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的父亲是地主，土改的时候被镇压了，房屋和田地都充了公。我爷爷也由小少爷变成了一个孤儿。庆幸的是，政府分给了我爷爷两间破烂的小屋。
我爷爷虽是个孤儿，但他的成分仍然是地主阶级，在贫下中农眼里，他永远是地主崽子。
在那个屈辱的年代里，我爷爷刻苦学习，努力向上，年纪轻轻便成为了又红又专的人民教师。不久，还当上了小学校长。
后来，我爷爷因工作成绩突出，被调入县政府教育科，从事教育教学研究工作。那时的条件比较艰苦，我爷爷每天骑着单位配发的自行车，来往奔走于全县的各个中小学校，进行调查研究，与老师们切磋教育方法，辅导、传授教学技巧。为了掌握时间，我爷爷省吃俭用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火红的运动在全国蔓延。他们说，我爷爷的成分是地主，却每日骑着自行车、戴着上海表，享受着比贫下中农更优越的生活，理应彻底打倒。批斗了半年后，我爷爷带着满身伤痛和我奶奶一起回到了乡下老家。
在生产队里，我爷爷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坚贞不屈的信仰，和贫下中农一起早学习、晚汇报，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不久，又被社员们推荐为家乡的小学教师。
重新回到了教师岗位，我爷爷工作更积极了。领到工资，我爷爷立即上街去买了一张伟人头像，打算将贴在家中正墙上的那幅已经有点破旧的头像换掉，为了改善一下伙食，我爷爷还买了一小块猪头肉。
回家的途中，一位社员同志问：“李老师，上街买了什么好东西啊？”
我爷爷举起手中的物品晃了晃说：“一张画像、一块猪头肉。”
回到家，我爷爷正准备更换伟人头像时，几个凶神恶煞般的人突然冲了进来，将他五花大绑地押走了。我爷爷起初是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到了批斗场才恍然大悟，后悔不迭。
我爷爷从此一病不起，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慢慢恢复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