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数千个洞窟中，有一个因藏有大堆稀世国宝而变得神秘，是谁发现了它？为什么能够发现这个藏经洞？洞里又深藏何物以至震惊世界？
谁开凿莫高第一窟
“莫高窟”这个名称，最早见于隋代营造的第423窟内的墨书题记《莫高窟记》。由于年代久远，该题记已泯灭不清，但标题，“莫高窟记”四字却十分清晰。这是最早见的莫高窟之名。据研究，莫高窟一词的含义大抵有二：一说建造佛洞，在俗家弟子的修行中是最高的修为了，“莫”是“不可能”、“没有”的意思，莫高窟就是说没有人的修为比建造者更高了；二说即盛赞莫高窟水平极高，没有水平更高的石窟了。
人们都知道莫高窟如此多的洞窟肯定不是一个人开凿的，它必定是历经多年并集中了多人的智慧开凿而成的，这是常识。然而当我们徜徉在莫高窟的万千洞窟之间时，脑海里仍然会不时地闪现出这么一个疑问：谁会有幸成为莫高窟的第一个开凿者而名垂青史呢？
敦煌莫高窟的第一位开凿者是乐樽和尚。他为何要在这里开凿洞窟呢？相传前秦苻坚建元2年（公元366年），乐尊和尚拄杖西游，想要寻找西天佛地，脚下沙漠茫茫一片，黄昏将近，落日剩下半个脸，那半个脸掩埋在沙丘下，沙漠里太阳的余辉分外明亮。他在茫然之中，忽然见到前面有一座山，山上晶莹闪光，金光万道，犹如他憧憬中的佛光。原来前面是鸣沙山东麓的断崖，这里绿树成荫，真是荒漠中的明珠了。他把眼睛盯着这块绿地上，失望变成希望，阳光变成佛光，由是一尊佛、二尊佛、三尊佛…千尊佛的形象映现眼帘。他一转念，决定在这里凿崖开窟供佛。
自从乐樽和尚开凿了第一个石窟以后，莫高窟的命运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此后，北凉、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的历代统治者派人在1600米长的石崖上，上下5层凿下了千座佛龛，其中装有壁画与塑像。至今，乐樽的那个石窟早已无法分辨得出，而莫高窟经过风沙侵蚀仍保存着十个朝代的750多个洞窟，窟内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三千余身和唐宋檐木构建筑五座。此外，还有藏经洞发现的四、五万件手写本文献及各种文物，其中有上千件绢画、版画、刺绣和大量书法作品。如果把所有艺术作品一件件阵列起来，便是一座超过二十五公里长的世界大画廊。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当年乐樽和尚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开凿洞窟呢？更为奇妙的是它居然能够历千年而不灰飞烟灭，难道这里确实是佛光庇佑的地方吗？当今天的人们揭开洞窟深入的秘密时，我们不得不佩服乐樽和尚那独到的睿智。经过专家长期研究，莫高窟的开凿、修建绝非偶然，选址在戈壁荒漠的绿洲之中，体现了佛教与世俗生活隔离、与大自然融合的思想。洞窟依山面水，窟洞前宕泉河水滋润着莫高窟周围的绿树，形成了独特的清幽风光。莫高窟呈蜂窝状排列的洞窟最高处不超过40米。冬季，风沙主要是从洞窟背面的西方刮来，经过窟顶而过，吹不到洞窟；夏季，东风盛行，但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又成了天然屏障，使风沙无法直接威胁到洞窟。这样，莫高窟便成了干燥区域里一个最安全的地带。
正因如此，莫高窟虽经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仍完好保存了11个朝代的492个洞窟及大量的壁画和雕塑，为世界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
乍见天日的藏经洞
1524年，明帝国关闭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莫高窟“佛教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埋”。
如果历史不给它开那么一个玩笑，敦煌莫高窟也许将默默无闻地永远守候在荒凉的西北一隅。那么这个制造历史玩笑的人是谁呢？他是一个姓王的道士，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又作圆禄。大约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死于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八十多岁，王道士来到敦煌莫高窟，时间大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
这个王道士走进莫高窟时已愈不惑之年，此时的莫高窟有3所寺庙，即上、中、下三寺，而莫高窟已呈现荒芜凄凉的景象。窟前的木质甬道大都毁坏，堆积如山的流沙因长期无人清理，把最下层的许多洞窟都掩埋了。原本香火旺盛的莫高窟上、中、下三寺，也显示得沉寂和萧条。上寺、中寺住着几位信仰藏传佛教的喇嘛，诵读藏文佛经，偶尔也为当地群众做一些法事。王道士来到莫高窟后，凭借其能说会道、办事干练，很快就成为莫高窟的当家道士。当时，敦煌民间对佛道二教区分并不十分严格，常常一同信奉，有时甚至混为一体。因此，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并未引起当地群众的反感，加之他讲汉语、通汉文道经，很快就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请他做道场、祈福的人逐渐增多。王道士文化水平不高，对道教的理解也很浅薄，但对道教的信仰却十分虔诚，当他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利用善男信女们的施舍及化缘得来的钱财，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对莫高窟进行改造。由于许多洞窟被流沙掩埋，因而，清理洞窟积沙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一天，清沙的人将离下寺最近的三层楼（现编号第16窟）清扫完毕后，甬壁裂开了一条缝隙，但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后来，王道士又雇杨某在16窟甬道里放一案桌，经常在此伏案写经。
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杨某像往常一样在抄经休息之余，点燃旱烟吸了起来，当他把燃剩的芨芨草插进甬道北壁的裂缝时，芨芨草竟插不到底，杨某异常惊诧，用手敲了敲墙壁，感觉里面是空的，杨某立即将此事报告给王道士。等到夜深人静之时，王、杨二人打开墙壁，去掉封泥，找到洞口，发现了堆满写本及绢画、法器、石碑、塑像等物的藏经密室。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就这样被王道士等人在无意间发现了。
藏经洞宝贝为何被称作“遗书”
藏经洞中发现了大量的宝贝，可是，后来却出现了一个怪事情，人们称藏经洞中的这批宝贝为“敦煌遗书”，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由于藏经洞中的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是古代经籍文书，因此，学术界将藏经洞中宝贝统称之为“敦煌遗书”。敦煌遗书的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医药（医经、医论、脉学、诊断、药学、针灸、方剂、民间验方、妇科、儿科、伤科、方剂、养生以及祝由医方等）、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佛教、道教、摩尼教、袄教、景教、苯教等）、社会、民俗、民族、哲学、逻辑、经学、诸子、文学、曲艺、戏剧、音韵、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兼而有之）、翻译、王朝律令、地方法规、均田文书、争讼、婚姻、结契、农业、水利、畜牧、兽医、印刷、装帧、商业、货币、会计、旅游、纺织、冶铸、建筑、石油、档案、交通、通讯、占卜、相术、榜示、转帖、印章、模拓、拓印、花押等等，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尤其难得的是有大量失传的古佚文书，大大丰富了我国文献宝库。
其书写文字，除汉文之外，又有法卢文、粟特文、突厥文、梵文、于图文、龟兹——焉耆文、波罗谜文、吐蕃文、回鹃文、希伯来文（其他洞窟中还出土有西夏文、蒙古文）等，多是久已失传的民族古文字；此外，还发现了晚唐、五代及北宋刻本印刷书籍、绘品。价值之大，无与伦比，被学术界誉为“古代学术的海洋”，因而，与商周甲骨文，战国、秦、汉、魏、晋简牍及明清满文旧档，并列为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这座出土了大批古代文物的暗窟，由于保存了大批古代文献而获得“藏经洞”之名。如今，这座洞窟编号为莫高窟第17号窟，常年向游人开放，供国内外游览者参观考察。
那么如此丰富的“遗书”，现在分别藏于哪些地方呢？流失到国外的又有多少呢？
由于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至今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藏经洞内究竟有多少遗书，至今仍无从确切统计。有人推测总数为三四万至十万件不等。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余件；英国图书馆藏13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另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都有收藏，总数在5万件以上。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图书馆保藏的敦煌遗书数量最多，但最珍贵的还是被劫掠到了海外。
何人是藏经洞宝藏流失的罪魁祸首
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是谁将这个惊天大秘密泄漏出去的呢？后来它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呢？
王道士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面对这么多古代的经本和画卷，直觉告诉他这些东西非同寻常。他不断拿出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写卷和漂亮的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过往官绅，以换取一些功德钱。但这些人都不识货，也无人去追究这些文物的来历。1902年，湖北通山县人汪宗翰出任敦煌县长，他是王道士的同乡，王道士于是把一些好的经卷的绢画送给了他。据记载，汪宗瀚曾到藏经洞考察，并建议兰州的藩台衙门（相当于省政府）妥善保护这批文物。但因种种原因，1904年，藩台只命汪宗瀚将经卷画像检点封存于原地，仍交王道士保管。事实上，藏经洞并未封存，王道士还是不断把一些写卷拿出来送人，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逐渐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外冒险家纷至沓来，这其中谁是罪魁祸首呢？历史将这个镜头对准了一个名叫斯坦因的加拿大人，1907年他第一次来到莫高窟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坦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道士，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
王道士为何最终将经卷卖给斯坦因了呢？也许是王道士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但无人过问而灰心的缘故；也或许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募集紫金的需要；又或许是唐玄奘沟通了自己与斯坦因的思想，而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买走60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
藏经洞宝藏有着怎样的命运
敦煌藏经洞的经卷主要流失方向是两个，一个是国外，一个是国内。可是流向这两个方向的经卷却经历了悲喜交加的两重命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虽然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的保护，无一损坏现象。与之相反，中国则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可以说，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即便“十年内乱”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经卷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为此，斯坦因在他于1914年写成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里有一段生动的记述：“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历史往往有很多种假设，但是谁也无法做出这样一些假设：如果当初王道士没有发现这个藏经洞，如果当初他发现藏经洞后不让外人知道，如果当初知道这些事情的人不向外界泄漏这个惊天大秘密……可惜任何一种假设都无法弥补这个世界重大文化遗产所遭受的损失。
莫高窟藏经洞是全国最大的惜字林吗
何为惜字林？它们有着怎样奇特的用途呢？
在中国的明清以前，佛寺一般建惜字林收集民间不忍丢弃的字纸。因为人们认为文字是神圣的。传说中国的文字是仓颉造出来的，根据《类林》记载：“仓颉，黄帝时人，观鸟迹以造文字，鬼遂夜哭。黄帝时，白日龙见，帝亦乘龙游行。及仓颉造书，龙皆潜藏。或曰：白日上天而去，为有文字，恐人书画之而鬼哭龙藏也”。所以中国民间有敬惜字纸的习俗。佛寺有专门的拾字僧专门拣拾字纸，带回惜字林收存。
更为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康熙十七（公元1678年）年夏天，大学者朱彝尊去买柴，柴车行到南泉寺，见有禅僧，身着衲衣，手持篾筐，在路上拾字纸。僧人告诉他，每逢初一、十五将废字纸点火烧掉。三年以后，他们在文昌阁下面建了一个小屋，屋前悬一匾“惜字林”。这里有存放废字纸的仓库，有焚烧字纸的炉子。他们很勤劳，钟鸣起床，把经书打开诵读，敲动木鱼，他们对于梵文很是诚敬。南泉寺惜字林规范，很是庄重，建立屋子与字纸库，铸了焚纸炉，还请大文人朱彝尊给他们作记。佛僧惜字、拾载有信息的字纸，是佛教的常规门风。
那么为何说敦煌石窟是全国最大的惜字林呢？其根据又在哪里呢？
人们发现敦煌藏经洞中所藏文书大多是唐开元至天宝年间的乡籍、里籍及差科簿，文书背面写了一些佛典疏释帐契和牒状，这说明了那时期凡有文字的纸乡都交给拾字僧或直接交给了庙字处理。敦煌遗书所存经济文书主要是寺庙经济与世俗人经济文书。如借据、贷款、田契、收据、赋税文书等等。僧人不纳税，不纳粮。不养家糊口没有经济文书，为何敦煌石窟中有大量帐簿与契约？那是人们丢弃的，无效的或作废的经济文书交给了寺庙，僧人远离尘俗，有四谛八戒的约束，他们不会也不敢制造事端，他们为洗尘脱俗，负有消除人间一切恩怨的职责。人们将这类文献交给他们是适宜的，况且那时人们十分敬惜字纸。敬惜字纸是给人们减灾消难的一种美德。僧人似乎担当着普渡众生，借此为人消除灾难的神圣义务。佛是阿弥陀佛，不伤生灵的。具有生命力的信息，富有活力的文字毁不得的，怎么办？送到沙漠里的石窟中，这里无人问津，不会造罪的了。
桑良至教授据此认为，敦煌石窟很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惜字林”，聚集的是拾字憎拾来的和老百姓无用但不忍抛弃而送来的“字纸”。也许真的是这样，正是对字纸的不忍废弃，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珍贵的信息，千百年前的只言片语成了现在各国的宝贝。
飞天为何降临人间
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标志。那是一种完完全全彻底的惊艳，飞天飘过，香花似雨，朵朵都是天上的仙葩。
那么美丽的飞天是何方神圣呢？它为何又落脚于这荒无人烟的塞外戈壁呢？飞天，是佛教中司音乐之神，以香为食，不近酒肉，每当天上举行佛会，便凌空飞舞，抛洒鲜花，以作歌舞。故又称香神、乐神或者香音神。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其数量之多，可以说是全世界和中国佛教石窟寺庙中，保存飞天最多的石窟。
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佛教由印度经西域传至中国。佛教的传入带来了印度佛教艺术图像，飞天就是其中最令人喜爱的形象。飞天，出自古老印度神话。据佛经记载，为乾闼婆和紧那罗二神的衍变。乾闼婆，梵文Gandharva的音译，意译为天歌神。由于她周身散发香气，又叫香音神。紧那罗也是梵文Kipnara的音译，意译为天乐神。她们居住在风光明媚的天宫十宝山中，不食酒肉，专采百花香露。按佛经所讲，飞天有三项职能：一是礼拜供奉；二是散花施香；三是歌舞伎乐。
佛教中把化生到净土天界的人物称为“天”，如“大梵天”、“功德天”、“善才天”、“三十三天”等。佛教中把空中飞行的天神称为飞天。飞天多画在佛教石窟壁画中，道教中把羽化升天的神话人物称为“仙”，如“领先仙”、“天仙”、“赤脚大仙”等，把能在空中飞行的天神称为飞仙。飞仙多画在墓室壁画中，象征着墓室主人的灵魂能羽化升天。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道教交流融合。在佛教初传不久的魏晋南北朝时，曾经把壁画中的飞天亦称为飞仙，是飞天、飞仙不分。后来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佛教的飞天、道教的飞仙虽然在艺术形象上互相融合，但在名称上，只把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空中飞神称为飞天。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和洞窟创建同时出现，从十六国开始，历经十个朝代，历时千余年，直到元代末期，随着敦煌石窟的废弃而消逝。在这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朝代的更替，政权的转移，经济的发展繁荣，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流等历史情况的变化，飞天的艺术形象，姿态和意境，风格和情趣，都在不断地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家，为我们留下了不同风格特点的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