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会提出了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口号，充满诱惑的眩晕，煽动城市的繁荣，弥漫村庄的悲情。
参观上海世博会，奇丽建筑吸引眼球，文明热浪荡涤脊背，环保理念浸润心灵。徜徉在恢宏浩大的建筑群中，流连于美的元素架构的世博广场，流动的音符似乎不是倾泻在城市的旅途，却已然弹奏在人们的心房。甜美的心绪带着人们踏上归途，谁曾怀疑，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上海世博会的成功给中国人以信心，其震撼力必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里。也许有人会问，村庄能否让生活更美好？因为村庄里住着比城市多得多的人口，拥有比城市大得多的版图。如果不能让村庄的人们感受生活的美好，那么这个世界将是一个倾斜的世界，一个不可能充满友爱的世界，一个难以营造和谐的世界。
我想告诉人们，假如能够以对待城市的人文精神去关注村庄，村庄同样可以让生活更美好。既然城市和村庄两种人居形态都必须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构建让生活更美好的村庄？我在一本书中读到，英国的城市和村庄都是一种英式建筑，城市和村庄的差别很小，人们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城市或村庄居住，所以，伦敦在近百年里没有太大的变迁。伦敦是城市中的经典，有着古老的外表，然而室内的装修和设备却与时俱进，人们安然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美好生活。英国的乡村很幸运，有着与城市民居差不多的建筑，农民能够平等地享受城市居民差不多的生活。
然而，中国做不到。并且，以我的观察，城市步伐越快，村庄的脚步就越蹒跚，城市开始关注环保，村庄却饱受污染，这是怎样的悲情？很多年来，我用心品读城市和村庄，感觉城市像魔方一样不断地变脸，如成长中的少女越变越美，而村庄却似乎在毫无意志中膨大，无论怎么看也没有青春年少的模样。其实，村庄有村庄的形态，只要环境的污染在村庄自净能力范围之内，只要村庄的秩序能够有城市的机制和财力去维护，只要村庄的人们能够觉悟到这一些，那么，村庄为什么不可以是有别于城市的另一种美好的生活形态？
假如村庄的自净机制永远不被损毁，村庄是多么的环保。村庄的原野可能到处都有牲畜的粪便，田野上可能在季节的轮换中时常飘散屎尿的臭味，虽然这一些表面上都有碍观瞻，但是都在村庄的自净范围之内，粪便和屎尿很快被植物吸收，没有吸收的物质进入土地后，让泥土的芬芳更加浓郁。曾经，多少人羡慕村庄的空气，多少人向往村庄的宁静，多少人还在为古老的田园放歌，可是，现在村庄的天空里有城市的烟尘飘过，而村庄的水和土地却遭受前所未有的污染。大量的排泄物从规模化的猪场肆无忌惮地流入村庄的土地，浸入到村庄的地下；高密度养殖的水库，富营养化的水通过灌溉和消洪，污染村庄的水和土地。在许多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人居与养殖分开，本来零零星星的养殖自在村庄的自净能力之内，被集中之后产生的污染由于无条件治理，又使村庄多出来一个污染源。农业本身对于村庄环境的破坏触目惊心，过去村庄的人家普遍使用压水井，因为水源洁净，打上来的水无须处理就能达到饮用水的标准，而现在许许多多的村庄都面临地下水源被污染的厄运，有些村庄钻探到150米的地下才能找到洁净的饮用水源，或许只有那些远在深山的村庄还守着一方净土。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农业可能造成的污染估计不足，在人们的心里农业是弱质产业、微利产业，因而放松了对农业企业的监管，人们只知道规模产生效益，始终把政策的天平倾斜给了规模化经营，却忽视了对于项目的环评和审批，忽略了规模经营之后污染的处理。当广袤的农村大地被农业本身的污染浸透之后，当一个个严重的后果呈现在各级政府面前的时候，农村治污似乎刻不容缓。但是谁来治？国家还是规模化企业主？规模化企业主是断断不肯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治污的，因为他们知道，当传统养殖业最终被规模化取缔之后，市场的需求就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政府怎么可能说关闭就关闭呢？那么农业治污的责任就只有交给国家。近几年，国家给规模化养殖企业立项，下拨治污资金，但是这些资金因为没有企业自己的配套，而不能达到治污的效果。在很多地方规模化养殖污染如故，企业享受市场带来的丰厚收益，只有村庄的人们独自承受污染的后果。
我常常感慨于农耕文明之殇。我们可以让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走向衰微甚至凋落，但是我们将以怎样的理念和行动为现代农业文明奠基？我们深怀着对现代农业文明的向往，草率地关上了传统农耕的大门，却从来没有打算为现代农业文明准备必要的精神。这个事实是否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并作出正确的判断呢？
假如村庄能够在纷乱的秩序中突围，村庄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一个宅基地让所有乡镇干部迷惑，这是怎样的困顿？一个村庄公共领域始终得不到收拾，这是怎样的纷乱？我在做出一次次探索，领受一次次失败之后，从心底里感受到村庄需要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让村庄的人们从此摆脱无奈和无助的纷争，让村庄变得宁静，而村庄建设也能够在突围之后有秩序地破和立。从此，乡镇政府不仅是调解政府，而且是行政政府；乡镇干部不仅是苦口婆心的老好人，而且是有胆有识能够帮助农民想事、干事的能人。我知道，村庄的人们不是不需要这种机制，而是因为血缘地缘的关系，使他们无法完成对于自身的革命。
法律有了，但也有空白处；政策有了，但也有姑息处。在空白处和姑息处，有些农民找到了空间，多占宅基地，乱搭乱建。也许人们会问，对于农村宅基地的管理，法律不是早有明文规定，为什么执行不了呢？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对于农村公共领域则是法律的空白，说是空白其实也不准确，因为法律把农村公共领域的管理之责交给了集体经济组织，但政策又瓦解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力。对于这些问题，我在《突围中的农村》一书中作了大量的探究，我想如果不是对于农民负担过于狭隘的理解，在政策上给予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权力，在法律上给予集体经济组织应担的责任，让农村多占问题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解决，纵然有负担也是少量，纵然有收入，也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这有什么不好呢？何况集体经济组织履行职责也需要资金。因为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在发包的过程中没有获取收入，因而也决定了集体经济组织空壳化，它拿什么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服务呢？
假如村庄的环境能够享受公共财政的阳光，村庄应该是洁净的。以目前的情势看，这似乎不可能。国家可以给种粮农民发放直补，却不可能发放村庄清洁费。在很多人看来，农民现在既不纳粮也不交税，还享受直补，这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但是不要忘了，农民仍然还是纳税人，谁也不能无视农村巨大的市场消费产生的税收。当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困境的时候，农村的消费市场不是派上大用场了吗？如果说农民不是纳税人就无权享受公共财政的阳光，这无疑是无知的。从另一角度看，村庄的环保同样是城市的问题，如果村庄生产的产品不是绿色环保的，那么食品的潜在危机同样也会转移给城市。
普遍认为，只要建立一种机制就能够让村庄的管理在机制的轨道上跑，不幸的是农民不听话，刚刚被整理过的村庄，昨天还是干净整洁的，今天也许又是垃圾遍布。人们可以把自家的厅堂和院子打扫干净，却不知道垃圾应该送到什么地方去处理，而这些日日要做的工作，仅靠自觉就能完成吗？如果需要农民付出成本，这笔开支却还没有写进农民的词典，那怎么办呢？很难办。可以肯定的是，靠农民自己办不成。
假如村庄范式能够如城市规划一样受到重视，村庄应该是优美的。对传统村庄保护的声音远远超过了对村庄范式的研究，不是因为对于传统的偏爱，而是因为村庄范式在现实需要中的艰难抉择。在新农村建设之初，许多人跑到韩国去取经，但没有报道说取到什么真正管用的经。住建部推荐村庄房屋的款式，却不见有村庄范式，这是一个大问题，事关导向和实践、传统和未来。许许多多新的建筑拔地而起，许许多多旧的房屋又被抛弃，任其破落，使村庄的膨大变得无序。一部城乡规划法，明确了乡镇对于村庄规划的责任，但乡镇的职能几经削弱，人员几经减少，高素质的人才都往高处走了，乡镇既没有人也没有钱为村庄规划履责，而县一级的规划人才应付不断膨大的县城规划尚且艰难，怎么可能为村庄潜心规划？
假如能够给予农民充分的迁徙自由，村庄应该是安逸的。生计的奔破让村庄始终显得局促和不安，在村庄里，有的房屋大门紧锁，锁已经生锈，多年不见房屋的主人，承包地不知那位亲戚代耕，但国家直补还是打到房屋主人的账上，不知房屋的主人在城市的那一头一向可好？也许有一天他发财了，回到村庄会把新楼矗立在自己的承包地里，让本来人均地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再为他付出一次永久性成本。这种情况在农村并不鲜见，不少人在城市可以安稳地生存，他们的生活也可以和城市居民无异，但是政策给他们安排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仍然有他们的利益，而乡亲们的认同感也是增加他们幸福指数的一个指标，所以他们还有回乡显摆的欲望。但也有一些人很可怜，他们只有很少的承包地，为了生存只能终年在城市与村庄之间不断地迁徙，因为没有技能，没有胆识，终于也没有发达的机会。
村庄里有多少类人，就会有多少种感情。有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人们，有在城市和村庄之间不断迁徙的人们，有在村庄公共领域做大的富裕起来的人，有已经融入城市的人，还有很多。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政策是否可以对针融入城市的人们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在他们自愿的情况下，让这些人做纯粹的城里人，给他们以市民待遇，结束他们的两栖生活；而对于那些需要在城市和村庄之间不断迁徙的人，不仅要给予他们自由迁徙的权利，而且要给予他们平等的政治经济待遇。
通过政策的引导，最终使生活在村庄的人们获得更多的土地经营权，而农民则成为他们终其一生的职业。这种城乡之间的互动无疑有益于社会，但其复杂程度也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我感觉可为。比之“灭村”的成本和荒村的代价，这种努力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或许还能够在这一进程中真正找到改造传统农业的路径，况且这也是给农民以充分国民待遇所必须付出的努力。某一期的《财经》杂志曾经刊登了杜润生访谈。杜老说，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其实，农村的改革发展若不能在这些领域破冰，终究有多少真正的社会意义？
假如能够允许农民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全国性组织，村庄应该是和谐的。农民的民主权利表现在对于村庄事务的管理和对于国家事务的参与，前者对于他们可能更为直接，而后者对于农民是难以想象的，也许这种权利与其说是他们自己的，还不如说是以选举的方式把权利委托给了代表，这些代表就是真心实意代表他们，也不见得有能力代表他们。不要说在国家层面，就说在乡镇层面，代表以怎样的方式代表农民利益呢？因为素质和能力不能胜任这一职责，或者因为政治利益不敢胜任这一职责，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有很多侵害农民利益的政策行为、行政行为长期得不到纠正，有些人在受到行政侵害的时候，得不到公正的裁决，有些纠纷会越闹越大。
农民的经济利益需要政治行为去保障，这是经验性的结论，国内的情况是这样，国外的情况同样是这样。现在的农民合作社组织偏重区域性，甚至连区域性都谈不上，一个乡镇几个合伙人联合起来有什么作为？共同享受技术上的好处，共同承担市场风险，这种在政府羽翼呵护下的组织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区域内行业组织。如果允许成立全国性的代表农民自己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下建立不同行业组织，这些组织有合法的组织地位，有专门机构和经费，有独立的办事章程，当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这些组织就会站出来和政府谈判，农民对于这样的组织也会心服口服。但是，在中国真的能够建立这样的农民组织吗？
假如上述假设都能够成为现实，村庄生活形态有什么不好呢？
关于村庄，我想说的话很多，可我真的不知道从何说、怎么说。忧国忧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我心忧的并非村庄，而是国家。
写下如上不多的文字已经让我在失眠的痛苦中煎熬太久，我必须结束本书的写作。最后说说我在本书中没有说的话。
村庄和国家真有这么大的干系？至少我是这样看的。可我终究是个底层读书人，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说，我只能凭着一个卸任乡镇党委书记的感知说，凭着一个底层知识分子的良知说。我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放弃了单纯说理的方式，采用非虚构的手法，无非是想以更真切的方式，引导人们到现场中去自我感受。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这种手法不仅不如议论来得痛快，而且还让我的笔下生出许多艰涩。一方面写自己的亲历多少有些不便，以至于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不得不避实就虚点到为止。这也是我在文章中不得不替村庄和人物化名的原因。同时，随笔式的手法写工作纪实有些难，稍不留神就成了流水账。
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是我从南街考察回来之后。金秋时节，正是收获的时候，在我悉心总结南街经验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村庄就是村庄，四海之内并无太大区别，村庄的形态没有了，就不再是村庄。然而，村庄到底需不需要存在？我在思考中决定从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下剖析村庄。之所以从生我养我的村庄入手，是我更能感受到它的体温，更熟悉它的形态，更懂得它的感情，毕竟我生命打头的17年是在故乡度过的。
我在记忆深处打捞尘封的文字，这便有了每一章的第一节。这一系列文章横向排列统一在《骑在牛背上的村庄》之下，是我把对故乡的记忆和理解，把对祖先的敬意和缅怀，把对后辈人的期盼和勉励放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上。骑在牛背上的有我的远祖李千载，也有我和我的村庄里的兄弟姐妹。我希望我的村庄能够如我的祖先一样，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好好地生存，好好地壮大起来。
不管我采取什么样的手法和技巧，仍然掩盖不了我的肤浅。我不是堪舆术士，却写了风水；我不是人类学者，却写了村庄基因；我不是文化学者，却狂悖地说了村庄文化的本质……我说了许多话，也许有很多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我的情感是真实的。
2009年6月9日，我离开乡镇进入县政协机关工作，距今快两年。庆幸的是，我的精神没有在轻闲中颓废。近50万字是一个乡镇干部求索“三农”的心迹，是一个底层知识分子的微弱声音。已经出版的《突围中的农村》《保留意见》两部书悄无声息，现在《被颠覆的村庄》终于脱稿。面对这些凝结心血的文字，我的心情仍然沉重。我自问：我的这些思考是否真有意义？
我不想改变历史，也改变不了历史，正如我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还要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所有说过的话让历史去结论，或许将来的某一天有人还能记得曾经有一个农村干部在这一阶段作过如是思考，我就满足了。
无论如何，我要感谢所有关心过这几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的人，为我写作提供便利的政协机关领导和同志们，为《突围中的农村》作序的徐勇老师，为《保留意见》出版的江西省杂文学会的同志们，是他们的无私帮助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2011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