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文化”的推行，使封建社会长治久安，封建秩序处于超稳定状态，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这无疑是政治统治的极大成功。但对于民众来说，长期的压抑，没有补充新鲜的血液，肌体就会逐渐失去生机，思想就会固化。“官文化”统治的结果，是没有人想着去发明创造，中国失去了及早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机会，滋生了小农意识。
小农意识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平均主义，其基础就是均配土田所形成的个体小生产，在以个体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下，人与人的劳动能力基本上是相等的，而且，土地占有权也基本上是以“丁”，即劳动力人数来均配的，农民的生产，又有相对的自主权，其生活水平，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大体平均的。自张角的“太平道”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两千多年的时间内，每一次大起义都以“太平”为号召。“太平”，不仅是和平，更在于平均。黄巢自称为“天补平均大将军”，明确将平均作为旗帜，反对兼并掠夺。这种思想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常听到人们质问：我们同时参加工作，为什么他拿的钱比我多？他的资历还比不上我，为什么要提拔他？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远远低于自己同学时，就感觉没有面子，心理不平衡。人们心中不自觉地装着平均思想。现代社会应该树立竞争的意识，但竞争不是争斗。
小农意识反映在人际关系上就是攀比心理、窝里斗。有则笑话揭示了现代中国人的攀比心理：在老公遇到困难时，欧美女人会说：亲爱的，你已经做得够好了。日本女人会说：君，请努力。而中国女人会说：你看人家谁谁，你怎么这么笨！攀比的结果就是争斗。我记不清是哪位西方学者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中国人没有革命精神，但有反叛精神。也就是说，古代中国很少人有创新精神，很少想推翻一个旧制度，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但对旧制度造成不平均必然会反叛，所以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可起义成功后仍然沿袭着老的社会制度，不会想到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是革命而不是农民起义，区别就在于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不断改朝换代这一历史循环提醒着我们：现代社会需要去掉等级观念，增强公平意识和监督意识。
小农意识反映在家庭中就是“顺”了就“孝”。中国几千年，一直以是否“顺从”为标准，判断是“良民”还是“刁民”；以贤惠（其实是服从）不贤惠，评判是不是好媳妇；以听话不听话，评判是不是好孩子。直到现在，有的人对上访的群众，还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刁民”。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伦理秩序，核心是服从、顺从或屈从。没有了自我，就没有了自己的思想，也就不会有创造力。如果中国不改变“服从”或者叫“奴性”，社会不可能有活力。我们再也回不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年代了。自主思想，必须在全民普及。让孩子自主，不要只让他做一个听话的孩子，不要把他的所有事情都包办完。夫妻双方自主，不要让妇女成为男人的附属品，以丈夫为职业。让群众自主，依法处理自己的事务，政府不再是救世主、父母官、万能政府。行政领导习惯于包办，就连给群众办好事也包办，出力不讨好。如棚户区改造，都采取自上而下命令，强力推行，结果引起群众不满，办了好事还落埋怨。如果政策公布后，交给群众办，还会有矛盾吗？如果群众没有自主意识，行政者没有让群众自主的意识，二者就永远是一对矛盾在缠绕着。现代社会呼吁民众，必须先由“服从”转变为“自主”。
最后用一则故事说明走出狭隘意识的重要性：中国学生和凯特汉姆学校的一个学生去海边玩耍，却遭到了海啸。瞬间，两个孩子所在的高处变成了一座孤岛。面对危机，中国孩子立即想到了打电话求救，但是他发现手机已经没有信号了。英国孩子则找来了两根木头，他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撕烂，做成了两条绳索，把自己紧紧地绑在木头上，又帮中国孩子绑好。在自救的过程中，英国孩子几近窒息，再转头看中国孩子，早已昏迷过去，他只得艰难地靠近对方，努力地推着对方艰难前进，半个小时后终于到了岸边，英国孩子挣扎着给中国孩子做了人工呼吸后，找到了赶来的救援人员。事后，到英国访问的带队教师问中国孩子：你知道为什么英国孩子能自救，而你只能等着被救吗？中国孩子摇摇头。老师说：“那是因为你习惯了被帮助，在英国孩子的理念中，什么事情都得靠自己，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无人能够替代你。”①中国孩子笨吗？不是。中国的父母梦想把孩子的一生都安排好，他会有自主意识吗？会有创造性吗？
①引自《东方青年》2012年第24期的故事。
文化衰落：文化帝国毁灭后的危机
文化有独立运行的轨道，但始终脱离不了现实社会。社会的变迁必然带来文化的变异。如果民族文化成了碎片，人们将面临失去共同精神家园的危险。
华夏五千年文明确实足以让我们自豪。人们常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是爷爷辈，后来兴起的要么是儿子辈，要么是孙子辈，从年代而论，这也是历史事实，所以我们常飘飘然。但我们不能忘记，文化不及时变革就会落后，所以近代鸦片战争炮轰了民族自尊后，不得不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学习的过程，也是对传统文化冲击的过程。当辉煌的文化帝国轰然倒塌后，靠文化信仰传承发展的民族，不知道心灵该安放在哪里。
心灵的迷茫
犹太人虽然分布在世界各地，但很难被同化。世界唯一一例，犹太人在开封，被中国文化同化了。蒙古族、满族，也曾入主中原，书写了元朝和清朝大帝国的历史，但是，其统治术仍选用儒家文化。古代的中国文化，影响着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时至今日，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还保留着儒家文化的礼制，并与现代文化相结合，运用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这足见国学有多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如此牢固的文化帝国，近代以后却被西方文化一点一点地摧毁了。
文化帝国被摧毁后，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老家有一个老太太，平常为了节省，很少开灯，真是气死电业局；用水从水管里一点点地滴，水表基本不转，看你能不能收着水费。可是，她家附近要建一个基督教堂，她把全部积蓄拿了出来，捐给了教堂。她认为这是积德行善的事。
清明节，本是晚辈为已逝的先人扫墓纪念的日子。2012年清明节，老家很多人不再去扫墓了。我听后很是吃惊。在我的印象里，农村人最遵守传统的风俗习惯，便询问其中缘由。他们说，村里许多人信基督教了，信基督教的人不能去扫墓。
2010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刘小姐和陈先生坐在公交车中部靠车门的双人排座上，车内十分拥挤。猛然间，刘小姐看到一个七十多岁的婆婆，颤巍巍地拉着扶手，嘴有点儿歪，表情看似很难受。出于本能，刘小姐马上要男友让座，陈先生随即起身让座，然后坐在刘小姐的座位上，让刘小姐坐在他腿上。没想到婆婆当时脸色大变，死活不愿意坐下，还公开叫骂说：“两个流氓，还叠着坐，你们干脆躺下算了！”骂声持续了一路，直到老婆婆下车后还回身对着车厢内说：“你们下来，我今天要给你们好好讲讲道理。”事后，刘小姐气得够呛，在网上发了一帖想讨个说法，引发几千人跟帖。
前两个例子告诉我们，思想阵地，如果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等人们笃信了宗教，再谈民族文化信仰，就很难回头了。
让座的故事告诉我们，各种观念在强烈冲突着！且不去论双方是非，对于老婆婆来说，更坚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理念，看到年轻人这样有伤风化，当然很气愤。老婆婆对年轻人尊老爱幼的美德视而不见，为捍卫妇女的传统“美德”而忘记了骂人本身就不对。对于刘小姐来说，难得传承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才做出这样的善举，她认为“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早已过去，自己的举动符合常规。各自坚持了自己的理念，才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一幕。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信仰正在被动摇，我们将面临失去共同精神家园的危险。
被迫就医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侵，传统文化被迫变革。西方坚船利炮震醒了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必须向西方学习。首先引进中国的是西学，主要是近代科学技术，从此开始了洋务运动，即在中国开办工厂，制造“洋枪”“洋炮”“洋火”等，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探索和实践。睁眼看世界，是先进生产方式战胜落后生产方式之必然，尽管我们是在屈辱中被迫接受的。在这个时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开始提出。所谓“中学为体”，就是必须坚持以我们的文化为主体，传统文化依然要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西学只是供我们借鉴、借用一下罢了，真正的目的是用先进技术维护固有制度，延续并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等发现技术不能救国时，人们就开始把目光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上。康有为提出把西学中的部分政治学说与儒家经史结合起来，宣传维新思想。梁启超宣传民权思想，阐述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必然性。严复则直接用近代民主思想阐明主权在民的道理，用民权否定君权，直接动摇了君权论的基础。最后，光绪皇帝吸收了西方改良思想，进行了戊戌变法。有锐意改革精神的小皇帝，毕竟战不过有庞大封建势力的慈禧太后，变法失败了。
在救国无门的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先行者就开始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即要通过暴力的方式将封建政治体制打碎。既然你不改革，我就把你推翻。这一招还真有效，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成功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在革命势力的强大压力下，1912年2月宣统皇帝退位，清王朝正式覆亡，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终结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开过科技救国、民权思想、民主思想三服新药，有了三次变革，这些让处于闭关自守的民族呼吸到了新鲜空气，眼睛猛然一亮。但是，这三种思想才用了六十多年，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官文化”相比，只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瞬，许多上层人士还来不及理解其精髓，传播到民间深入人心更无从谈起，历史就已进入另一个时期。在民众头脑留下的只是个别的词句，而不知其深意。
从兴办近代工业，到政治改革，最终到革命，实际上是对儒家文化冲击的过程。思想变革，也仅发生在少数知识分子或统治阶级层面，根本没有撼动过儒家文化作为“官文化”的民间基础。所以，我们只能说：这只是“舶来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合与抗争。
病情缓解了，病根却未除。中国依然被西方列强控制着，民族依然积贫积弱，不能雄起。什么原因呢？仁人志士还在寻找病因和良药。
用药过猛
20世纪“五四”前后的中国，军阀混战，西方列强的瓜分肆无忌惮，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挽救中华民族，成为仁人志士的伟大理想。这时，由于没有了集权统治，再也不能靠强权来统一思想，这个时期成为继春秋战国时期之后中国第二个思想大解放的阶段，各种思想和思潮涌入了中国。当时的一批知识分子认为，虽然清王朝被推翻了，但是影响着国民思想的儒家文化尚在。落后的文化才是致病的根本原因，于是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直指儒家三纲五常的传统伦理规范，国人第一次听说男女平等、个性解放。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还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倡导人权平等、独立人格、共和体制，反对封建迷信、愚昧盲从和偶像崇拜。“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对古庙、神像进行最后的粉碎。
“五四”的呐喊，让人们对“官文化”本质有了认识，也猛然从儒家文化中惊醒过来。打碎了旧的文化，却没有将民主、科学思想植入民众的心中，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道德，也没有成为民众认可的新标准，因为学习来的东西没有与传统的文化相结合，就会“水土不服”。
“运动式”的文化变革，使我们陷入废旧不能立新的尴尬境地。传统文化记忆被撕成了碎片，思维出现一片空白。文化变革，采取的是急风暴雨式的运动，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试图给予毁灭性的打击。这种做法不是明智之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肯定有值得传承的东西，却将之与糟粕一起抛弃了。
出现并发症
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在于官方强力推行。可是，近百年来，文化传播被外力作用突然中断，开始进入了文化的学习阶段。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日渐衰退，留给老百姓的只是融入日常生活的思维惯性，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成为记忆的碎片，最后甚至成为几个象征性的词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