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嵌在一个人的心天中，如同星座在青空中一样，某一颗星陨落了，就不能去移另一颗星来填满她的位置！
我的心天中，本来星辰就十分稀少，失落了一颗大星，怎能使我不觉得空虚，惆怅？
我把朋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趣的，这类朋友，多半是很渊博，很隽永，纵谈起来乐而忘倦。月夕花晨，山巅水畔，他们常常是最赏心的伴侣。第二类是有才的，这类朋友，多半是才气纵横，或有奇癖，或不修边幅，尽管有许多地方，你的意见不能和他一致，而对于他精警的见解，迅疾的才具，常常要不能自己地心折。第三类是有情的，这类朋友，多半是静默冲和，温柔敦厚，在一起的时候，使人温暖，不见的时候，使人想念，尤其是在疾病困苦的时光，你会渴望着他的“同在”——王世瑛女士在我的朋友中，是属于有情的一类！
这并不是说世瑛是个无趣无才的人，世瑛趣有余而才非浅，不过她的“趣”和“才”都被她的“情”盖过了，淹没了。
世瑛和我，算起来有30余年的交谊了，民国元年的秋天，我在福州，人了女子师范预科，那时我只11岁，世瑛在本科三年级，她比我也只大三四岁光景。她在一班中年纪最小，梳辫子，穿裙子，平底鞋上还系着鞋带，十分地憨嬉活泼。因为她年纪小，就常常喜欢同低班的同学玩。她很喜欢我，我那时从海边初到城市，对一切都陌生畏怯，而且因为她是大学生，就有一点不大敢招揽，虽然我心里也很喜欢她。我们真正友谊的开始，还是五四那年同在北平就学的时代。
那年她在北平女高师就学，我也在北平燕京大学上课，相隔八九年之中，因着学校环境之不同，我们相互竟不知消息。直到五四运动掀起以后，女学界联合会，在青年会演剧筹款，各个学校单位都在青年会演习。我忘了女高师演的是什么，我们演的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预演之夕，在二三幕之间，我独自走到楼上去，坐在黑暗里，凭栏下视，忽然听见后面有轻轻的脚步，一只温暖的手，按着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个温柔的笑脸，问：“你是谢婉莹不是？你还记得王世瑛么？”
昏忙中我请她坐在我的旁边，黑暗的楼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都注目台上，而谈话却不断地继续着。她告诉我当我在台上的时候，她就觉着面熟了，她向燕大的同学打听，证实了我是她童年的同学，一闭幕她就走到后台，从后台又跟到楼上……她笑了，说这相逢多么有趣！她问我燕大读书环境如何，又问“冰心是否就是你？”那时我对本校的同学，还没有公开地承认，对她却只好点了点头。三幕开始，我们就匆匆下去，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最密的朋友。
那时我家住在北平东城中剪子巷，她住在西城砖塔胡同。北平城大，从东城到西城，坐洋车一走就是半天，大家都忙，见面的时候就很少。然而我们却常常通信，一星期可以有两三封。那时正是五四之役，大家都忙着讨论问题，一切事物，在重新估定价值的时候，问题和意见，就非常之多，我们在信里总感觉得说不完，因此在彼此放学回家之后，还常常通电话，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我们的意见，自然不尽相同，而我们却都能容纳对方的意见。等到后来，我们通信的内容渐渐轻松，电话里也常常是清闲的谈笑，有时她还叫我从电话中弹琴给她听，我的父亲母亲常常跟我开玩笑，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见我同人家这样要好过，父亲还笑说：“你们以后打电话的时间要缩短一些，我的电话常常被你们阻断了！”
我在学校里对谁都好，同学们也都对我好，因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世瑛就很热情，除了同谁都好之外，她在同班中还有特别要好的三位朋友，那就是黄英（庐隐）、陈定秀和程俊英，连她自己被同学称为四君子。文采风流，出入相共……庐隐在她的小说《海滨故人》里，把她们的交谊，说得很详细——世瑛在四君子之中，是最稳静温和的，而世瑛还常常说我“冷”，说我交朋友的作风，和别人不一样。我常常向她分辩，说我并不是冷，不过各人情感的训练不同，表示不同，我告诉她我军人的家庭，童年的环境，她感着很大的兴趣……
然而我们并不是永远不见面。中央公园和北海在我们两家的中途，春秋假日，或是暑假里，我们常带着弟妹们去游赏——我们各有三个弟弟，她比我还多两个妹妹——小孩子奔走跳跃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水榭或漪澜堂的栏旁，看水谈心。她砖塔胡同的家，外院有个假山，我们中剪子巷的门口大院里，也圈有一处花畦，有石凳秋千架等，假山和花畦之间，都是我们同游携手之地。我们往来的过访，至多半日，她多半是午饭后才来，黄昏回去，夏天有时就延至夜中。我们最欢喜在星夜深谈，写到这里，还想起一件故事：她在学生会刊物上写稿子，用的笔名是“一息”，我说“一息”这两个字太衰飒，她就叫我替她取一个，我就拟了“一星”送她，我生平最爱星星，因集王次回的“明明可爱人如月”和黄仲则的“一星如月看多时”两句诗，颂赞她是一个可爱的朋友，她欣然接受了。直至民国十二年我出国时为止，我们就这样淡而永地往来着。我比较冷静，她比较温柔，因此从来没有激烈的辩论，或吵过架，我们两家的人，都称我们“两小无猜”。算起来在朋友中，我同她谈的话最多，最彻底，通信的数量也最多（四五年之间，已在数百封以上），那几年是我们过往最密的时代，有多少最甜柔的故事，想起来使我非常的动心，留恋！
我出国去，她原定在北平东车站送行，因为那天早晨要替我赶完一件绒衣，到了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她十分惆怅，过几天她又赶到上海来送我上船。我感谢之余，还同她说：“假如我是你，送过一次也罢了，何必还赶这一场伤心的离别？”她泫然说：“就因为我不是你，我有我的想法！”——庐隐有一首新诗，就记的是这件事，我只记得中间四句，是：
辛苦织成的绒衣，
竟赶不上做别离的赠品，
秋风阵阵价紧，
不嫌衣裳太薄吗？
在上海我们又盘桓了几天。动身之日，我早同她约定，她送我上船就走，不要看着船开，但她不能履行这珍重的诺言，船开出好远，她还呆立在码头上……
到美国以后，功课一忙，路途又远，我们通信的密度，就比从前差远了，我只知道从上海，她就回到福州去教书。在十三年的春天，我在美国青山养病，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张君劢先生向她求婚，问我这结合可不可以考虑，文句虽然是轻描淡写，而语意是相当的恳切。我和君劢先生素不相识，而他的哲学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已读过，世瑛既然问到我，这就表示她和她家庭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这件事，并请她告诉我以嘉礼的日期。那年的秋天，我就接到他们结婚的请柬，我记得我寄回去的礼物，是一只镶着桔红色宝石的手镯。
民国十五年秋天，我回国来，一到上海，就去访他们夫妇，那时他们的大孩子小虎诞生不久，世瑛还在床上，君劢先生赶忙下楼来接我，一见面就如同多年的熟朋友一样，极高兴恳切地握着我的手。上得楼来，做了母亲的世瑛，乍看见我似乎有点羞怯，但立刻就被喜悦和兴奋盖过了。我在她床沿杂乱地说了半小时的话，怕她累着，就告辞了出来。在我北上以前，还见了好几次，从他们的谈话中，态度上都看出他们是很理想的和谐的伴侣。在我同他们个别谈话的时候，我还珍重的向他们各个人道贺，为他们祝福。
1927年以后，我的父亲在上海做事，全家都搬到上海来。年假暑假我回家的时候，总是常到他们家里，世瑛又做了两个，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敦厚温柔，更是有增无减，同时她对于君劢先生的文章事业，都感着极大的兴趣，尽力帮忙。我在一旁看着，觉得我对于世瑛的敬爱，也是有增无减！她在家是个好女儿，好姐姐，在校是个好学生，好教师，好朋友，出嫁是个好妻子，好母亲，这种人格，是需要相当的忍耐和不断的努力，她以永恒的天真和诚恳，温柔和坦白来与她的环境周旋，她永远是她周围的人的慰安和灵感！
1931年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又搬回北平来，我和世瑛见面的机会便少了。1934年他们从德国回来，君劢先生到燕大来教书，我们住得很近，又温起当年的友谊。君劢先生和文藻都是书虫子，他们谈起书来，就到半夜，我和世瑛因此更常在一起。北平西郊的风景又美，春秋佳日，正多赏心乐事，那一两年我们同住的光阴，似乎比以前更深刻纯化了。
他们先离开了北平到了上海，我们在抗战以后也到了昆明，中间分别了六七年，各居一地，因着生活的紧张忙乱，在表面上，我们是疏远了。直到了前年，我们又在重庆见面，欢喜得几乎落下泪来，她握着我的手，说她听人说我总是生病，但出乎意外的我并不显得憔悴。我微笑了，我知道她的用心，她是在安慰我！我谢了她，我说：“抗战期间，大家都老了都瘦了，这是正常的表现，能不死就算好了。”她拦住我，说：“你总是爱说死字……”我一笑也就收住——谁知道她一个无病的人，倒先死了呢！
她住在汪山，我住在歌乐山，要相见就得渡一条江，翻一座岭，战时的交通，比什么都困难，弄到每年我们才能见一两次面。她告诉我汪山有绿梅花。花时不可不来一赏，这约订了三年，也没有实现——我想我永不会到汪山去看梅花了，世瑛去了，就让我永远纪念这一个缺憾罢。
我们在重庆仅有的一次通讯，是她先给我写的，去年5月1日，她到歌乐山来参加第一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没有碰到我，她“怅惘而归”，在重庆给我写了几行：
冰姐：
到重庆后，第一次去歌乐山……因为他们告诉我，你也许会来参加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山上等你好久了……我念旧之情，与日俱深——也许是年龄的关系，使我常常忆旧——可是今天的事实，到了保育院，既未见你，而时间的限制，又无法去看你，惆怅而归，老八又告诉我，你身体不大好，使我更懊悔我错过了机会，不抽一刻时间来看你！我在山上几次动笔写信给你，终于未寄，今天无论如何，要写这几个字给你，或不是你所想得到的，我是怎样今情犹昔！再谈吧，祝你
痊安
瑛五·一·
我在病榻上接到这封小简，十分高兴感动，那时正是杜鹃的季节，绿阴中一声声的杜宇，掺和了忆旧的心情，使我觉得惆怅，我复她一信。中有“杜鹃叫得人心烦”之语，今年3月，她已弃我而逝，我更怕听见鹃啼，每逢听见声凄而长的“苦——苦”，总使我矍然地心痛，尤其是在雨中或月下的夜半一连叠声的“苦——”，枕上每使我凄然下泪……
世瑛毕竟到歌乐山来看我一次，那是去年夏日，她从北温泉回来，带着两个女儿，和她的弟弟世圻夫妇，在我们廊上，坐了半天。她十分称赞我们廊前的远景，我便约她得暇来住些时——我们末次的相见，是在去年九月，我们都在重庆。君劢先生的弟弟禹九夫妇，约我们在一起吃晚饭，饭后谈到我从前在北平到天桥寻访赛金花的事，世瑛听得很高兴，那时已将夜半，她便要留我住下。文藻笑问：“那么君劢呢？”世瑛也笑说：“君劢可以跟你回去住嘉庐。”我说：“我住待帆庐太舒服了，君劢住嘉庐却未免太委屈了他。”大家开了半天玩笑，但因第二天早晨我们还要开会，便终于走了，现在回想起来，追悔当初未曾留下，因为在我们三十余年的友谊中，还没有过“抵足而眠”的经历！
今年三月初，我到重庆去，听到了世瑛分娩在即的消息。她前年曾夭折了她的第三个儿子——小豹，如今又可以补上一个小的，我很为她高兴。那时君劢先生同文藻正在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我便写信报告文藻，说君劢先生又快要做父亲了，信写去不到十天，梅月涵先生到山上来，也许他不知道我和世瑛的交情罢，在晚餐桌上，他偶然提起，说：“君劢夫人在前天去世了，大约是难产。”我突然停了箸，似乎也停止了心跳，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就分函在重庆的张肖梅女士（张禹九夫人）和张霭真女士（王世圻夫人）询问究竟。我总觉得这消息过于突然，30年来生动地活在我心上的人，哪能这样不言不语的就走掉了？我终日悬悬地等着回信，两封回信终于在几天内陆续来到，证实了这最不幸的消息！
霭真女士的信中说：
……六姐下山待产已月余，临产时心脏衰疲，心理上十分恐惧，产后即感不支，医师用尽方法，终未能挽回，婴儿男性，出生后不能呼吸，多方施救，始有生气，不幸延至次日，又复夭折……现灵柩暂寄浙江会馆……君劢旅中得此消息，伤痛可知，天意如斯，夫复何言……
肖梅女士信中说：
……二家嫂临终以前，并无遗言，想其内心痛苦已极，惟有以不了了之……
我不曾去浙江会馆，我要等着君劢先生回国来时，陪他同去。我不忍看见她的灵柩，惟有在安慰别人的时候，自己才鼓得起勇气！
我给文藻写了一封信：“……二十年来所看到的理想的快乐的夫妇，真是太希罕了，而这种生离死别的悲哀，就偏偏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我不忍想像君劢先生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假如他已得到国内的消息，你务必去郑重安慰他……”
六月中肖梅女士来访，她给我看了君劢先生挽世瑛的联语，是：
廿年来艰难与共，辛苦备尝，何图一别永诀
六旬矣报国有心，救世无术，忍负海誓山盟
她又提到君劢先生赴美前夕，世瑛同他对斟对饮，情意缠绵，弟妹们都笑他们比少年夫妻还要恩爱，等到世瑛死后，他们都觉得这惜别的表现，有点近于预兆。
世瑛的身体素来很好，为人又沉静乐观，没有人会想到她会这样突然死去。20年来她常常担心着我的健康，想不到素来不大健康的我，今夜会提笔来写追悼世瑛的文字！假如是她追悼我，她有更好的记忆力，更深的情感，她保存着更多的信件，她不定会写出多么缠绵悱恻的文章来！如今你的“冷静”的朋友，只能写这记账式的一段，我何等的对不起你。不过，你走了，把这种东西留给我写，你还是聪明有福的！
1945年8月9日夜 重庆歌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