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的一位皇帝在这里修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皇家园林，然而，后来却在一夜之间从地平线上消失了，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谜团：这座皇家园林是谁下令修建的？又是因为什么原因瞬间消失的？……
圆明园的由来
圆明园能够达到那样的恢宏瑰丽，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是集中了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役使了无数的精工巧匠，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历时一百多年才陆续建筑经营而成的。为什么清朝皇帝要下这么大功夫，不惜工本来长期经营圆明园呢？这与满族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勤劳勇敢的满族人民世代生息繁衍在东北黑龙江流域富饶美丽的土地上。16世纪中叶，清军在其卓越的领袖、封建政治家、军事家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和摄政王多尔衮的领导下，大举进兵华北，彻底推翻了腐败透顶的明王朝，自东北入关定都北京，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统治王朝——清朝。由于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前在东北过着游牧生活，冬季那里是林海雪原，夏季则气候凉爽。入关后，他们对北京盛夏干燥炎热的气候很不适应。紫禁城虽金碧辉煌、宏伟壮丽，但清朝皇帝感到那里呆板憋闷，特别是在康熙初年，紫禁城发生过火灾后，为了防火，也为了防止宫廷暴乱，砌了向南的宫墙。皇宫里院院相套，再加上溪沟水流过于平缓，几乎成了死水，当时对皇城曾有“红墙、绿瓦、黑阴沟”之称。这使得皇帝们有些厌倦深囿高墙的宫廷生活，于是从康熙初年，便开始修建园林，这种修建工程竟延续了一百多年。
北京的西郊，有连绵不断的西山秀峰，玉泉山、万寿山、万泉庄、北海淀等多种地形，自流泉遍地皆是，在低洼处汇成大大小小的湖泊池沼。玉泉山水自西向东顺山势注入昆明湖，成为西郊最大的水面。古代劳动人民在这里生活，辛勤劳动，开垦了大片水稻田，形成了自然风景区。早在辽代，封建帝王就选中这里建造了玉泉山行宫，到了明代，这里的自然景色吸引了更多的游人，于是一些达官贵人就占据田园营建别墅，大片土地被一块块占去。
到了明万历年间，明皇亲武清侯李伟在这里大兴土木，首先建造了规模宏伟、号称“京国第一名园”的清华园（故址在今北京大学西墙外）。嗣后米万钟又在清华园东墙外导引湖水，辟治了幽雅秀丽的“勺园”，取“海淀一勺”的意思。空旷郊野，出现了亭台楼榭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成为东郊名噪一时的园林汇集之地。到了清朝，皇帝也同样看中了西郊这块绝好的造园之地。大规模地兴建园林就这样开始了。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8年）玄烨下令在清华园旧址上建造了面积达六十公顷的畅春园，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避喧听政；清代帝王园居生活自此开始。但畅春园的地位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后来的圆明园所取代。
畅春园周围，有许多明朝遗留下来的私家园林，清初时收归内务府奉宸院后，就把这些前明私园分赐给清皇室成员和王公大臣。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圆明园就是作为藩赐园赐给了康熙帝第四子胤祯的一座明代旧园。并由康熙帝御笔亲题了“圆明园”匾额。这座世界名园，就从这一年开始了它从无到有，由盛到衰的历史。
胤祯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他对于所得到的这座赐圆，是非常引以为荣的，对康熙所题“圆明”二字的意义，他在《圆明园记》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圆明意志深远，殊末易窥，尝稽古籍之言，体以圆明之德。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
这里的“圆”，大意是“圆满、周全”的意思，而“明”字则解释为“明达、明智”之意；所以，起名“圆明园”无非是统治阶级标榜自己品德修养与才思智慧都超出常人而已。康熙皇帝题名也表达了他对皇子的期望。
圆明园的位置在挂甲屯的北面，距畅春园约一里多路，即今北京大学的北边，清华大学以西。
康熙时代的圆明园，里面有前湖、后湖等水面，其内建有“牡丹台”、“天然图画”等园景。当圆明园还是一座藩赐园的时候，它的规模是不能超过皇帝的畅春园的，所以建的景不多，名声也不大，远远比不上畅春园。可后来随着主人的登基，清王朝的太平盛世到来，在其60多年陆续扩建中，终于建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宏伟的皇家园林。
亲王苑囿何以成为帝王御园
皇四子胤祯于1709年圆明园完工后不久，就迁入使用。这个时候的圆明园规模仍然不大。不过，此园并不是明代残破旧园的新修，而是一座货真价实的新园。
圆明园一开始就已经包含了前湖和后湖之间大约91英亩（约552亩）的土地，足以让皇子胤祯邀请他的年老父亲康熙和他的儿子弘历（未来的乾隆皇帝）来到牡丹台，欣赏盛开的牡丹花。
皇子胤祯（即雍正皇帝）继承大统成为皇帝之后，就开始扩建圆明园，但是由于皇太后突然去世而延后了正式宣布圆明园为新皇帝的主要皇家庭园。他作为一个孝子，遵守了一段居丧期，因此暂停享乐的生活，并延迟移居圆明园。
雍正直至1725年8月27日，在大臣们多次请求之下，才决定停止服丧，到了1726年的农历新年，雍正才正式住进圆明园。他乘坐一辆镀金的马车，在11辆马车的护送之下，从北京出发到达他的帝王宫苑。亲王和大臣们赠送皇上3000个灯笼，以示庆祝。
虽然雍正只在圆明园住了两天就返回紫禁城，但他已经决定把这座宫苑除了当做休憩之处外，也要用作处理政务的地方。他正式向吏部和兵部做出谕示：“我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此后他又颁布命令，重申这项谕示。
自1725年园居起，每天在圆明园内处理政务跟在紫禁城内处理政务的方式完全一样。这里很清楚显示，他想要确定他的园居，不会妨碍日常政务的进行，反映出雍正对可能批评他疏忽职守的言论十分敏感。他确实要一再为他的园居做辩护，强调园居不会影响政务。因此，他把自己在圆明园内处理政事的地方命名为“勤政殿”，并非偶然。
虽然雍正认真对待自己说过的话，但是至少在一开始，官员们在安逸的庭园气氛中，并不认真处理事务。当雍正在1726年1月20日坐在勤政殿中的龙椅上准备听奏时，居然没有一个人进奏。雍正的不悦形之于色，斥责园居绝非怠忽政事；刚好相反，就他自己而言，在圆明园这样舒适和愉快的环境当中，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他语带威胁地警告，如果大臣们继续在园里随便处事的话，就视之为大臣们反对他在圆明园里生活。
不久之后，皇帝和大臣都习惯了在帝王宫苑内处理政务。雍正明显地被诱人的周围环境和天然景致所吸引，因此居住在圆明园内的时间越来越多，返回紫禁城的次数渐少。他逐渐变得很不情愿离开这座宫苑。他开启了清朝皇帝经常过园居生活的传统。
雍正皇帝决定于园内处理政务之后，在圆明园和北京之间，开了一条沿途有漂亮柳树的优质石板路，这条路大约有6英里（约9.7公里）长。这条石板路从紫禁城开始，经过西直门后跨越护城河，最后往西北转入海淀区，然后就可抵达圆明园的大门。这条路让皇帝在两座宫殿之间的经常往返，变得方便。每当皇帝抵达圆明园的前门时，满洲亲贵、满汉大臣、南书房的亲信文士，以及数队士兵都会列队迎接，以示尊崇。
这条路当然也满足了那些从官员到工人等必须经常往返圆明园的人的方便。一般来说，一个人要从紫禁城出发，及时在早朝前抵达圆明园，就必须在半夜出发。因此，日常要在两地之间往返，尤其对上了年纪的大臣来说，可说是一件苦差事。所以，雍正为了表示仁慈而免除老臣出席圆明园的早朝。特别在严寒的冬天，当彻骨的北风从西伯利亚吹来，雍正会豁免大部分的官员来圆明园觐见，紧急情况除外。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年），朝廷允许副手先代呈奏折，正员可以在当天稍晚时到达圆明园。
历史学家普遍视雍正为俭朴的皇帝，但是如果从他扩建和美化圆明园的做法来看，其实他是一个很会花钱的人。早在1724年，他登基后的第二年，他就批准在园内加建多座建筑的计划，并授权木料的采购。最初的工程是要满足行政管理之需，包括巨型的正大光明殿和殿堂旁边用来容纳侍从和宾客的别馆。一般的中国园林为自政治圈退隐下来的官员所居住，而圆明园却是全国政治的中心。在这些行政大楼没有完工之前，雍正就在“九州清晏”（由九座人工岛在前湖和后湖之间排成半圆形）的寝宫里设置他的临时理政厅。我们由此可知，在1726年之前，也就是雍正在位四年左右，在九州上的建筑大致已经落成了。
雍正在1727年仍然感觉到需要为他长居圆明园作出辩护，因为他自觉儒家行为的道德规范不容许逸乐。他在谕旨中表示，他真的需要圆明园宜人的环境，来尽他作为天朝大国君主的职责。他似乎要证明他说到做到，不但要求他的官员在园内努力工作，他自己也要加倍努力，尽他所能地勤政处事。他为了不断警惕自己，在正大光明殿里悬挂了一副巨大的对联，上面写着：
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
雍正皇帝对于“洞天深处”──位于圆明园东南边一个隐蔽的区域──亦有特殊的情感，因他曾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他亦因此在这个地方竖立了一块碑作为纪念。后来，就在这个景点上成立了皇家学校，并建有教室和宿舍。当乾隆还是皇子弘历的时候，就跟其他皇子一起在这里上课。
1730年秋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打破这座皇家御园的平静。当地面震动时，雍正皇帝逃至龙船上避难，整夜在船上度过。由于震后的恐惧，他跟家人有一段日子住在大帐篷里。即便地震结束很长时间后，他仍然在他的帐篷内接见欧洲的传教士。地震让他变得谦逊，就如同在他之前的天子一样，视地震为来自上天的警讯。他因而下诏罪己，以期获得上天的宽恕和原谅。
雍正在圆明园内度过他大半生的时间，他很少离开这座宫苑。最后，他于1735年的秋天发病，三天后就在圆明园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雍正隐秘的宫廷生活及突然逝世，无可避免地引起许多谣言。有个说法是，雍正是被著名的明朝忠臣吕留良（公元1629年—1683年）的女儿吕四娘所刺杀，但是许多严谨的学者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虚构故事。雍正的暴毙似乎是因为误服丹药所造成，有很多道教术士住在园内，包括张太虚和王定乾等，为他炼丹制药治病，这并非秘密。
修园的楠木从何而来
乾隆年间，大兴土木，修建圆明园，在修好的数不尽的亭台楼阁中，它们都是用昂贵的金丝楠木建成的。这种木材非常坚固，香气沁人，蚊蝇不得靠近。
但是，北京并不出产这种木料，乾隆年间也没有派工部去湖广采伐楠木修建圆明园的记载，这些殿所用的金丝楠木从何而来呢？
故事得从明朝说起。
明朝从朱棣起，各个皇帝都在昌平那边修皇陵，共修了十三座陵，每座陵外都有一座重檐四出、黄瓦红墙的大殿，叫享殿。它造型壮观，与紫禁城太和殿差不多，用的是世间珍奇罕见的金丝楠木。为了采集这些珍奇的楠木，有不少人成年累月在野兽成群的深山老林中，拼着性命寻找、砍伐，有的人被虎豹伤害了，有的人跌下悬崖摔死了。
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打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逃到煤山上了吊，不少曾为修理十三陵流过血汗的农民兄弟想起当年劳役的辛酸，一气之下放火焚烧了定陵、永陵等十二座陵的享殿。但永陵的享殿没有被烧毁，一场烟熏火烤过后，它照样发出阵阵香气。
乾隆修建圆明园时，看中了十三陵长陵、永陵享殿中的金丝楠木，一心想把长陵的楠木弄来。但文渊阁大学士纪晓岚上奏乾隆说：“《大清律》上注明，掘挖祖坟者以砍头论处。皇上权力虽然至高无上，但此举乃事关重大，望陛下三思而后行。”乾隆听了，一时也不敢乱动。但金丝楠木弄不到手，他始终茶饭无心，思来想去突然一计生来。乾隆传令：调全国能工巧匠，大力修建被火烧过的永陵享殿。同时密传旨令，派亲信工匠，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把永陵的金丝楠木撤换下来。不久，永陵的享殿修饰一新。乾隆不仅盗走了金丝楠木，还落了个修复明代陵墓的美名。乾隆皇帝用盗来的金丝楠木在圆明园修建了许多精美富丽的楠木殿。至今人们看到这些楠木殿，都会想起这段故事的。
谁是焚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
圆明园被说成是人民的“耻辱”，每到危机时刻就要往事重提。那么当年是谁焚烧的圆明园呢？这些纵火者又是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来烧毁圆明园的呢？
1856年10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6月（咸丰八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9月，英、法两国又借口护送公使赴北京换约，派军舰经大沽口，不按清廷指定路线，以武力相威胁。清将僧格林沁刚愎自用，疏于防守，致使英法联军能从天津北塘登陆，长趋直入，占领北京。10月5日，英法联合侵略军向德胜门、安定门一带侵扰，后来他们以为咸丰皇帝还住在圆明园内，僧格林沁俘去的谈判人员也关押在圆明园内，于是把圆明园作为进攻的目标。其实咸丰早已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去了。10月6日联军攻入海淀镇，到处焚掠，当晚即侵入圆明园。10天以后，联军司令部下令可以自由劫掠，于是英法侵略军象发狂的野兽一样，把园内珍宝能拿走的就拿走，不能拿走的就全部捣毁。至此，圆明园中的珍宝荡然无存了。
联军官兵抢劫得来的珍宝，有的在现场拍卖，有的被带出国外，有的则由侵略军作为礼品献给英国国王和法国皇帝。至今，英、法博物馆内收藏的中国文物中，有许多就是掠自圆明园的。如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的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的唐人摹本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的沈源、唐岱所画的《圆明园四十景图》等。
英法联军疯狂劫掠圆明园之后，还不满足。英使额尔金发表声明说：“只有焚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于是，英国将军们在他们的政府支持下发布了焚烧圆明园的命令。10月17日，联军骑兵团就在园内到处纵火，顷刻工夫，几十处地方都冒出缕缕浓烟密雾，万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掩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被视为举国神圣庄严之物，都付之一炬了。只有那座正大光明殿未被焚毁，因为里面住着军队。到了下午三点，侵略军必须要整队开回北京，于是发布命令一并焚毁圆明园。他们找到了燃火的材料，有几个手脚麻利的来福枪队士兵立刻动手放火，又将这座正大光明殿点燃了。庄严华贵之区，高贵朝觐之殿，经此吞灭一切的火焰，都化为云烟了。
圆明园被焚，但还有少数建筑幸免于难，保存了下来，这块土地仍列为皇家禁苑，派人住守。
19世纪末叶，在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联军以保护侨民和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名，侵入北京，慈禧、光绪和亲贵们逃往西安。八国侵略军在北京大肆掠夺，残害人民，圆明园又一次遭到劫难，园中仅存的一点木建筑再次被毁，只剩下西洋楼一带白石建筑的残垣断壁兀立在那里。以后，这些残存的石雕先后被个人及单位移走。
圆明园重建搁浅之谜
圆明园于1860年10月遭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留给中国人的是一片废墟和是否修复的难题。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的次年即1865年，圆明园北路春雨轩、紫碧山房值房得到修缮；1866年圆明园围墙及绮春园值房得到修复；1867年又修圆明园闸口、围墙、值房和黑龙潭等。不过，这些工程较小，未曾兴师动众，故未引起争论。此后，由于有人动议全面修复，因而争论也就出现了。
第一次争论发生在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平定东西捻军之后。满洲御史德泰在慈禧宠监安德海的授意下，根据内务府库守贵祥的建议，首次奏请修复圆明园。奕訢等人当即强烈反对，他上书说：“前明加饷派饷，以至民怨沸腾，我列祖列宗多次引以为鉴！德泰准备按户亩鳞次收取捐税的筹款方法更会动摇国家的基础！”因此，奕訢要求慈禧下令惩治倡言修园者。其实，首次修园的真正动力在慈禧，安德海、德泰等不过是迎合主子之意，故此次修园计划虽很快夭折，但慈禧的修园意图已昭然若揭，各有盘算的机构或个人便极力促成此事，内务府即为其中之一。
按清制，宫中工程均由内务府会同工部兴造，其中工部营缮司承担施工，内务府营造司负责监修。工部营缮司必须打通内务府这一关节，否则即使材良工巧，营造司在监修时也会投否决票。圆明园被毁后，内务府因可借营造之机行贪污侵吞之私，所以就千方百计地怂恿修复。只是鉴于首次修园奏折夭折，内务府才一度不敢擅动。但当他们发现同治帝不喜欢读书，而喜欢亲近宦竖时，觉得机会来了，他们借万人之上的君王之口修园，反对派要阻止就有一定难度。所以，同治“亲政”不久，内务府堂郎中贵宝、文锡和侍读学士王庆祺等便轮番向同治帝进言修园。已经亲政的同治帝自然知道修复圆明园是出自慈禧的意愿，并且鉴于慈禧“归政”之后并不放权，有时甚至调折亲阅，所以也想为慈禧等安排一处游乐之地，以转移其兴趣而少过问政事，于是假装说：我自从登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心里实在不安。”这样，内务府和同治帝联手，在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开启了关于修园的第二次造势，而且是先开工后讨论。
户部侍郎桂清掌管内务府，熟知朝廷财政状况，力陈圆明园不可修的理由，同治帝生气后撤了他的职，并于同年九月二十八日发布通告说：“现在库存银两不足，如果按照原来的模样进行修理，动用国库，我十分担心资金不够。因此，可以先选择一些重要的地方修复！所需要的修建款项则由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鼎立支持。”慈禧也对修园表现出相当的热情，甚至亲自绘制工程图纸。通告一发，群臣纷纷表示反对，意见主要是：一是当时内忧外患迭现，国家财政紧张，并非太平享乐之时；二是自修园以来，同治帝时常临视工程，学业、朝政渐有松弛迹象。但由于同治帝一意主修，恭亲王奕訢也被迫转向支持，率先报效了二万两工银。按照慈禧重修圆明园的设想和计划，至少要两千万以上，而直到同治十三年四月二日，即修园通告发布半年之后，总捐款数还不足30万两，因而报捐的钱犹如杯水车薪，给修园工程出了一道难题。
在料款俱缺的情况下，内务府官员病急乱投医，对一位提出报效价值30万两木材资助修园的候补知府李光昭不详查底细，奏请朝廷予以重任，结果酿成一起巨大的诈骗案。李光昭手中并无木材，为赚取报销银两，打着“奉旨采办”的旗号，私刻衔章“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李”，先后到四川、两湖等地招摇撞骗不成，便南走香港购买洋木，与法商议定木材价值为洋银五万四千余元，而在内务府报销时谎称值银三十余万两，后来又拿不出银子支付法商，与洋人打起了官司。经李鸿章查实，李光昭诈骗案曝光，上至同治帝下至群臣都感到震惊。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劻及其他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共10余人遂借此机会，联名上奏折，从内外形势出发，力主停修圆明园。同治帝只得同意停止修园，然又称此事本来是为了让太后高兴，所以不敢擅自停修，需要得到太后的批准！清议派领袖李鸿藻立即直陈慈禧；同时，御史陈彝、孙凤翔也先后上奏折，指出内务府大臣及司员在李光昭案件中应负责任。慈禧、同治帝都觉得停止园工是大势所趋，但仍心有不甘，终以“改修三海”为条件，停止修复圆明园。
圆明园文物何处寻
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里面珍藏了不计其数的历代珍品文物，是清朝皇室历经两百余年聚集起来的国宝级文物，经过英法联军的洗劫后，其中绝大部分被掳掠到海外去了。
那么圆明园究竟有多少文物呢？
道光年间内务府一份奏折，详尽载明道光十五年奉旨清查宫内及圆明园库贮物件情况：一两重银锞共存569390个，其中宫内存290505个，圆明园存280694个；各式如意1621款，其中宫内存1194款，圆明园存450款；玉砚、笔洗等501件，其中宫内存142件，圆明园存337件；头等瓷炉、瓶、罐等共773件，其中宫内存337件，圆明园存291件……圆明园的收藏情况，由此也能窥见一斑。
既然圆明园文物如此之丰富，那么经过英法联军的洗劫，流失到国外去的文物又有多少呢？它们的命运最终又会怎样呢？
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的时候抢走了绝大部分文物。
这些侵略者有些就地拍卖从圆明园中抢来的珍宝，他们把赃品全安排展览在喇嘛庙的大殿中，其中有各种色调的白的和绿的玉石、古色古香的珐琅瓷瓶、古铜器物、金银的佛像；毛皮制品也特别精致，其中许多都是很名贵的，有黑貂皮、水獭皮、紫貂皮、羊羔皮等；特别醒目的是，还有两三件皇帝的朝服。英军司令格兰特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分给了士兵，军官们赠送他一把雕满花纹的赤金酒壶，这是赃品中最精致的东西。英国女王也得到一份，是两个美丽的大珐琅瓶。
法军司令孟托邦把抢到的两块黄金和碧玉做成的朝笏，一块交给格兰特转献给英国女王，另一块献给法王拿破仑三世。回国后，孟托邦又献给拿破仑三世许多东西：两根将军的装饰杖，用金子做成，中间和两端都镶有很大的宝石，做工极为精细；一件乾隆皇帝御用甲胄（现在法国吉美军事博物馆展出），一顶战盔；镏金和釉的铜宝塔；好几个用金子和釉做的神像；许多戒指、项圈、酒杯、漆器、瓷器以及数以千计的珍奇玩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劫掠的圆明园文物通过各种拍卖会等途径流散到世界各地。但大部分还是保存在英法两国。
大英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馆中保存了两万多件中国历代的稀世珍品。英军曾将所劫走的圆明园文物一部分献给了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这部分敬献文物连同被拍卖的圆明园文物都收进了东方艺术馆。东晋时期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摹本，乃我国古代卷轴画中的稀世珍品，1860年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抢走；一匹3尺长、2尺高的白玉马，这匹玉马曾被和珅从圆明园中窃取，和珅被抄家后，玉马被重新放回圆明园，最终还是没躲过被劫掠的命运。
法国巴黎枫丹白露宫中有个中国馆，是拿破仑三世的欧也妮王后建造的。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后，侵华法军司令孟托邦将从圆明园抢来的“战利品”献给了拿破仑三世和欧也妮王后。欧也妮王后于是建造了这个中国馆，将这些文物收藏起来。
中国馆内最显著的位置摆放着一座巨大的佛塔，2米高，青铜镏金，通体各层镶嵌着绿宝石。塔的左右摆放着一对象牙和一对青铜雕龙，与故宫、避暑山庄等处皇帝宝座前放置的青铜龙形制一样，说明这对青铜龙应是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皇帝宝座前的摆放之物。一对金罐和一只金曼扎（藏传佛教的寺庙摆设品），金罐通体如意花纹闪闪发光，金曼扎镶有珍珠、绿松石和红宝石，说明当时圆明园内的摆设有多么奢华。玻璃桌柜里摆放着一串大念珠，这串珠子共有154颗，跟一般108颗珠子的朝珠不一样，这是孟托邦将一串皇帝的朝珠和两串皇后的挂珠串在一起献给欧也妮王后的，没想到欧也妮王后并不满意，因为她早已听说远征中国的军官们个个满载而归。她埋怨孟托邦只带给她这样的礼物，于是孟托邦另外又送她三车宝物，前后总共送了她七车，包括从圆明园抢来的各种青铜器、玉器、瓷器、漆器、金银制品、景泰蓝……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柄用名贵白玉雕成的康熙玉如意，颜色白中透绿，雕成多孔真菌形状，手柄顶部铭文有“御制”两个大字，下部铭文是：“敬愿屡丰年，天下咸如意。臣吴敬恭进”。展品说明显示，这件精美的玉如意是被英法联军劫掠后，在巴黎拍卖会上买来的……
喜忧参半的国宝回归之路
所有流失海外的圆明园文物中命运最为坎坷的要算圆明园的镇园之宝“十二生肖铜首”了。
清代乾隆年间在圆明园“海宴堂”西洋古建筑前，建有一个大型喷水池。这组喷泉构思独特，设计巧妙，被人称为十二生肖“水力钟”。此喷泉和十二生肖计时方法结合起来，组成一组构思新奇绝妙的喷泉景观。喷水池正中是一个高约二米、用三块巨石雕成的蛤蜊，远远望去像一朵盛开的莲花。两旁八字形的石台上，各有六个人身兽头的铜铸小动物，即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生肖，每个动物就是一个喷泉机关，每到一个时辰，相应动物口中就喷水两小时。如子时是鼠喷水，丑时则换作牛喷水。十二个动物轮流值班，定时喷水，构成了连续不断的喷水时钟；游人路经此处，只要看看当时由哪个动物喷水，就知道是什么时辰了。
铜兽首造型有着典型的西方特征。“猪首”鼻子、嘴非常突出，两侧有两颗獠牙，脖子长、眼睛笑，这些特征和中国传统概念中猪的形态相去甚远；但宽大且耷拉下来的耳朵，又与中国艺术造型中常见的猪的模样一致。“牛首”两眼圆瞪，双角弯曲向前，看不出性情温顺、吃苦耐劳的老黄牛形象，活脱脱一头西班牙斗牛。“虎首”乍一看更像是个狮子头，只不过额头上画着一个“王”字，而只有中国才将老虎封为百兽之王。倒是那“猴首”越看越像美猴王，中国味要浓得多。
据说“海宴堂”和这组十二生肖“水力钟”是为乾隆皇帝六十大寿兴建的。由于它构思奇特，灵气十足，所以深得乾隆皇帝喜爱，常来此处观赏游玩。
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这一奇特景观从此消失了。十二生肖雕像哪里去了？有人说“海宴堂”被焚毁后，咸丰皇帝的母亲将其移放在南海居仁堂前。有人说这些生肖铜像尚存于世。
1980年，十二生肖铜兽首在国外发现7个，即鼠、牛、虎、兔、马、猴、猪。其中牛、虎、马、猴、猪在几次拍卖会上出现。1980年代，一位台湾企业家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买去牛、虎、马、猴首，猪首则被美国一博物馆购走。另有确切消息证明，鼠、兔首在法国巴黎某个人手中收藏。
2000年5月，保利集团斥巨资从香港苏富比和嘉士德拍卖会上购回牛、虎、猴首。不久前，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信德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鸿燊先生出资从美国收藏者手中购回“猪首”，捐赠给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
除已回归祖国的4件外，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中，目前知道鼠、兔首由法国人收藏，“马首”在台湾，另外五件即狗、龙、蛇、鸡、羊首仍下落不明。前不久香港拍卖市场上曾出现传为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之一的“狗首”，但有关专家对其真伪持怀疑态度。
看来，要想圆明园绝大部分文物回归，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完全相信：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这些国宝必将逐一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