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答说：“我们知道，个人对集体的态度分为牺牲（取舍）、奉献、维护（团结）、旁观、诋毁等几种态度，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不是只有牺牲一种方式。在战争年代，集体主义精神集中表现为爱国，为了国家独立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在和平发展时期，对于一般人来说，需要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作出取舍的事情还很少，发挥集体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奉献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至少不能做损害集体利益和形象的事。”
经过这一番谈话，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人主义泛滥，出现了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弄虚作假等问题，集体主义精神显得更为重要。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可以医治市场经济条件下造成的各种问题，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为自我实现提供更宽阔的舞台，个人孤独的心，在集体中找到归宿，这是民族文化思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突破自我：自我发展的边界
每个人都想过绝对自由的生活，可是离开社会的自我会孤独，受宗族约束的自我会无奈，想超越社会的自我会失望，只有社会中的自我最现实。这就是坚守社会价值观的意义。
矛盾、迷茫、困惑，源于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能到哪里去。谁都想知道自己一生能达到什么高度，能走多远。这个问题，不但让人充满好奇，还使人心灵躁动。回顾自己一次次从迷茫中走出，发现有三条线束缚着人生走向。领会了这三条线的内涵，或许能为自我发展打开空间。
守住自我的底线
记得有一天，一位在读博士向我举例子说明，不同年代的人对同一件事有着不同处理方式。
同居一室，当有人需要熄灯休息时，有人却还想再看点东西，面对这种情况，不同年代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80后会同意熄灯，然后打开自己的台灯，绝对不会因为他人要休息而放弃自己看书。60后、70后会认为，开着台灯也会影响别人休息，不情愿地随着大家一起休息。在关注社会事务上，现在的年轻人表现为热心和激情，如某地区发生了灾害或重大事故，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前往当志愿者；在媒体报道里获悉有急需救助的人，他们会尽自己的力量捐助；发生一些社会不良现象，在网络上跟帖声讨的多是年轻人，等等。可是，60后、70后会认为，这类事太多，救助不完，或与己关系不大，只在内心里同情，付诸行动的很少。
这个例子，反映了不同年代的人，对传统文化接受的程度不一样，会有不同的行为。文化是一笔财富，有时也会成为前行的包袱。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敛性，抑制了人性的张扬。所以六七十年代的人，受传统影响多一点，往往行动中顾忌太多，容易放弃自己的主张，选择委曲求全。年轻人受传统文化约束少一点，突出自我就多一点，只要不违反法律和道德，为什么要牺牲个人利益呢？
无论哪个年代的人，生活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谁能够超越现实呢？中国人立于社会之中，就如春蚕吐丝，时间越久，涉世越深，一根根社会关系的丝把自己困在中间，动弹不得。于是，我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世上不用努力就能实现的就是年龄增长，不用求人就能办到的事就是读书。如果只通过读书就能到达目的地，那真是罕见的捷径。我不是说读书有多容易，而是相比之下，只有读书可以不与社会过深地接触，靠自己就能实现，其他任何事情能吗？
由于中国人长期处于“无我”的压抑状态，对张扬个性有着强烈的冲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蕴藏已久的自我意识会像火山一样无拘无束、毫无顾忌地迸发出来。可是，如果不正确认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就容易走向极端。
西方是个体社会，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学者们对防止个体走向极端的研究也会很重视，于是我查阅了有关书籍。防止自我泛滥最典型的学说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1806—1880）提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概念。他的大致意思是，自我中心主义是把“我”当成世界的中心，“我”感受到世界是什么样，世界就是什么样；要改变世界，只要改变自己就行了，“我”改变了，看到的世界不一样了，世界也就改变了。“自我中心主义”，在伦理学方面与个人主义相似，与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更接近。但更重要的区别在于，自我中心主义代表激进的自私思想。自我中心主义者主张完全自由，随心所欲，没有伦理约束，一切决定根据“我”的意愿。自私是指个体面临自己利益与对方冲突时，会不计对方损失，以满足自己的利益为主；然而，自我中心主义并不一定涉及与“利益”相关的命题，例如有时候自我中心者伤及的并非对方的利益，而是对方的心里感觉或两人长期的关系。两者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决定了之后便一意孤行，并且很可能在遭受批评时名正言顺地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没办法。”
与自我中心主义相比程度较轻的思维还有：极端思维、偏执思维、片面思维、臆测思维，等等，这些思维不一定以自我为中心去想问题，而是自我在看待客观现象时，根据自己现有的知识和水平作出判断，当别人指出其不正确时，仍然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
懂得这些理论之后，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多么渴望找到自我，在追求自我过程中也必须坚持底线。下面是我写的一段日记：
现实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以“自我”为中心去判断世界，处理人际关系。首先认为唯有自己是对的，然后以自己的评判标准衡量别人，得出的结论是，凡是与自己不一样的，自己都看不惯，都是错误的。当单位决定某件事后，如果不合自己的意，就会认为这样的结果不公平，所以他眼中到处充满着不公平。
如果一个人以“我”为中心去判断事物，决定自己的行动，肯定不会为自我的发展创造出有利的条件。一个人力量再大，如果没有团队的合作，自己能干成什么呢？如果自己一意孤行，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别人会支持自己吗？极端思维、偏执思维、片面思维、臆测思维对构建和谐的外部关系是很不利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如果滑向了自我中心主义，看似很自我，其实把自我困在了一个无人的荒岛上，自己就会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不但找不到自我，还会失去自我。
我最反对庸俗的人情，反对整天心里想着拉拉扯扯，只想人、不想事的人。但是，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与庸俗的人情是不一样的。无自我，就会作出无原则的让步，让自己丧失很多机会，但有自我，决不能滑向自我中心主义。
无论是自我中心的思维，还是固执己见、偏见，其思维有一个共同点，我认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其他观念很难输入到其头脑中，也很难说服其听从别人的意见。这种思维，人为地为自我的发展设置了一道自我屏蔽，接受不了外部信号，很难有所成就。走出自己的思维局限，才能为自我发展开辟更广阔的领域。
要想一步步走自我，必须警惕自己滑向自我中心主义，也要防止固执己见、偏见，让自己能够客观地观察所处的环境，作出正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采取正确的行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判断失误了，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可能无效。如果一个人心中只有自我，永远会觉得自己是最正确的，自己常为所欲为、自负、自私、自大，会把自己永远困在城堡里。
有了这种认识，就容易找到自我发展的下线：此线之下是自我中心主义，是自我发展的陷阱。走出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只有向上发展。在中国，上面空间能为自我发展提供一定的条件，但要受到熟人的束缚，因此这条线又可以称为熟人线。
找到自我发展线
有一天，我问社会地位很高的一个朋友：你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了，还煞费苦心向上爬，到底为了什么？他说：“我能吃多少、喝多少、用多少，家里也没有什么事要办了，自己也不想这么费心，可是，亲属群和朋友圈在助推着你往前走，停不下来呀！因为他们渴望着从中沾点光。”
他说的应该是心里话。这让我想起一个问题：中国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人际环境中？究竟是为谁活着？于是，我开始分析城乡人际关系。
上世纪70年代的河南农村，无论谁家盖房修屋，都是自己备料，然后请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以义工的形式完成的，报酬仅是管几顿饭。市场经济后，基本上以市场的形式运作，谈好每平方米多少钱包给工程队，再也不可能免费盖房了，除了家庭贫困的自力更生。
2012年，我问民营企业职工一个问题：当企业临时有急事，你正在休息或度假，愿意赶回来加班吗？60年代出生的职工，感觉到老板平常对自己不错，没有二话就答应，根本不会想着要什么加班费之类。80后的年轻人就不一样，先谈好条件，给多少报酬，然后再答应去干活。即使事情紧急事先没有谈报酬问题，事后必定会去要的，而60年代出生的人想要也不愿说出口。
这两个例子，反映出了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逐步在弱化，血缘、地缘纽带逐步被利益取代，自我正在从族群中走出来。按照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解读，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捆柴，几根成一把，几把成一扎，几扎成一捆，条理清楚，呈团体状态；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每个人在寻求自我的过程中，往往受到一层一层圈的束缚，就像一道道绳索捆住了人们。
这一圈圈关系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是：中国人没有个体的自我，却以熟人圈为一个群体，是熟人群中的自我。表现出自我的形式是，活着是让别人看的，是为了别人眼中的成功，为了家族的“荣耀”，为了高高在上，被动地付出了并非自己乐意的辛苦和努力。族群的自我，并不是现代集体主义的特征，而是小农经济的特征，它是对个性的抹杀，是将宗族的价值取向作为个人的价值取向，是为了熟人的自我，而不是为了个体的自我，更不会将实现个人价值作为重要的目标。如果说个体为了自己利益是人性的表现的话，那么为了族群和朋友等熟人谋利益，就容易形成裙带关系和小团体，是团体的自私性，其后果会把不正之风扩展到整个社会。
可喜的是，农村已经开始走出乡土社会，走出宗法社会，现代性已经很普遍，这包括个体主义、家庭生活的隐私以及家庭生活与事业和经济生活的分离。王斯福2005年10月31日在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乡土社会研究讲座”演讲时提出：随着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在广泛而极大地增长，新的差序格局已演变为包括邻里、朋友与家庭之间的信任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同时也扩展成为进行生意往来和形成政治联盟的方式。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的熟人圈是以宗族秩序构建的，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现在社会可能走出宗族，以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构成新的熟人圈。我在2006年著的《非常自述：一个乡镇书记的梦与痛》一书中曾预测：“在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出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就会逐步淡化家族观念，家族的影响力就会被经济组织的影响力所取代。在经济发展快的村，同一家族的成员会追随不同的经济组织，而这些经济组织出现冲突的时候，其维护的不是家族的利益，而是经济组织的利益。”乡土中国的变化，为农民走向个体自我提供了条件。
现代的中国人正在走出熟人的小圈子，开始找到了自我。与职工座谈让我感受到，年轻人在维护集体利益的同时，敢于承认自己正当的利益需求，敢于向老板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活得真实，是真实的自我。人为谁而奋斗？为真实的自我而奋斗！不把他人的评价作为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尺，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不为所谓的荣耀而奋斗，而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奋斗；不为因血缘和地缘关系而紧密联系的群体活着，而为真实的自我而活着。这样的人生就会摆脱尘世的烦扰，活得轻松些。
我觉得，中国人能够走出几千年“三纲五常”的影响，终于开始摆脱族群束缚，走出熟人圈，走向个体的自我，找到真实的自我，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有了自我意识固然可喜，可是没有熟人圈，人们又会感到孤独、无助，感到世态炎凉。破旧还要立新。要使中国人彻底走出熟人社会的影响，找到自我，还需要有新的社会组织取代熟人圈，成为人们心灵的栖息地。
由此可以确定自我发展的中线，这条线还可以称为自我线：该线以上就是自我发展的空间，以下就是为熟人而活的空间。中国人几千年都活在自我线以下，今天能够走出熟人社会的影响，找到自我，是为自我发展开辟的一条新路径，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认清自我约束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