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依靠的第二大群体就是熟人圈子，包括因工作、学习、生活和地域而相识的同学、战友、朋友、同事、老乡等。在这里比较一下中西方是怎么处理熟人交往的。
在瑞典，常见的是人们面对一杯啤酒发呆；在英国，周末看到人们站着手拿一杯啤酒闲聊；在中国，下班后熟人围着桌子大吃大喝。
北欧人过得十分休闲，晚上常见三两人坐在小桌旁，面前放着一杯啤酒，眼望着远处，很少有言谈话语，似若有所思，似凝神静气，似发呆般地坐着。
英国人只在周末的时候，三五成群地站在酒吧门前，每人手拿一杯啤酒，嘴里不停地说着，好像在谈一周的工作，也好像在交流着情感，更好像在释放一周的压力。
中国人在上班的时候，已经定好了餐厅雅间，约好了人。下班后围着一大桌子菜，频频举杯，不醉不归。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疏通关系，托人办事，联络情感。
在熟人圈，本可以找到纯洁的友情，滋养人们的心灵，现在却成了“面子”。中国还有一种消费，叫“人情消费”：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有人的捧人场，有钱的捧钱场，必邀请熟人参加，随上份子，繁多的应酬，让人苦不堪言。如果不被邀请的，还觉得没有面子。如果领导干部家里有个事，前去捧场的人自然多，就成为不自觉者敛财的好机会。这种人情走动，好像是风俗，其实是一种不良风气。在中国，交友的成本太高。如果没有资金作为后盾，请不起客，送不起礼，就没有“朋友”。当交友成为一种负担时，“朋友”会让人更加孤独。
在熟人圈，本可以在互相关心中得到温暖，却变成追逐利益的工具。人活在世上，因各种缘分而相识本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当代中国，却成了人脉资源甚至演变为人情网络，有的还成立了松散的组织，如同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中国的人情社会，随着大大小小众多的这样组织的诞生，以人情替代了法律政策，以交情取代了原则立场，公平被各种关系扭曲了。现实误导着人们，干不干事不要紧，拉关系最重要。古代提出很严肃的做人学问，被曲解为拉关系学问。整个社会弥漫着人情，导致法律、政策和制度形同虚设。
我的一个同学给我讲了其“熟人心态”：成人研究生入学考试，替考现象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在2011年成人研究生外语考试时，某省教育厅为杜绝替考现象，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请中学教师监考，因为中学教师办事比较认真。二是持身份证提前录入本人的指纹，考试时验指纹进考场。中国人想舞弊的话是聪明绝顶，用假身份证、假指纹膜、熟人说情等办法，都能逃过先进设备的严格检查。但是，假的真不了，就看认真不认真。年龄大的和年龄小的能一样吗？进考场后，又抓出一百多个替考者。唯一一种情况抓不出来，就是熟人关系。有个老乡求他办这件事，他就给监考的同事说了，有熟人罩着，自然不会被抓出来。事后，他谈起这件事时说：“其实，我和那个老乡也不熟悉，也没有收礼。我觉得托人求到我了，不给办不好意思。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脑子没有多想就这样做了。在西方，违反规定的事压根就不会张口，即使张口了也不会给办。咱们就这国情，谁也抵制不住。”
如果从制度上讲，制定的一套监考制度不能说不严密；如果从监管上讲，不能说行政部门不用心；从手段上讲，连先进的设备都用上了，不能说不到位。任何先进的设备和严格的制度，在中国人情面前都会失去效力。每个人都在渴望公平、愤恨不公，为了社会的公平，在此呼吁：别把朋友当成利用的工具，回归交友的本质，从每个人做起！
我们应该鼓励朋友交往，这样人们心灵的寂寞，可以多一条慰藉的渠道。古代提出了一些交友的原则：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君子之交淡如水。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人生乐在相知心，等等。
普希金认为，不论是多情诗句，漂亮的文章，还是闲暇的欢乐，什么都不能代替无比亲密的友谊。巴金说，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谢觉哉则对一些交友方式提出了批评，三朋四友，吃喝玩乐，这叫做“酒肉朋友”，朋友相聚，不谈工作，不谈学习，不谈政治，只谈个人之间私利私愤的事，这叫做“群居终日，言不乃义”。
真正传承传统文化，就要理解交友的真谛：生活需要真正的朋友，也需要更多的熟人，是为了心灵的交流，学习工作获得帮助，自己的水平得到提升。为了让心灵得到慰藉，需要把好人情关、交友关、细节关。会友善一笑吗？
生活中的第三大群体就是公共圈，包括活动空间遇到的陌生人、共同生存在一个空间的人。我们如何对待公共空间里的“外人”呢？
对现代人的空间意识，也有人描述：一个人拎着一袋垃圾进了电梯，顺手就把垃圾撂在电梯的地板上。出电梯时忘记了，垃圾就留在了电梯里。甲看见了，心想：“这人把垃圾就扔在电梯里，什么素质！”乙也看见了，心想：“也许是忘记了吧，等他想起来了会回来取的。”丙也看见了，心想：“怎么就没个管事的人？物业只会拿钱不干活呀！”……就这样，那袋垃圾一直留在电梯里，直到臭气熏天。进电梯的人都掩住了自己的口鼻，但没有一个人扪心自问。①
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意识，是被广泛认同的。我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碍你啥事了，我跟你说话了？乘公共汽车排队，我挤不上去落在后面，你会下来让我上去吗？我就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了，这又不是你家，你管得着吗？我又不认识你，让我帮你，关我什么事，谁帮助我呢？马路中间虽有栏杆，我就敢跳过去，红灯我就敢闯，我不走捷径，累了，时间耽误了，你赔得起吗……
处理好自己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与共同活动空间的人和谐相处，维护共同的环境，能使所有人利益最大化，使大家共同享受美好。而中国人有两种思维是极不可取的，一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只管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天塌下来还有大个子顶着呢，与我何干。二是好人需要绝对无私，必须是“高大全”的形象。一说为公，就否定了私的存在，没有独立的主体。其实，公共空间是自我与大家共同拥有的，是自利与利他的统一体。维护公共空间，需要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需要共同生存在同一空间人的合作。美国学者库柏（Terry L。Cooper）认为，公共意识并非“期望公民变得无私并在行为上完全利他，但它确实意味着，公民有责任既要发现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也要发现政治社群的利益，而对这一社群利益，他们负有契约性的自制的责任”。
不少人有这样的思维，社会都这样了，我去当好人，不是傻了吗？应该看到，社会主流是积极向上的，包括你在内的每个人都在为社会做着什么；也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包括你在内的每个人去努力改变。如果我们心中充满了阳光，自然而然由衷地想用阳光温暖别人；如果我们心中充满阴暗，内心的善良就会被黑暗遮挡。
每个人如何对待这个社会，影响着社会的风气。你可能一直抱怨别人的自私，因而自己不愿意做一些举手之劳的善事；你可能是社会的一个冷漠的旁观者，认为世界美与丑都与己无关，这样将永远体会不到大家庭的快乐。其实，每个人就是他人的环境，就是他人的镜子，就是他人的楷模，就是他人行动的引导者。社会是什么样，是每个人的行为造成的。共处一个空间的人对他人要求并不高，只是一个友善的微笑，问一声“你好”，让一下座位，拥挤时让别人先行，或者举手之劳对别人搀扶一把，人们就会感到人间的温暖。这不比挤着、喊着、吵着、骂着，最后还非得说一句“谁怕谁呀”，人们心里感觉更好吗？如果作为当代人，有自我而不滑向自我主义，由传统亲情的小爱转变为对生活在公共空间人的帮助，才不会感到社会的无助，才不会感到情感的孤独。不能摆脱传统宗族的狭隘，由小爱走向大爱，思想就停留在了小农社会。
忠君时代，人们津津乐道的都是帝王将相等显赫人物；毛泽东时代，到处充满着激情，让人们记住的是像黄继光、董存瑞、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英勇牺牲、大公无私的人民英雄；当下，感动我们的是最平凡却是最伟大的人物，如卖羊肉串的慈善家、最美的妈妈、最美女老师、最美的司机等，他们在追求自我中践行社会责任，在追求自利中奉献爱心，在平凡岗位中彰显伟大，在平常生活中阐释诚信。如果能够被生活中一件件平凡却是善良的举动所感动，就会积极向社会中处于危急和弱势的人伸出温暖之手。凡人、平凡、常人、平常，却孕育着时代的伟大精神，也给我们讲述着应如何处理自利与他利，公德与私德的关系。既然大家有缘共同生活在同一空间，就共同担当起责任，共同推动这个时代前进吧！
①转引自《读者》，2012年第16期，《电梯众生相》
安放心灵：让人感受到这里就是家
“官文化”的专制性沉淀为管理思维，让人们被迫附着在地域上；乡情不是对地域环境的认同，只是对认祖归宗的外延。让人们践行社会公德，需要唤起人们的地域归属感。
中国人的地域概念就是故乡。寻根、回归故里、叶落归根、穷家难舍、低头思故乡等，都表现出对故乡的归属感。这是因为几千年小农经济，人们基本固定在某一地域，在那里有更多的亲情，出外有一种漂泊之感。
中国的管理思维，在地域上也有所反映。从古代开始，就在居住地实行保甲制度：一般以十户为一甲，设立甲长，十甲为一保，设立保长，联保各户，实行连坐。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治安良好，原因之一是对人口流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无论出外办事、住招待所，都需要原居住地的组织开具证明，这实际上是对居民强制性的属地管理，可以称之为“被归属感”。现在连银行贷款，也实行联保制度，一户贷款，几户联保。
强制性的地域归属，能对维护治安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一定让居民产生地域归属感。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地方能让居民自发地产生地域归属感，产生了热爱情结，一个城市该多么和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为了生计而奔波，走出故乡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哪里是我家？谁会关心我？如果人们对生活的地方没有归属感，不能安居乐业，就会出现浮躁和不安。现在高调喊出城镇化，没有农民工在城镇安居乐业，增强归属感，谈何城镇化？让人们有地域的归属感，成为新时期应该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能管出亲近感吗？
工作时间由单位管理，受劳动纪律约束，各国的管理制度虽然有差异，但基本类同。可是，八小时之外的居民生活，需要有人去管理吗？怎样管理呢？
1951年国庆典礼，毛主席看到市民队伍整齐有序地通过天安门城楼，不无感慨地对站在身旁的彭真同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