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过程中，继承与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医学道德思想，并结合西方近现代的医学道德思想，把我国的医学伦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931年1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在瑞金朱坊村成立（1932年3月，军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建校伊始，毛泽东就为学校确立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伴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卫生事业也逐渐壮大起来，到延安时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管理体系，毛泽东亲自制订了”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制订了医学道德准则。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医治伤员时被感染，逝于河北唐县。12月1日，毛泽东亲笔为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大会写了挽词： ”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新中国成立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为延安中国医大书写了著名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毛泽东把人道主义的医学伦理原则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成为我国卫生界一个十分重要的医学道德准则。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学科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学科的教育手段不断更新，学科的实践功能不断增强，并走进与融入了世界医学伦理学的发展进程之中。
首先是不断加强医学伦理学的学科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1981年，全国首次医学伦理学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拉开了我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研究新的一幕；1983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医德学概论》；1988年10月，全国第五次医学伦理学讨论会及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学会，是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新的起点；同年，在西安医科大学创办了《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这是我国第一本医学伦理学研究会刊。许多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翻译了许多国外学者的相关著作，如比彻姆与丘卓斯的《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学基础》、波特的《生命伦理学：通往未来的桥梁》、维奇的《医学伦理学》、彭斯的《医学伦理学经典案例》、斯蒂文·S. 库格林等著《公共健康伦理学案例研究》等。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其次是卫生部以及相关机构不断制定医学伦理学的道德规范。1988年，卫生部颁发了《医务人员医学道德规范及实施办法》，2004年卫生部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2007年卫生部印发《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11年6月26日中国医师协会公布了《中国医师宣言》。这些医学伦理学道德规范的制定有效地指导了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发展，提高了医务人员的道德水平并促进了医学科学与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
第三是不断探讨医学伦理学教育方法，增强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效性，提高医学生与医务人员医学道德的敏感性以及对医学道德问题的分析、判断与抉择的能力。我国的高等医药院校都开设了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教学课程，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也经常召开有关医学伦理或生命伦理教育的学术研讨会，在医师资格或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中，都有关于医学伦理或生命伦理的相关内容。近些年来，国际国内的许多学者在生命伦理学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教育效果的评估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
第四是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不断走向并融入世界医学伦理学发展进程之中。当代生命科学发展的全球化态势以及它所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的共同性使各个国家的医学伦理学尤其是生命伦理学日益融合，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医学会等经常制订一些国际性的道德文献，如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200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止人的克隆生殖国际公约》，2002年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与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国际涉及人类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准则》，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生命伦理学委员会通过了《世界生命伦理与人权宣言》，2008 年世界医学会重新修订了（第八次修订）1964年首次通过的《赫尔辛基宣言——涉及人类受试者的医学研究的伦理原则》。对于这些国际文献我们积极支持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加以实践。2006年，第八届国际生命伦理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49个国家和我国港澳台以及大陆的代表达601人，参与人数之多为历届大会之最。中国的生命伦理学也在全世界面前进行了一次正式亮相。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大陆的参会代表为大会提供了优质论文，从中反映出了生命伦理学在我国的长足进展。国际生命伦理学协会前任会长、哈佛大学教授怀柯勒高度评价了这次大会，认为这次大会”树立了一个后继的大会难以逾越的标准“。与世界的接轨也促进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
（三）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理论与学科实践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吸收中华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精华并借鉴国外优秀的医学伦理思想。
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应该是医学伦理学的”原则（或规则）建设“、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制度建设“与医务人员的”美德建设“的”三位一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建设从来都不是孤立意义上的学科本身，尤其是不能仅仅依靠纯粹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它必须要借助于社会相关组织与相关人员之间形成的”合力“。
首先是建立起一套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原则或规则系统用以指导医患双方、医学科技工作者、国家卫生政策的制定者、医院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伦理道德行为。这是国外许多国家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以及学科实践所走过的一条十分有效的路径。”生命伦理学的方法论必定是规范方法论，包括由判断、规则、原则和宇宙观组成的一个多元的整体“。 ”无论何时，都要呼唤有节制的自我利益或专业的操作规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呼唤美德。但是如果美德无法获得传统与观念上的支持，正如许多现代社会中发生的一样，更好的选择似乎是诉诸原则。一项好的决策，几乎不可能出现仅用一条原则就能管理大部分道德和技术挑战的情况。通常使用一组原则作为技术上的指导，管理特定的程序、应用或制作“。尽管西方的医学伦理学领域出现了向美德伦理学的复兴，尽管如比彻姆和丘卓斯这样的原则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也出现了一定的”不再批评美德伦理学，而是承认其优点的“伦理学转向，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西方伦理学界仅仅是一定程度的转向，这种转向是建立在原则主义有了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并且是对原则主义的有益补充。这与我国医学伦理学界的现实有着重大差异，因此我国的医学伦理学在当下要大力发展原则或规则。
这里的原则或规则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要求医务人员的道德规范，而是分析并解决医学道德实践中的道德难题、矛盾以及道德悖论的工具，是西方以比彻姆和丘卓斯为代表的”原则主义“范畴意义上的原则。这种原则不是”形而上“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在构建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时，我们立足于中国医学道德的现实背景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道德资源，但是，美国学者比彻姆和丘卓斯提出的生命伦理”四原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抛弃的，必须有效地吸收借鉴这四原则的”合理内核“。这四项原则起初是作为不同文化社会中进行人体试验和临床研究的普遍的伦理学标准， ”随着在医学研究中的不断应用与发展，这些原则后来被称为‘乔治城原则’，并成为临床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教育中应用最普遍的框架。在今日美国，人们称它为‘公共道德’的典范，不仅如此，大部分国际或国家的医学纲领，都借鉴这些原则“①。关键是我们需要把四原则从形式到内容改铸成能够解决中国医学伦理现实问题的工具，使四原则”中国化“，如果可能的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我们”自己“的伦理学原则。
其次是进行制度层面的医院伦理委员会建设，使医院伦理委员会真正发挥道德教育、伦理监督与审查以及建设和谐医患关系等方面的功能。医院伦理委员会能够从制度层面上强有力地推进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
再次，对医务人员加强医学美德教育，提高医务人员的医学人文素养能力与水平，真正使医务人员具有浓郁的医学人文关怀情愫，这对于一个现代医务人员有效地胜任医务工作十分必要。
哲学家周国平在谈到《柳叶刀译丛》这套书时说： ”这些著作的作者基本上是医学专家或医生，我觉得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倘若没有深厚的人文传统的底蕴，就不能设想在医学从业者中会涌现出这么多用广阔的人文眼光反省现代医学的人来。因此，对现代医学非人性倾向的反省本身即证明了人文传统的源远流长。这与西方思想界对于现代性的整体反省的情形是一样的。“ 医生必须考虑患者自身的价值观念，医生的伦理观需要从家长制作风转变成与病人和家属合作的态度。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建设需要转化为医务人员的身体力行，这种身体力行的状况及其所取得的良好的医疗与社会效果才是这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最终目的与归宿，也是这门学科发展水平的客观标志。
二、西方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一样，世界医学的起源也是多端的，学者祝世纳认为医学的起源是”一水五泉“，即人类有五个医学的发源地——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这五种医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基本性质和任务是相同的，但是，其社会基础和文化母体却各有自己的特色，使孕育中的医学从一开始就各有自己的风格。只是由于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先后遭到波斯、马其顿、希腊等国的入侵、占领或吞并，因而，其医学连同其整个文明都衰落下去，古希腊和古中国的医学经过几千年的兴衰演变成为今天世界主要的两大医学体系——西医和中医。本节所研究的国外医学伦理学主要指源自于古希腊并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西方医学伦理学。
（一）西方古代医学伦理思想
西方文化源自于古希腊，西方医学也是这样。古希腊人在摆脱了原始的神秘的蒙昧时代以后开始进入人类的文明时代，产生了古希腊的医学与医学道德理论。
希波克拉底被公认为是”西医之父“，也是西方最早的医学道德理论的创始者。完整体现希波克拉底医学伦理思想的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其中辑录了许多关于医学和人生方面的至理名言，如”人生矩促，技艺长存“，”机遇诚难得，试验有风险，决断更可贵“，”暴食伤身“，”无故困倦是疾病的前兆“，”简陋而可口的饮食比精美但不可口的饮食更有益“， ”寄希望于自然“等，这些经验之谈脍炙人口，至今仍给人以启示。
《希波克拉底誓言》
不仅是他自己从医实践的总结与对自己的要求，同时也在他收徒时供宣誓使用，旨在表明从医者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伦理要求和行为规范等，以对从医者起到激励、自勉以及制约的作用。希波克拉底认为，医生要做到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是为病家谋幸福，把恢复病人的健康视为医生的最高职责。医者应尊师如父母、待同行如兄弟；检点吾身，不做恶事；为病人保密；不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等。
1948年世界医学会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宣言》，明确指出医务人员首先要关心病人的健康，保守病人的秘密，对同事如兄弟，坚持医业光荣而崇高的传统的职业道德准则等等。希波克拉底的医学道德思想至今仍然是西方医学道德理论的基础，对西方医学和医学道德理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