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没有当过大官，不可能有影响国家大政的经世举措，来实现他的“君明臣贤、国强民富”的经世理想。他任州、县官时，保护河堤、保境安民、改善牢狱居住条件，“改建书院，储卷籍，置义冢，设义学，整饬育婴堂、恤嫠会，传种牛痘，兴水利，培地脉”等等，自然都是经世“善政”。这些“善政”，对于整个朝廷来说，对于一个时代来说，都是枝枝节节的，不能触动社会制度的本根，却可以促进办实事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魏源经世，主要靠着书、写文章，来影响当代和后代的经世者。这是他的最大的经世贡献，本书在以后的各章里将详细论述。这里单谈他对水利的关心与努力。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旧中国，有无水灾、旱灾，不但直接影响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的生命和生活，而且影响国家的税收、财政，甚至国家的兴衰。这是历代包括明君贤臣在内的许多人的共识。连康熙帝在他的《圣训》中也指出：“黄河溃决，关系运道民生。”“水利一兴，田苗不伤旱涝，岁必有秋，其利无穷！”作为有志经世的士人，魏源焉能不从史书中、从现实中敏感到治水的重要意义？正如他的朋友包世臣所说：“默深网罗近世有心世道之文至夥，而河事尤所注意。”嘉庆十九年（1814），魏源第一次上北京时，就注意到了黄河的变迁，成诗道：
客行梁宋道，言访梁宋迹。
欲寻史上踪，十九无一获。
浊河决千里，一淤辄寻尺。
屈指三千年，几决几淤积。
每有浚濠人，十仞逢甍脊。
沙覆中天台，尘掩兔园宅。
当年歌舞馆，下隔黄泉百。
当年龙战垒，上有河声湱。
陵谷复陵谷，太息重太息。
今日为陵，明日成谷，黄河如此大的自然变化，影响着社会的变化。这，引起了这位热血青年的无限喟叹。这，也引起了他对井田时代地尽其利、水旱无忧的向往：
缅怀画井世，畎浍兼沟涂。
经纬备潦旱，纵横资世储。
一经阡陌辟，屡值黄流潴。
谁言尽地利，地利弥有馀。
也许，这个时候便是他往后思考如何治理黄河的契机。
道光二十年（1840），作为幕僚的魏源，奉督抚之命去疏浚江苏的徒阳河，这更增加了他对水患水利的感性认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和第二年的春天，魏源两度上京赴试，两度从固安北渡永定河，顺便与这里熟悉河事的人了解永定河的水文情况，写成《畿辅河渠议》。他认为，畿辅的漳河，宜导之东北行，“东北行则安，东南行则病”，因为漳河的地势，南岸高，北岸低；永定河则宜导之南行，因为永定河的地势，北岸高，南岸低。他批评说：“近日治水者皆反之，逆水性，逆地势，何怪愈治愈决裂？”
他又认为，治漳河、永定河等应以“不治之治”为上策，即不筑堤束水，任其“迁徙无定”，因为“退淤之后，麦收必倍，报灾之岁，例免差徭”，“膏淤所及，以夏麦倍偿秋禾，民反为利”，大水退后，“土人谓之铺金地”。他进一步说，河水“以千里来源，而束之两堵之堤，适足激其怒而益其害，又况两岸有沙无泥，遇风则堤随沙去，遇水则堤与沙化，是筑堤不能束水”。
永定河本名浑河，因为河水非常浑浊而得名。上游称桑乾河，流至宛平，称卢沟河，下游则纵横荡漾，河道迁徙无定，故俗称无定河。康熙帝于三十六年（1697）亲至河边观察水情，第二年即派大臣于成龙进行修治，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永清至东安狼城河，修筑南北河堤一百八十里，浚河一百四十里，引导浑河水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至天津西沽入海。康熙帝赐名为“永定河”。这是康熙帝和于成龙的一项政绩，被载入史册。然而，魏源记载道：“康熙三十九年，抚臣于成龙发言改河东北，注之东淀，而淀受病。乃乾隆二十年，开北堤放水东行，于是河日淤，堤日高，视平地一二丈以外，动辄溃决。”他叙述的当然是事实，说明康熙乾隆年间对永定河的治理有功效，也有后患。
但是，魏源对漳河、永定河“无治而治”、任其患漫的思想，却很新鲜、很特别的。这大概是他看到堤高沙积的不良现实而产生的一种相反的思路，又过分地信任“旬日水退，土人谓之铺金地”的那种粗放式耕作的“理想”了。
当然，作为一个尚未踏入官场一步的士人，魏源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也足见他对水利事业的关心。后来（道光二十九年）他在扬州府兴化县任代理县令，冒着淋漓大雨，不顾生命安全，又越级请命，以保护大堤不溃，保证下游田亩不淹，是他关心水利事业的思想的必然逻辑发展。这年，也是因为魏源关心水利事业，两江总督陆建瀛委托他查勘“下河水利救解之策”，同时“将上游、下游及中段情形逐一查访”。于是，他经六安至盱眙及安徽天长等县，巡查禹王河故道，并汇查了历年的案卷和河图图说，于道光三十年（1850）向总督写了一封“论下河水利”的信。
信中，他对长江北岸江苏地段的河渠情况作了相当专业的分析，否定了过去的三种治水方策：一是引淮河水入长江；二是在下游筑堤束水归海；三是移邮南四坝于宝应县，又在山阳（今淮安）县的泾河建闸，以求河水归海之路较近。他否定的理由都相当充分。他建议：“求其可以拯急而费省者，莫如先培运河西堤石工之一策。”因为运河西堤紧靠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
邵伯湖，“两面皆水”，而各湖又接纳包括淮河在内的众多河流的来水，一到汛期，西堤即有溃决之虞，江苏腹地可成水泽。第二年（咸丰元年），魏源又上书陆建瀛，为下河七州县请命，要求西堤补砌条石，不用砂土。这样，“既有归江各路以畅之于下，有归海各闸以泄之于旁，又有西堤石工高厚坚固以横障于前，纵有全湖风浪，不能冒过西堤”。
虽然魏源声称，这样做，“实急则治标之计”，但亦为莫可如何的“拯急”之策。这反映着魏源在关注水利事业的过程中的求实态度。
魏源关注江苏腹地的水利，论及下河七州县的防汛避患，固有总督陆建瀛的委令在前，更因魏源关心民瘼。此时，魏源不过兴化县一位知县，不过高邮州一位知州，而他谋及的却是全局。这正如包世臣在信中所说，“阁下以邻境有司，不分畛域，出手券谕市人，出钱抢险，得以保全新埽三段，非恫在抱如吾弟者，安能及此？”魏源就是一个这样想干大事实事的无私者。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着灿烂的中华文化。但由于它流经黄土高原，过潼关以下地势平坦，大量泥沙淤积，遂成水患。据史料，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就有治理黄河的记载。当时，王景、王吴率“卒数十万”，“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馀里”，“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
千乘，即今山东利津县，是当时黄河的入海口。是后千多年，历代都有河患，都有修筑。至清初，黄河下游淤塞不通，黄河水漫流南下，夺淮河河道入海，黄淮合流，以致苏皖北部泛滥成灾，成为心腹大患。康熙帝当政，“以三藩、河务、漕务为三大事”，书写在柱上，时时提醒自己，这说明治理黄河当时已成为国家大政之一。他起用靳辅、陈潢等治理黄河，筑堤御水，前后历时二十六年，才使黄河“水归故道，漕运无阻”，且“清水畅流敌黄，海口大通，河底日深，黄水不虞倒灌”。
但是，包括靳辅在内的历代治黄河者，大都在下游用工夫，没有根治中上游的水土流失，致河患依然如故。正如魏源所描述的，河臣多用“堵”的办法治河，“惟务泄涨，涨愈泄，溜愈缓，海口渐淤，河底亦渐高，则又惟事增堤”，“河高而堤与俱高”。“河堤内外滩地相平者，今淤高三、四、五丈，而堤外平地亦屡漫屡淤，如徐州、开封城外地，今皆与雉堞等，则河底较国初必淤至数丈以外。”黄河在徐州、开封等处，成为了“天上河”。因而，“每汛必涨，每涨必险，无岁不称异涨”。故自“国朝以来，无一岁不治河”。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用于治河的开支，年年递增，成为清代财政的一大负担。魏源记述道：“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后之河费，既数倍于国初；而嘉庆十一年（1806）之河费，又大倍于乾隆；至今日而底高淤厚，日险一日，其费又浮于嘉庆，远在宗禄、名粮、民欠之上。”据魏源估计，“国家全盛财赋，四千万出入”，而治河“岁费五六百万”，占全年总收入的八分之一至七分之一，是故“河工者，国帑之大漏卮也”。
针对清朝以往一百多年治理黄河以“防、堵”为方针，筑堤束水无效、国库开支又很大的情况，魏源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改道，即改变黄河的河道。他断言说：“断非改道不为功！”并且说：“人力预改之者，上也。否则，待天意自改之。”
如何改道？魏源根据自己对黄河两岸的地形地势的分析，认为：黄河“一旦决上游北岸，夺溜入济，如兰阳、封丘之事，则大善；若更上游而决于武陟，则尤善之善者”。
办法是：“乘冬水归壑之月，筑堤束河，导之东北”，经河南的阳武[今原阳]、延津、长垣，到山东的东明，此“即汉唐旧河故道”，有“天然河漕”；然后流至山东张秋，与运河贯通，至于“张秋以东，下至利津，则就大清河两岸展宽”。
魏源认为，如此改道之后，“河既由地中行，无高仰，自无冲决；即使盛涨偶隘，而堤内堤外相平，一堵即闭”，自无水灾之忧；而且，“南岸有旧河淤身千馀里，高五六丈，宽数百丈，以[旧河]北岸为[新河]南岸，新河断不能再侵而南”，黄河水不会再泛滥于河南南部及皖北和苏北了。
魏源进一步说，这样改道有不少好处，主要是，每年可节省治河费五百万，“十数年可渐复乾隆库藏之旧”，节省的钱可以“全力饬边防、兴水利”；黄河以北自原武至考城一线土地硗瘠的居民，可迁至自开封至淮海一线土地膏腴之区；江苏的洪泽湖水通畅入海以后，淮西涸出的数万顷田土，可以开垦，且可“五坝不启，下河不灾，淮扬成为乐园”。
可是要实现黄河改道这样浩大的工程，谈何容易！主要的困难在于人们的思想问题。魏源预计，害怕裁缺裁费的河员，和不敢负责、坚持旧制的“畏事规避之臣”，必会“簧鼓箕张，恐喝挟制，使人口慑而不敢议”。魏源还预计，“自非一旦河自北决于开封以上，国家无力以挽回淤高之故道，浮议亦无术以阻挠建瓴之新道，岂能因败为功，邀此不幸中之大幸哉！”果然，十三年后的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开封的铜瓦厢缺口，洪水夺大清河入海，与魏源设计的新河道大体相同。不过，这不是“人力预改之者”，而是“天意自改之”。
其实，作为一个无职权无名分的普通士人，魏源关于黄河改道的美好理想，能够上达到朝廷重臣和皇帝那里吗？阻力仅仅来自河员和一些“畏事规避之臣”吗？在魏源撰《筹河篇》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经过鸦片战争的大清王朝，已在走向没落，有心思、有财力去兴建这样的浩大工程吗？而此时清廷财政已捉襟见肘。况且，正如魏源自己所说，这个时候，“国家大利大害，当政者岂惟一河！当改而不改者，亦岂惟一河”！所以，魏源只好自我解嘲：黄河改道这样的工程，非自己这样的“下士所敢议”。不过，自己既有志经世，出乎良知，又说，“亦乌可不议”？
关于长江中游的水文和水患情况，魏源陈述说，“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但是，到了嘉、道年间，“数十年中，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
为什么呢？魏源分析说：一是“承平二百载，土满人满，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汉沿湖，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圩扞水，成阡陌，治庐其中”，蓄水区“十去五六矣”，于是“水必与人争地”。二是上游移民“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避”，于是“箐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铲掘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到达江湖，“水去沙不去，遂成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而“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洲渚日增日阔，江面日狭日高”。结果“向日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容水之地，尽化为阻水之区”。魏源对湖广产生水患的这两个根由的叙述，是很符合事实的，很科学的，说明魏源目光锐利，剖析至精。
魏源还具体地指出：长江、汉水“上游，旧有九穴、十三口，为泄水之地。今则南岸九穴淤，而自江[指长江]至澧[指澧水]数百里，公安、石首、华容诸县，尽占为湖田；北岸十三口淤，而夏首不复受江，监利、沔阳县亦长堤亘七百馀里，尽占为圩田”。古籍所记载的云梦泽，早已不复存在。魏源用诗句记述这种变迁说：
自昔楚薮夸云梦，几见洞庭登《禹贡》？
今日楚薮称洞庭，遗迹何处寻云梦？
水钟三湘失七泽，自古沧桑多变易。
遂以九江诬洞庭，那识长江旧横辟！
荆州九穴十三孔，今惟二穴馀皆壅。
地不让水水争地，仰盂受灌建瓴涌。
沿湖圩田岁增岁，曲防壑邻占地利。
何况老林秦蜀开，下游沙塞洲渚洄。
更加夏汛蛟水至，万马孰御风涛雷。
呜呼！八百里湖十去四，江面百里无十二，安能塞川川不流！
面对江湖的这种现状，魏源提出了一个治水的指导方针：
“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两利相形，则取其重。”围湖垦田，“人与水争土为利”，确实可以解决湖区人民的部分生计问题，国家亦可升科，增收财政收入，这都是利。但是，减少水患，则是更重更大的利。“两利相形”，只能采取减少水患这一方。故他建议说：“为今日计，不去水之碍而免水之溃，必不能也；欲导水性，必掘水障。”不管是官垸还是私垸，“但问其垸之碍水不碍水”，碍水者毁，以畅通水路。这样，可以“毁一垸以保众垸，治一县以保众县”。无疑，这一疏通水路的治水思路是很正确的。
不过，他说：“患在人者，上游之开垦，亦无如何。”上游的过度开垦，造成水土流失，这是魏源已认识到了的。但“亦无如何”，放任不管，是当时上游的水土流失，还没超过“度”，无需管呢？还是魏源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过度开垦的严重性，无用管呢？还是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羽檄纷驰，无心又无力管呢？魏源还注意到了长江下游的水文和水患情况。他分析江、浙的地形说：“一自湖州[今吴兴]趋杭州，一自镇江趋常州，南北皆高。”长江下游沿岸诸州县因而成为“南北皆高”的中间洼地，加上这地区河湖纵横如网，水患必然频仍。道光三年（1823）、道光九年（1829）、道光十四年（1834），江苏都大涝成灾。
他又分析江苏南部的水系情况说：境内“黄浦东江、吴淞中江、刘河、娄江，皆泄太湖之水入海，再北为白茆、七浦，为孟犊，则泄太湖之水入江”。然而，浏河、白茆河、孟犊河到道光年间早已淤塞，流量最大的吴淞江也屡浚屡淤。道光五年（1825），江苏巡抚陶澍主持疏浚了吴淞江。
道光十二年至十五年（1832-1835），总督陶澍与巡抚林则徐又主持疏浚了浏河、白茆河，会通了七浦、徐六泾等处出水口，修筑了昆山的至和塘，疏浚了太湖的茆淀和三江口的宝带桥。对于浏河、白茆湖的出海口，因为内外高下相等，潮水常常倒灌，使两岸田土逐渐碱化，林则徐又主持于两河的出海口修筑高坝，“使不通湖，而导蓄清水”。道光十四年（1834），浏河、白茆河“骤涨丈馀”，林则徐又下令“急决海口大坝”，“不三日水骤退，吴田大熟”。魏源歌颂道：两河河口的高坝，“急则泄水入海，常则蓄水隔潮，已岂非地势使然哉”！
此外，魏源又考虑到江水水平面的高低情况，认为“水平则低田筑堤，使大水不能入民田，可使堤外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水自高于海”。因而他提出了两点设想：一是沿太湖各州县“大修圩田，则足以束外水使之平”，以建瓴之势，东注于江于海；二是于上游的长桥、宝带桥一带，疏浚吴淞江，“大去壅塞，方可吸湖水，使之奔腾于江”，同时“于吴淞口对坝逼溜”，以“激江水奔腾入海”。这些举措虽未能付之实施，未知后果若何，然而魏源的“纸上谈兵”，却是谈得似乎有理有据。至于在湖的周边“大修圩田”，使湖面日益狭隘，肯定是不妥的。
魏源认为：“天下事皆先本后末，惟治水则以末为本。”
所谓“治末”，就是重在治下游、治尾闾，“其利害功效，下游居十之七八，而上仅十之二三”。在苏南，“治吴中之水，终须致全力于吴淞，而未可紊其节次，劳其工程，舍尾闾而先肠胃哉”！下游通、尾闾畅，自然水流可迅速入海。魏源的这一设想有一定道理。
但是，治水不重视治源头，不重视治中上游，而以治下游、治尾闾为“本”，其他为“末”，这种思想对根治水患，恐怕是无益有害的。这，与他论及两湖水利时不重视治理源头的过度开垦的思想，是一致的。
