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积淀形成民族的特质。祖先早已把我们的一切烙上了中国印。
文化的影响，虽然是渐进的、非直接的、潜移默化的，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其对社会大众思维和行为的作用却是根本性的。我们经常抱怨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并从个人认识角度将其归结为某个或多个原因，然后发一顿牢骚。真正理解社会现象，需要从历史根源上找原因，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晰，下面就尝试着从历史文化角度给民族做一次局部检查。
体检项目
改革开放后，西方世界若隐若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也让人们有更多的好奇和疑问：为什么西方人那么“傻”，法律让怎么样就怎样，一点都不愿变通，不像中国人善于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行事，善打擦边球。为什么西方人不懂人情，吃个饭还AA制，中国人为了自己家人，敢于以身试法？为什么西方人信上帝，中国人信皇帝？为什么西方的画是裸体，中国的画连脸都不让看清楚？……比较之下，我们这个样子是健康的表现，还是有病的征兆呢？
抽血化验
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不管是否自觉，已经融化到了每个人的血液里。理解中华民族，需要了解中国文化的选择，查出留在今天人们身上的文化基因，从而理解当代中国人的隐性特质。
先秦的“百家争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也是文化的原创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征战，全国没有实现统一，没有强有力的政权对文化施以限制，从而给文化发展提供了足够自由的空间。当时，处于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时期，各国兼并征战，打破了宁静的政治格局，如何重新构建社会框架摆上了议事日程。诸子百家兴起，出于救时之弊，“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①不同学说的代表人物，为了解决如何让国家强大的问题，竞相奔走，提出了诸多见解主张，试图说服当政者采用其学说，史称“百家争鸣”。最著名的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等。中国此后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无不以那时的学说为基础。
学说的提出，是哲人的事；学说的运用，是统治者的事。譬如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运用了凯恩斯的理论，推行了“罗斯福新政”，使资本主义模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使美国走出危机，避免了走向军国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历代王朝一次次文化选择的结果。
古代中国第一次文化选择，使用了“法家”学说。统一六国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即把史书和关于各种学说的著作全部焚烧，把有名的方士活埋了。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就是不让黔首以书为师，进而把思想统一到政府的发号施令上，以便更好地钳制人们的思想，以强制力实现大一统。遗憾的是，秦朝实施严刑苛法，民众怨声载道，最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掀开了楚汉之争的序幕，也使秦王朝仅存十五年即告毁灭。
古代中国第二次文化选择，是汉朝初期，使用的是道家学说。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登基后，因百业凋敝，就采用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使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并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空前盛况。
古代中国第三次文化选择，是汉武帝统治时期。他想当个有作为的皇帝，开始兴儒学，采用以思想来控制人的治国新办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实施人治的具体步骤。其实质，与秦朝“焚书坑儒”一样，都是为了统一思想。其他各种学说都禁止学习和传播，只有儒学才是官方教科书，儒学便成了“官学”。其目的，是用儒学教化百姓，控制住民众的“心”，让老百姓在自觉认可或潜移默化中走向盲从，从而达到以“德”治国的理想境界。
古代中国第四次文化选择，是文化走向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历史阶段因为没有统一的集权政治，也就很难实现统一的思想学说，这就为外来文化的侵入创造了条件。此时佛教已传入中国，如著名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都是从北魏时期开始兴建的。及至唐朝，由于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家的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文化的包容性，从而使社会文化步入中国封建社会最开放的时代。当时道、儒、佛同时存在，朝廷也公开信奉佛教。此前形成的诸多伦理界线也能够突破，唐玄宗可以把儿媳妇杨贵妃占为己有，这种行为按照儒家伦理是绝不可行的，所以民间也有部分学者将唐朝称为“脏唐”。这两个时期，虽然有了文化多元化的趋向，但儒家文化从未被真正否定过。因为无论文化如何演绎，与其维护统治的需求相比，统治者的最终选择，依然是将能够助其巩固政权的儒家文化作为“官学”。有研究者认为，这两个时期，是“外道内儒”“外佛内儒”“道、儒、佛三教合一”。
文化选择的结果，使儒家文化在官学中长期占着统治位置，融进了中华民族血液里，成为民族的基因，因而有了独具特色的思维和行为习惯。
健康指标
历史选择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留给我们很多启迪，开启着我们的智慧，如方法论上的中庸，让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首先想到的是调解，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咄咄逼人地打击一方，支持一方。又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换位思考，让我们思维中有了包容，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己所欲、必施于人”，强制推行其价值观。再如读书方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我们在学习知识中理解，在理解中有新的感悟，而不是照本宣科，等等。
汤因比说：“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②如果让我来理解汤因比的话，中国文化的立足点是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政治等方面的关系，简单说是做人的学问，按孔子原初的设想是为了解决“人心”问题。目前，世界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以强欺弱、战争不断、自然被掠夺、饥饿威胁人类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如何做人上找到突破口。如果不先解决人的问题，任何高科技只会成为弱肉强食的工具、人类苦难的武器，这就到了呼唤中国文化的时代。研究这个问题，会对世界做出贡献，因为中国传统做人的文化，一直领先于世界。目前，宗教起着教育人和精神寄托的作用，但是，它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只能是对人一时的麻醉。科学技术再发展，也解决不了人们的精神问题，这给中国文化再度辉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能不能抓住历史机遇，就靠民族的智慧了。
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做人的问题，对于抑制人们的物欲、消除人们的戾气、平抑人们的心态、净化社会风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都忙于追求权与钱，所以不少人发出感叹：现在是物欲横流、肆意刻薄的年代，许多人一辈子在钱眼里挣扎，却强颜欢笑说自己在挣钱。人们在追逐着享受着物质利益，却对这个社会环境并不满意。这说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人都希望重新让“仁爱”成为社会的主流，因此如何做人的问题就重新被重视。正如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言：“钱”对集体安全感的侵袭和破坏，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比经济衰退更棘手的危机——精神硬着陆。看来，我们虽处于市场经济之中，也需要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重新梳理，创造出符合社会实际的做人学问，让人人都闪耀出人性的光芒。
如果说西方的社会管理是靠法律和制度，建立外部约束机制，那么中国传统文化解决了做人问题，建立了内部约束机制。一个社会，只有内外并举，才会井然有序。中国传统文化很好地解决了小农经济时代如何做人的问题，维护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新时代应着力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做人、如何让人们愿意这样做人的问题，以此激发出人性中爱心的迸发。
预防指标
一个民族像一个人，经历了沧桑岁月之后，必然染上这样那样的不良习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儒家文化的做人文化，教会了民族怎样做人呢？
文化选择的结果，让民族爱“管住人”。与西方国家更多依靠法律制度进行管理相比，中国人更善于通过管理人来管理事，这与封建社会长期“人治”有很大关系。在整个封建社会史上，虽曾有过儒法之争、王道与霸道之争、人治与法治之争，但最终未能撼动儒家的“官学”地位，宋初宰相赵普所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便是最好的诠释。因此，孔子逐渐成为万世师表，成为古代国人尤其是士子阶层的伟大导师，“官学”也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覆灭。儒家文化被官方推崇两千多年，经过历代王朝的不断传承，百姓耳濡目染，薪尽火传，已经深深烙印在国人脑海中，融入到血液里，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侧重以道德教化人，淡化以法律约束人；侧重靠“父母官”管理人，淡化以制度规范人，是我们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治国理念。
中国当下的行政管理，实际上就是对“人、财、物”的控制，而不着重对事的安排，把“人、财、物”当成掌权的标志而不是做事的条件。在“人、财、物”中，管住了人就管住了一切。譬如：许多人都知道机关当中组织部和纪委最有权，这两个部门之所以更有话语权，主要原因就是能管住人权，一个“戴帽”，一个“摘帽”，掌控了人在一定程度上就掌控了一切。本来，各部门都应该按规定程序办事，行政过程就是为其对象服务的过程，用党的宗旨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可是一些人有权后就可以吃拿卡要，就可以恣意妄为，梦想着支配别人、支配社会资源，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和贪欲，或者梦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有所作为，因而形成了对权力的热烈追捧。
草根阶层有一句励志的口号：“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它吸引着许多人历尽艰辛往上爬，总想“说了算”，总想凌驾于别人之上，总想管住别人，让别人服从，进而显示个人的社会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想要“管住人”，让别人臣服的大氛围，导致了许多人处世心态和价值取向的扭曲。
文化推行的结果，让民族爱“顺从人”。西方靠宗教教化人，通过不断地向上帝忏悔，反思自己，从而净化心灵；我们靠文化教育人，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通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守好本分，尽好职责。为了尽忠尽孝，人们甚至可以压抑人性，委曲求全。伦理的束缚，让人们看不清自己，生活在迷雾之中。所以西方的直率与中国的含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尊重人性，爱人体美，可以大胆地以裸体形式表达，我们也爱美，但只能以朦胧的、写意的形式表达。
人治的结果，就是让被管理者习惯性地顺从。时至今日，有几个下属敢跟领导顶嘴？拍马屁尚且害怕拍在马蹄上！领导叫干啥就干啥，领导指哪儿就打哪儿，谁管方向对错呢。只要领导批示的，都是“最高指示”，不管合不合法；只要领导讲过的，就是重要讲话，不管合不合理。不是讲集体领导吗？个人讲话原本只能代表个人意见，为何官大的就能说了算呢？民主集中制、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能推行吗？
文化服务的结果，让民族爱“迷信人”。与西方的民主法制相比，中国古代甚至当代，更信奉“青天大老爷”。我们知道，法家只在秦朝短暂地得宠，从此就一直作为儒家治国理念的附庸和补充，甚至被尘封在“藏经阁”中，再也没能重见天日，再也没被奉为至尊。当人治长期一统天下，人们的法治意识就会逐渐淡漠。封建社会也有法，但那是王法，是皇家之法，而非大众之法。当人们知道圣旨大于法的时候，对苛法的畏惧，已经转变为对人的敬畏。要解决问题就找“大官”，要把案子翻过来也得找“大官”，因为“大官”说了算，“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就形成一种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西方尊重纳税人，官员的角色更像大众的“公仆”；而中国人忠于皇帝信奉官员，本来民众才是“衣食父母”，可我们却称掌权者为“父母官”，相信一个好领导才是一个地方之福。
思想影响是深远的。回首“文革”，全国红卫兵拥到天安门广场，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等着毛主席接见，每人手捧红宝书，胸佩纪念章，看起来当时的人们甚至有些幼稚可笑，其实他们可笑吗？看看现在，争着跟领导合影，然后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以示炫耀。跟领导握个手后，甚至想着永远不再洗手，保留住这股“仙气”。你说这不一样是迷信吗？如果不受儒家的“忠君”文化影响，领导不就是一个人吗？不就是一个公民吗？
文化变异的结果，让民族爱“拉拢人”。中国的家文化，有别于西方的个体主义。我们最讲亲情，讲以族群为纽带的宗法关系、裙带关系，所以我们是一个讲人情、有族群意识的国度。老百姓对这种现象的理解是：“朝里没人难做官”，“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熟人多吃四两豆腐”等。在古代中国，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打金钱，所以不会在乎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能不能赢得官司，关键看有没有关系，是否打通了这些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