人的社会地位，让别人赞扬和羡慕。对于精神追求的路径是，接受传统道德，遵守传统道德，当个好人，落个好口碑，成为名人，目的也是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名望，让别人赞扬和羡慕。在古代中国，无论是物质追求还是精神追求，终极目标都是社会地位。
普通中国人，可能得不到显赫的社会地位，但也很看重面子。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打人不打脸，家丑不可外扬等，表明了中国人的追求。比爱面子更有正面意义的是名声。名声，是中国人的名片，也是约束中国人的宗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士可杀不可辱等，这是中国人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决定的，是中华民族独特的追求，也是文化信仰的魅力所在。所以中国人的社会本位就是社会名望、名声或者叫社会地位。
有了什么才标志着有社会地位呢？古人常称“士农工商”，把商排在最末位，认为商人逐利，若人人从商，则会败坏社会风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可立德于心，建功于世，泽被后人。读书——科举——当官——获得金钱和地位，既满足了物质需求，又满足了精神需求，所以崇尚做官，进而看重读书人，官就成了社会的本位。经商者能够满足物质生活，但是，中国是个把社会地位看得很重的国度，你有钱又怎么呢，那是你自己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古代中国人瞧不起商人，还称之为“奸商”。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改革开放初期：经历过的人会记得，说谁做生意或者自己做生意被熟人看见了，感到很丢面子。为了改变社会地位，有钱人就开始捐官，通过当官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官”成为商人最终的标的物，据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是“官本位”的社会。
在中外比较中更能看清中国人的独特追求：如果说法国人追求浪漫，英国人追求绅士，美国人追求自由，那么中国人则追求名声，一切为了在社会上有地位，显得有尊严！中国人在追求社会身份中，耗尽了自己的青春、精力和智慧，收获了无奈、抗争和失落，这就是中国人的追求。
电话的诉说
现在人又在追求什么呢？为了真实地了解人们的内心世界，我随机拨打了一些电话。
电话采访之一：“喂，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我急忙说：“随便拨了这个号，也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问你是谁，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你在网上可以查到的。我不是骗子，别害怕。我在搞调研，只想请教你个问题：什么东西让社会上的人都喜欢，都去追求？能简要说一下吗？”“中。”下面是他的回答：
你问的问题，让我想起人们常说这个是“官迷”，那个是“财迷”。财与官相比，还是官最厉害，不是好多人把现在称为“官本位”社会吗？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对社会现象的形象概括，也是对社会现象的讽刺。你看，中国给啥人都套上级别，以官的级别大小或者参照官的级别大小来衡量组织和个人的成就、社会地位和价值。如学校本来就是学校，可是，同样是院校，有省部级大学、有地厅级大学，还有县处级学校。企业就是企业，有省部级企业、地厅级企业、县处级企业，还有科级企业。就连非公企业，实在无法定级别，也根据企业大小和知名度，企业负责人可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市地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县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反正是只要能够套上官职的，都要说是啥级别。西方一般称“公民”，而我们总称“群众”。有群众就有领导，而公民却是平等的。让我看呀，官职是社会的秤，称着你我他。
电话采访之二：“喂？你是谁呀？”我回答说：“别着急，我是你不认识的人，打扰了。我是将我朋友的号码改了一个数字，打到你那里去了。我遇到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好吗？”“不客气，什么问题呀？”“你能说说为啥社会上都把官位看得那么重呢？”
噢，是这样呀。我告诉你吧，因为每个人办事离不了当官的。他说给你办，就能办成；说不办，你也没有办法。虽然能够“当官”的是少数，但愿意与当官的认识和交往的却是多数，特别是中国传统教育，都是让孩子寒窗苦读，以期将来弄个一官半职，算是正路。
给你说几个事吧：现在不少的年轻人说起“政治”这个词，都不太喜欢，可一到考公务员的时候又争得头破血流。我的一个朋友在一个文化单位工作，他常常向我诉苦，譬如工作吧，领导们都喜欢做甩手掌柜，动动嘴皮子，就要部下们跑断了腿。为什么领导不亲自动动手呢？朋友说，别提了，就连自己的私事也要部下们去做，比如，几位领导家里的电费水费这费那费一定要朋友去交的，领导夫人们的美容也要他先去和美容师联系好，领导孩子的作业还要他去辅导。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领导的妻子出差了，星期天领导打电话给司机，让他帮自己洗洗内裤。你说气人不气人，朋友说，为什么要当官，这就是当官的好处。
还有啊，科学家也想当官，这是科学的悲哀呀！有领导的头衔，对申请项目有好处，在工程类项目里特别明显。项目评审时，有些评委一看你是所长、校长就高抬贵手，这是一种习惯行为。还有，领导往往在学术机构中兼任重要职务，最典型的是学会。中国的学会往往是纯学术研究，以会养会不可能，必须有单位来支持学会，包括资金、人员、活动等各个方面。单位支持学会，只有单位的行政领导有这个权力。领导为学会做了事，在行业中也有地位，评审的时候，适当被“照顾”是自然而然的。真正的科学家是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研究的，所以当官的欲望比较淡，但在目前科研行政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少科学家都渴望能当上官。领导身份是个名片，没有这个名片，不能说寸步难行，但是很多事情很难开展。比如说一个校长、所长和一个普通教师去找你办事，你会一样对待吗？
电话采访之三：“喂？我是一名工会的干部，想做个访问，方便回答我的问题吗？”“噢，是这样呀。方便，你说吧。”“你说现在人为啥都无止境地追求钱呢？”
现在有钱人是爷，谁拥有财富多，就能对当官的吆五喝六，因为收了人家的钱就得听人家的，看来时代不一样了，有钱比有权厉害，谁的钱多，谁的社会地位就高。谁还比社会贡献呢？谁还敬重原来学习的雷锋？谁还羡慕曾经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为啥会形成“商本位”？经商者可以超越商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社会资源，在社会上无所不能，吸引着社会人羡慕的眼光，让人们趋之若鹜，使人们价值取向转为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